网络侮辱 诽谤罪治理的程序机制反思

网络暴力事件频发现象严重破坏社会公众的安全感。侮辱罪和诽谤罪,作为当前网络暴力犯罪中主要涉及的两大罪名,系告诉才处理案件,适应自诉程序。然而,在信息时代,固守传统告诉才处理案件只能适用“绝对自诉”的观念,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网络暴力犯罪治理的需要。无论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公安机关协助,还是《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中允许在一定条件下适用公诉程序的方式,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追诉机制问题。针对网络侮辱、诽谤犯罪呈现的社会危害大和因证据产生维权难的新特征,现提出两种路径:厘清“告诉才处理”与自诉程序的关系,构建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二元追诉模式;法律规定将通过网络实施的侮辱、诽谤罪作为自诉案件的例外,直接适用公诉程序。

网暴案件中的民行刑责任与一体化衔接

网暴案件往往会关涉民行刑三种责任。民事责任的讨论重点聚焦于平台责任及其边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立法强调平台的主体责任,但这种主体责任却不能被简单上升为平台广泛的事先内容审查,否则不仅会给平台运营造成重负,也会直接干预个人的言论表达;网暴案件的行政责任既涉及对网络侮辱诽谤者的治安管理处罚,也涉及对平台未尽保护义务的行政处罚;针对网暴案件的刑事规定迄今已覆盖网络侮辱诽谤罪的入罪条件、打击范围、自诉转公诉的条件,以及溢出侮辱诽谤罪的犯罪行为的定性与处理,但这些规定在细节上又都需要进一步地讨论和澄清。网暴案件的处理需要民行刑三者的衔接和协力,三者的一体化衔接应谨守刑法作为最后手段的立场,避免通过盲目扩大犯罪圈来回应网暴治理。在考虑是否需要制定单行的反网暴立法问题时,须戒除立法万能的认知,避免象征性立法造成的立法冗余和实施困难,同时避免对网暴的治理陷入以暴制暴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