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校网络信息治理及应对策略研究

新时代信息传播加速使得信息传播变得更加迅速,监控困难也大大增加,消息超载,真假难辨,易于潜伏,危害持久。本文以罗伯特·希斯创立的信息管理4R模型为基础,紧密结合当下历史背景,深入分析高等学校网络信息的信息传播及引发原因,并根据缩减、准备、反馈、恢复四大步骤,着重解读高等学校网上信息传播与处置工作中出现的盲点及不足之处,最终着重探讨高等学校网络信息体系的改进与创新。

网络信息治理的特质、挑战及模式创新

随着互联网的媒介属性日益彰显,网络信息治理面临日益复杂的局面。网络空间的传播变革,是推动网络信息治理的源动力。从目前来看,网络信息治理将面临三大挑战:能否达成或达成多大的价值共识,将决定网络信息治理的方向;如何防范或破解网络信息传播垄断集中的趋势,将决定网络信息治理的效度;如何划分公权与私权的界限,将决定网络信息治理的前景。治理模式的创新与优化,是推进网络信息治理的根本之举。从宏观层面而言,网络信息治理必须打破区隔化的规制思维,探索构建具有最大价值共识基础的多中心复合共治模式。从微观层面而言,推进网络信息治理模式创新与优化,需要不断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进程,探索构建权责明确、边界清晰的规则体系;需要不断完善网络空间治理生态,推动多元主体间形成相互依托、相互制约的良性互动机制;需要积极融入全球网络治理体系,建立内外联动、科学理性的舆情分析与风险评估机制。

中外对照网络信息治理对策研究

为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世界各国都逐步建立了一套相对健全的网络信息管控体系,通过对国外网络信息治理的经验对照分析,结合中国网络信息治理的现状查找问题,为中国网络信息环境发展建设提供参考性建议。

网络信息治理的国外考察及启示

网络信息治理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本文对国外网络信息治理的成功典型进行了考察,并分析了我国媒网络信息治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我国网络信息治理的建议。

场景服务创新:移动网络信息治理的场景化转型

场景是移动互联时代的重要元素,作为用户与媒介之间的连接方式,它深刻改变着移动用户的阅读需求与行为,在移动网络信息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移动网络信息传播中的消极因素及其影响与移动阅读的方式和特征有关,其治理之道在于构建融入微艺术、轻阅读的服务场景,提升用户的阅读行为素养。移动网络信息的治理,可依据场景服务的核心逻辑,将服务场景融入移动阅读之中,建构内容生产场景、全媒连接场景、社群共生场景、深度体验场景、终端融合场景,以内容、形式、对象、技术、终端的场景化服务模式为用户提供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综合性阅读体验和服务方案,培育良性的阅读行为,从而优化移动网络信息治理效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信息治理立法历程解析及新思路探究

党的十八后,为了治理和规范网络信息失序行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导下,网络信息治理立法经历了诸如加强网络信息治理立法主体建设,网络信息治理全过程立法等历程,体现了国家对网络信息治理立法采取了新思路。为了深刻领会和贯彻十九大报告精神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依法治网思想,有必要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信息治理立法历程及体现的新思路进行解析和探究。

重大疫情下的舆情处置和网络信息治理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重大疫情的暴发由于符合多重新闻价值标准和心理学特征,所以会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就是如此,各种与疫情相关的信息迅速成为热点,其中谣言不断出现,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恐慌,险些给此次疫情防控带来严重的次生灾害。本文从当下的网络传播特征出发,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网络舆情处置为例,深入探讨重大疫情背景下的网络舆情应对策略和网络信息处置措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舆论传播、引导与网络信息治理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舆论若引导不力,易引发社会动荡和人们恐慌.社交媒体具有快速传播的优势,同时也面临挑战.纷乱复杂的信息容易遮蔽人们的视界,真实的消息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突发事件,虚假的舆情和网络谣言则会破坏秩序.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况,关注事件中网络舆论传播、引导问题,探究舆论传播、引导与网络信息治理新理念和新方法刻不容缓.

重大疫情应对中微信群舆情引导与网络信息治理

微信群作为常用的即时信息交流方式,其舆情传播受制于发布主体的发布动机、信息内容的话题热度、群成员对信息传递载体的偏爱三个环节。重大疫情应对中,微信群舆情既有正面作用,又有负面效应。以微信群舆情的发布主体、信息内容、传递载体为基础,探讨微信群舆情网络信息治理方式,使微信群舆情更好地服务于重大疫情应对。

“推特”新闻信息治理经验对全球网络信息治理的启示

网络信息传播方式与传统信息传播方式具有明显的差异。网络的虚拟性使得合理价值观遭受冲击,商业主体的逐利性引发网络信息生态问题和违法犯罪问题,网络立法的滞后性与新闻信息治理需求产生错位。“推特”在新闻信息治理中注重在不损害个人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保护新闻自由,重视区分“敏感内容”和“滥用行为”,积极面向公共利益进行商业行为策略选择。“推特”的经验对全球网络信息治理具有积极的启示:应明确个人合法权益保护下的信息传播导向,注重技术治理与规则治理的协同推进,以及建立用户“自主自治”模式。

重大疫情中舆情引导与网络信息治理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推广与普及,网络平台成为公众议论社会问题的主要阵地。多媒体时代信息繁杂,真假难辨,网络舆情容易引发社会问题。文章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提出完善舆情引导机制、明确主体权责、坚持正确发声等舆情引导措施,旨在为该类事件的舆情引导提供参考,营造良好的网络信息环境,更好地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重大疫情应对中舆情引导与网络信息治理探赜

重大疫情应对是检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场"之一。在网络及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重大疫情暴发必然伴随舆情信息泛滥,舆情引导及网络信息治理成为应对重大疫情的"第二条"战线。为此,在重大疫情应对中,应坚持"第一者"视角和"他者"视角相结合、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相结合、依法规范与依情回应相结合的舆情引导原则。同时,在具体的网络信息治理中,可尝试实施技术性、人文性、基础性三种策略,以舆情引导及网络信息治理的"隐性"战线配合疫情防控的"显性"战线,全面协调推进重大疫情的整体应对与防控。

“脸书”新闻信息治理经验对全球网络信息治理的启示

各类网络平台已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主渠道。在网络信息传播中,“无价值性”推荐算法降低信息的可信度,市场主体的商业逐利性引发假新闻泛滥问题,立法的滞后性带来网络信息治理缺陷。针对这些现象,“脸书”积极打击假新闻,并基于动态算法向用户提供“有意义”的新闻信息。各国可以借鉴“脸书”的有效经验,明确网络平台的预先防范义务及责任,建立政府引导下的协同治理机制,完善对新闻信息推送的技术性规制,并构建“人工把控+用户监督”模式,以此优化网络信息治理体系。

第三方主体参与网络信息内容治理及其基本策略研究

[目的/意义]网络信息内容治理包括对不良或违规内容的处理和正面信息的生产分发,其目标是建构一个良好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环境。[方法/过程]运用文献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对网络信息内容治理主体的现存架构及其运行特点进行分析,提出在政府外部规制和平台自我规制之外,第三方专业机构主体参与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总结出第三方主体参与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主要策略。[结果/结论]第三方主体参与网络信息内容治理是对网络信息内容规制过程和状况进行审核评估的一种制度安排。明确第三方主体审核评估功能定位、确立对第三方主体的资质认可与信任、建立第三方主体内容审核评估规范和明确第三方主体的义务与责任等是基本策略。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网络舆情信息传播特征

在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基于新浪微博舆情信息大数据,探究基于不同类型意见领袖(官媒、自媒体与大V)的网络舆情信息传播机制。通过构建独立级联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模型,对3类意见领袖传播舆情信息特征予以评价。结果表明,官媒对舆情信息传播的主导作用最强,具有相当规模用户群的大V和自媒体,以不同方式影响舆情信息演化。研究结果为相关突发事件中的用户分析和舆情信息传播研究与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平台责任配置研究

数字内容产业的供求机制容易导致非法有害内容泛滥,从而带来严重的负外部性。由于数字内容平台处于守门人地位,因而需要强化以平台主体责任为核心的治理体制。平台责任配置的重点是激励平台履行合理注意义务,以最低的社会成本治理非法有害内容。平台责任配置应遵循法治原则、促进创新原则、有效激励原则、比例原则和过失责任原则,并建立多元主体合作治理体制。平台主体责任体制的基础是建立非法有害内容分类分级细则和分类配置数字内容平台主体责任。为此,应从以下方面完善数字内容平台主体责任体制:建立平台主体责任履行激励机制,完善非法有害内容违法犯罪的处罚措施,确保平台内容治理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强化平台内容治理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创新平台人工智能应用治理手段,提升平台内容治理的技术赋能。

国内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研究的系统性综述

[目的/意义]对国内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未来研究和治理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方法/过程]从CNKI核心期刊库采集文献数据,利用文献计量法揭示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研究的宏观态势,利用系统性综述方法筛选出符合标准的文献,从治理者、治理对象、治理工具以及治理机制4个维度进行梳理与归纳。[结果/结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成为学界基本共识,解决主体失灵现象和促进主体协同是近年来关注的重点之一;当前研究已经突破信息内容本身,与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和使用有关的各类主体、技术以及背景环境都成为研究对象;治理工具可以归纳为规制型工具、促进型工具和教育引导型工具3大类,借助数智技术强化治理工具效能已成为政府和多数学者的共识;治理机制归纳和划分为事前、事中以及事后3个阶段。未来需要更多从总体国家安全高度加强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整体性治理研究,加强网络正面优质信息内容生产与推荐,以及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中算法应用的风险治理研究。

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的背景、路径与边界

随着网络违法信息不断滋长蔓延,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在特定情况下不仅实有必要,而且成为迫切之需。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是网络犯罪性质演变与风险刑法观兴起交相作用的结果,从深层动因来看是因应网络空间传播变革带来的巨大压力,与网络治理模式及其背后的权力机制亦有内在关联。从治理重心和发展趋向来看,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将从内容规制转向平台规制。在内容规制方面,网络空间诽谤罪与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关于"情节严重"和自诉转公诉的适用规定,至今仍是核心争议焦点;在平台规制方面,如何基于类型化的角色功能,合理设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责结构,是网络空间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重点与难点。从制度层面分析,要防止刑法过度介入网络信息治理,关键在于回归传统刑法观,为此需处理好网络空间公权和私权的比例关系,探索构建相互依托和相互制约的网络空间权力格局。

对症下药还是面面俱到:健康辟谣中信息呈现对说服效果的影响研究

社交媒体中传统“把关人”机制失效,健康谣言“被辟谣-再出现”现象频发,愈加凸显辟谣信息设计策略的重要性。围绕健康谣言真假参半、情绪鲜明的信息呈现特征来探究健康辟谣信息说服效果,能更好地理解辟谣信息设计机理,为优化谣言治理策略提供有益借鉴。聚焦信息呈现的二维分类框架,设计2(内容呈现:单面内容vs.双面内容)×2(形式呈现:严肃形式vs.幽默形式)×2谣言类型(恐惧谣言vs.希望谣言)的控制实验,进而分析其与健康辟谣信息说服效果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内容呈现对健康辟谣信息说服效果具有显著影响,双面(vs.单面)的健康辟谣信息有更好的说服效果;内容呈现和形式呈现的交互效应对说服效果的影响受到谣言类型的调节;对于希望谣言,采用单面幽默的辟谣信息与双面严肃的辟谣信息均能实现更好的说服效果。

网络传播技术的潜在规定性及其对受众社会认知的影响

互联网已成为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网络媒体负有监测社会环境、引导公众正确认知社会的重要责任,其传播的事实类信息应保证真实性、完整性、重要性和代表性,观点类信息应该是客观、公正、理性和平衡的。媒介环境学认为,传播技术对媒体信息具有潜在的规定性。从这一视角考察可以发现,网络传播技术决定了网络媒体具有诸多不同于传统大众传媒的特点,这些特点导致其信息质量良莠不齐、社会信息碎片化、信息传播偏态化、信息个性化与分众化,以及泛娱乐化等倾向。以上信息倾向会使网络媒体呈现的媒体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客观现实,从而导致公众的社会认知出现偏差。因此,需要从技术治理、信息规制、受众网络信息素养教育等方面实施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