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儿童色情强制报告制度——基于中加两国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的比较性分析

作为先发式保护机制的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被诸多国家与地区所采用,我国《反家庭暴力法》也引入了该制度。但相较于同属家庭法融入该制度的加拿大,我国现有的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构成要素尚存有瑕疵。与此同时,面对近年来随着后网络时代新浪潮裹挟而日益泛滥的互联网儿童色情问题,我国目前的法律规范体系应对力度不足,可以借鉴相对较为完善的加拿大网络儿童色情强制报告制度,从而推动我国网络儿童色情强制报告制度的初步构建。

论网络儿童色情犯罪的特征及防治

网络儿童色情犯罪是一种新型犯罪,它与传统色情犯罪相较,具有自身特征:犯罪成本低、效益高;犯罪人网络特征是“虚幻”的;惩治极其困难;具有极强的社会危害性等。当前,网络儿童色情犯罪在全球已泛滥成灾,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西方主要国家纷纷采取措施予以打击,网络儿童色情犯罪得以遏制。我国与西方主要国家相比,在网络儿童色情犯罪打击防治方面还存有较大差距。需立足本国,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先进经验,对现有的防治措施予以不断完善。

我国网络儿童色情犯罪防治的现状与对策

网络儿童色情犯罪是一种新型犯罪,我国在防治上还存有相当缺憾:立法不完善;打击网络儿童色情方面,有关职能部门与学校、家长彼此缺乏沟通、协作;职责交叉重叠,内耗较严重,打击不力。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改变现行的防治状况,如:依靠广大网民监督、检举网络儿童色情网站;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与相关部门间的信息沟通,建立长效配合工作机制等。

我国网络儿童色情犯罪的预防与治理——以“儿童邪典片”为切入点

美国You Tube"儿童邪典片"事件引发对儿童软色情暴力全球性关注的同时,也对司法界有关儿童网络色情犯罪的预防、监管和治理问题予以警示。分析儿童邪典片中各方刑事责任并对照我国现状,针对现阶段网络儿童色情犯罪立法体系不完善、职能部门职权较差,网络内容分级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应借鉴英美日三国的防治办法,依据儿童利益最大原则,从立法体系、网络内容分级制度及网络防治机构设置等方面加以完善,并建立家庭和学校的协作机制。

域外网络儿童色情犯罪的规制状况及启示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儿童色情犯罪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而我国并没有针对网络儿童色情犯罪的单独立法。域外对网络儿童色情犯罪的法律规制体现在发达国家的立法及有关国际公约中,可以对我国规制网络儿童色情犯罪提供如下启示:在刑法中设立色情犯罪的独立罪名,完善刑法中年龄和性别规定的缺漏,明晰儿童色情制品持有者(观看者)的法律责任,完善对性犯罪者的社区矫正与强制治疗,完善现有的网络相关行政法规,在民法中设立个人隐私数据的被遗忘权。

网络儿童色情制品犯罪治理的刑事挑战与应对

网络儿童色情制品犯罪可以分为制作型、传播型和持有型三种类型。我国刑法采取有限区分保护模式,以“淫秽物品”的定义作为儿童色情制品的判断标准,仅在刑事处罚中采取从重处罚措施,对儿童性权利的保护具有附随性,存在持有型儿童色情制品犯罪尚未入罪和网络儿童色情制品强制报告制度不健全等不足。基于犯罪治理的需要,我国应当在刑事立法上确立全面区分保护模式,将持有儿童色情制品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细化网络儿童色情制品强制报告制度,并扩大刑事禁止令在网络儿童色情犯罪预防领域的适用。

我国网络儿童色情犯罪防控对策研究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移动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网络儿童色情犯罪呈现出犯罪手段隐蔽、软色情信息泛滥、犯罪成本较低等特征。立法不完善、性教育的缺失、网络内容分级制度未建立、互联网企业缺乏自律等是网络儿童色情犯罪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通过借鉴域外经验,从完善相关法律、加强儿童性教育、引导企业自律、健全分级制度和被害儿童的司法救助五个方面提出对策。

浅析网络色情犯罪

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人们获取信息、掌握知识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间接的成为了一些人传播淫秽色情的通道。而淫秽色情的泛滥给青少年的成长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打击网络色情犯罪的同时应结合我国的现状制定出合理的对策，有效打击网络色情，共建和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