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N机构在网络内容治理中的功能定位与价值实现

网络内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网络生态健康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多频道网络传播(MCN)机构内嵌于平台内容传播之中,是内容生产层面的中介者,也是内容消费产业的形塑者,承担着优质内容输出者、合规经营引领者、正向舆论传播者的制度性角色功能。充分发挥其功能优势,有助于完善行业自律机制,推动构建符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特征的网络内容治理体系。但与此同时,MCN机构的市场主体属性也使其面临被资本利用而影响正向功能发挥的困境。因此,需要通过构建元治理理论指导下的网络内容治理体系,加强对MCN机构的动态监管、敏捷治理以及强化其社会公信力来发挥其价值和功能。

网络内容治理的主体结构理论研究

网络内容治理包括国家及政府部门、互联网企业和行业组织、网民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各主体所扮演的治理角色、承担的治理责任、参与治理的途径各不相同。这些主体间以不同的位置关系组合在一起则形成了不同的治理结构,各种各样的治理主体结构可以抽象概括为以新加坡、韩国为典型的层级式结构,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多中心结构,以及混合结构。三种结构形态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但各有适用的情形和领域。塑造符合我国网络内容治理实际需求的主体结构,关键是确定各治理主体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功能性分权,其中最重要的是确定广义政府的位置。同时,在治理结构塑造的过程中,要针对不同的治理对象设置不同的结构,并建立起结构之间变换的制度性机制。

中国网络内容治理政策:变迁脉络与工具选择——基于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

基于数字治理的视角,从网络内容生产模式变化的三个阶段:专业生成内容(PGC)、用户生成内容(UGC)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来考察中国网络内容治理政策的变迁脉络。选取1997年至2022年出台的81项网络内容治理政策文本,采用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方法,建立了“治理工具—治理环境—治理价值”的三维政策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这三个阶段网络内容治理政策的共性体现在对规范式治理工具的偏好和对安全、有序两大治理价值的选取方面;差异性不仅体现在运动式、引导式与智能式等治理工具在不同阶段的使用频率上,还体现在各阶段对发展、和谐治理价值的关注度上。中国政府在网络内容治理领域具有“强监管”的路径依赖、“善学习”的能力禀赋和“重稳定”的渐进特性,由此需要从治理工具、治理环境与治理价值三个维度入手,切实提高中国数字政府治理与数字社会治理能力。

网络内容治理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及保障措施研究

本文在对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原则予以分析,总结出其应具备信息整合与融合、信息管理与检索、信息沟通和信息分析等功能基础上,对网络内容信息治理共享平台进行框架设计,并从制度、技术、人才角度提出相应保障措施。

网络内容治理:基于负面清单的信息质量监管

网络内容治理是一种以负面清单为基础,政府主导、多主体协同的信息质量监管。理论上,"安全"和"发展"是网络内容治理的两个基本价值向度,它们同等重要但不一定可以兼得。实践中,各国对这两种价值向度的理解尤其是二者之间的排序差异很大,从而呈现出不同的信息质量监管模式。静态地看,一国的网络内容治理体系是在既有国情下对"安全"与"发展"的权衡和定位;动态地看,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增长,其网络内容治理中的价值向度会从"安全为大"逐渐调整为"发展优先"。在不同的价值选择下,网络内容治理的负面清单、监管模式及相关制度安排都会有所不同。

网络内容治理的概念建构和形态细分

网络内容治理的概念建构,经历了从内容到网络内容的词汇转换,内隐着网络内容与网络形式的语义区分,体现了从日常语言到学术语言的学理化过程。作为学术语言的网络内容治理,其核心意涵是对互联网信息进行质量监控,它贯穿于网络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等所有环节,着力于网络内容生态的定向涨落。网络内容治理的直接指向是网络不良内容,它与"不合格"网络内容的同族概念如有害信息、负面信息、不良信息、非法信息等形成相互涵摄关系。近年来,"内容生态"作为网络内容治理的新指向越来越引人注目,正在从理论研究走入治理实践。以此为基础,网络内容治理可细分为网络内容监管和网络内容生态治理两种具体形态,它们在理论基础、推进逻辑、执行结构和政策工具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新加坡网络内容治理及对我国的启示

作为网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内容治理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新加坡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网络内容进行治理,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一套完善的网络内容治理体系,树立了网络内容治理的典范,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分析新加坡网络内容治理的保障体系和具体方法,结合我国网络内容治理现状,以培育政府、行业、网民三方治理主体和运用法律、技术、道德等多种手段为切入点,阐述新加坡网络内容治理对我国的启示。

国内法域外适用:跨境网络内容治理的实践机制

国际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跨境网络内容治理的挑战。网络空间中有国家主权,跨境网络内容治理需要科学而严密的国内法作指引。虽然我国加强了互联网领域的域外效力条款立法,并通过国内法域外适用机制进行跨境网络内容治理,但仍存在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提高跨境网络内容治理水平,需要政府、行业自律组织、网络平台等多主体协同参与,并通过提高相关中国法域外适用效果、加强境内网络平台涉外内容治理、建立具体事务领域常态化国际合作机制、提高网络平台企业业务合规水平等举措共同推进。

网络内容治理行政处罚实践难题及其制度破解

网络内容治理行政处罚存在行政处罚认定性难题、界定性难题与权责性难题。网络内容治理行政处罚法律制度缺陷、约谈制度对行政处罚的潜在影响及网络内容治理行政处罚机制供给不足是导致现实难题的制度性因素。真正的核心与要害在于制度,通过体系结构、重点领域、内容分级管理方面弥补网络内容治理行政处罚法律制度缺陷;正确解读与合理运用网络内容治理约谈制度,在协同治理理论下,实现网络内容治理约谈制度法律本位回归;构建完善网络领域行政处罚刑事司法衔接制度、行政处罚执法协作机制、行政处罚程序监督机制,实现网络内容治理行政处罚实践难题制度性破解。

我国网络内容治理模式及其路径优化研究

以政企发包为代表的代理式监管和以专项整治行动为代表的运动式整治作为一种双重治理模式,反映了在中国网络内容治理的方方面面,其本质是发挥行政手段约束力强、见效快的优势,实现对网络负面信息内容的有效治理。文章在分析系列“网络专项整治行动”的领导结构、工作模式以及责任机制的基础上,尝试回答这一模式嵌入当前网络内容治理的正当逻辑,并以此为基础,深入分析了现阶段我国网络内容治理的治网模式和工具偏好。实现网络内容的有效治理,要在治理理念和内容模式上进行总结和反思,尤其是在当前中国制度化结构中,探求代理式监管与运动式整治的模式关联,建立起更加完善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网络平台在网络内容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

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网络平台的角色定位经历了漫长变迁,从早期的信息中介组织演变为如今集先进网络技术的掌握者、商业组织形态的探索者、复杂治理格局的参与者于一体的重要角色。与之相伴的是网络平台在网络内容治理中的角色演变,从被动的治理对象转变为主动的内容管理者,法律对于网络平台的治理主体定位持续强化。网络内容治理的协同治理格局要求各治理主体之间形成自主且平等的关系,因此需要对网络平台的法律地位进一步调整。法律应当赋予网络平台对网络内容治理目标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在内容治理责任的设定上,应当尊重网络平台采取的具体网络内容管理方式。司法审查应着重保障其他治理主体的自主性,使之不因网络平台的优势地位而受损。

双重不对称合作:平台内容治理主体责任的运行与优化

将主体责任这一中国特色法治话语运用于平台内容治理是一种创新的治理方式,具有新型复合特征。从政府与平台合作互动的角度出发,平台内容治理主体责任的运行具有权力责任、成本收益双重不对称的特征。但不对称并不代表不平衡或不合作,通过“不对称杠杆的平衡”模型将权力责任与成本收益的调节相对接,能促进政府与平台间的非对称性互惠与合作。在完善主体责任时,可以明晰平台治理权力的公法责任约束,以平台尽职免责为激励机制,释放政府与平台基于公共利益互惠行动的活力。适用“因人而异”的不对称规制,以嵌入式合作为抓手,根据支付能力和管控能力对平台分级分类并形成平台内容治理主体责任的指南清单。

新安全、智能化与网络内容生态治理——2023年度中国网络治理研究全景式学术扫描

随着互联网成为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之一,网络治理成为关乎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之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横空出世,搅动信息传播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带来智能信息生产与传播治理的全新问题。新闻传播学、法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对新技术新语境下的网络治理课题展开研究探索。本文对2023年度中国网络治理研究展开全景式学术扫描,对新安全格局下网络综合治理、网络内容生态治理、智能治理、数据与算法治理等热点问题研究进行剖解点评,旨在为未来网络治理格局的巩固建设提供参鉴。

第三方主体参与网络信息内容治理及其基本策略研究

[目的/意义]网络信息内容治理包括对不良或违规内容的处理和正面信息的生产分发,其目标是建构一个良好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环境。[方法/过程]运用文献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对网络信息内容治理主体的现存架构及其运行特点进行分析,提出在政府外部规制和平台自我规制之外,第三方专业机构主体参与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总结出第三方主体参与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主要策略。[结果/结论]第三方主体参与网络信息内容治理是对网络信息内容规制过程和状况进行审核评估的一种制度安排。明确第三方主体审核评估功能定位、确立对第三方主体的资质认可与信任、建立第三方主体内容审核评估规范和明确第三方主体的义务与责任等是基本策略。

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平台责任配置研究

数字内容产业的供求机制容易导致非法有害内容泛滥,从而带来严重的负外部性。由于数字内容平台处于守门人地位,因而需要强化以平台主体责任为核心的治理体制。平台责任配置的重点是激励平台履行合理注意义务,以最低的社会成本治理非法有害内容。平台责任配置应遵循法治原则、促进创新原则、有效激励原则、比例原则和过失责任原则,并建立多元主体合作治理体制。平台主体责任体制的基础是建立非法有害内容分类分级细则和分类配置数字内容平台主体责任。为此,应从以下方面完善数字内容平台主体责任体制:建立平台主体责任履行激励机制,完善非法有害内容违法犯罪的处罚措施,确保平台内容治理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强化平台内容治理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创新平台人工智能应用治理手段,提升平台内容治理的技术赋能。

国内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研究的系统性综述

[目的/意义]对国内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未来研究和治理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方法/过程]从CNKI核心期刊库采集文献数据,利用文献计量法揭示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研究的宏观态势,利用系统性综述方法筛选出符合标准的文献,从治理者、治理对象、治理工具以及治理机制4个维度进行梳理与归纳。[结果/结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成为学界基本共识,解决主体失灵现象和促进主体协同是近年来关注的重点之一;当前研究已经突破信息内容本身,与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和使用有关的各类主体、技术以及背景环境都成为研究对象;治理工具可以归纳为规制型工具、促进型工具和教育引导型工具3大类,借助数智技术强化治理工具效能已成为政府和多数学者的共识;治理机制归纳和划分为事前、事中以及事后3个阶段。未来需要更多从总体国家安全高度加强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整体性治理研究,加强网络正面优质信息内容生产与推荐,以及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中算法应用的风险治理研究。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网络内容治理发展逻辑探究

互联网技术通过变革网络内容生产方式实现对网络内容生态的型塑,理解当前的网络内容治理现状与困境,有必要回到互联网技术发展及其变革内容生产方式的底层逻辑。回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历史,从治理场景变迁(治理对象)治理资源配置(治理能力)治理体系(治理体系)三个维度,我国网络内容治理的发展逻辑是:内容泛在下网络内容治理场景拓展既是一种适应性的治理范围延伸,也潜藏着常态化治理难题;互联网技术的现代化、商业化、全球化发展导致当前网络内容治理资源的短缺;互联网的连接属性推动监管者从体系,能力,技术上向“协同治理”寻求对策。在互联网技术的去中心化本性和治理逻辑的中心化惯性之间寻找平衡点,并提出网络内容治理的实质是技术治理。

互联网平台社会语境下网络内容治理机制研究

互联网平台已成为网络内容生产和分发的核心枢纽,在这一语境下的网络内容治理机制研究需遵循平台逻辑。文章以内容生产的专业性和多样性两个维度为坐标,对以互联网平台为枢纽的网络内容传播行动者总体格局进行勾勒,区分和比较了专业媒体、机构媒体、公众三类主体内容生产的特征和传播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算法+人工”治理、法律治理和平台规制、账号治理三类治理措施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建立泛内容监管体系、细化内容管理制度、整顿平台账号、注重“激励”机制等网络内容治理路径。

构建网络内容治理主体协同机制的作用与优化路径

互联网环境下,不同主体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互联网内容治理不再是单一公共部门的责任,而需要构建主体协同机制,推动不同主体协同参与共同解决当前的治理困境。本文对互联网内容治理中主体协同机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基于我国的现实情况和国外经验,探究作用机理和优化路径。结果表明,构建主体协同机制有助于促进资源流动、调和不同主体关系以及解决责任认定的难题。面对当前我国互联网内容治理中存在的协同失衡问题,可以从理念、制度、组织、技术等角度,优化网络内容治理主体协同机制。

网络内容治理发展态势与应对策略研究

网络内容治理经历了早期政策奠基阶段(1994-1999年)、管网转向治网阶段(2000-2010年)、网信系统治理阶段(2011-2013年)和治理体系完善阶段(2014-至今),现已成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网络内容治理在治理理念、治理主体、立法执法、技术手段等方面难以适应实际的需求,正面临发展挑战。为提高治理效果,网络内容治理要建立中国网络内容治理体系、推动治理技术发展、形成多方主体协作机制、对内容各环节出台治理举措,最终建设成良好的互联网内容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