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制裁的国际法分析与应对

随着网络攻击和恶意网络活动的增加,网络制裁成为国际社会应对网络威胁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网络制裁在国际法领域面临诸多挑战。文章梳理了网络制裁的产生以及主要国家的网络制裁实践,分析了网络制裁在动机明确性与归因困难、手段多样性与武力冲突风险、合法性与人权问题等方面的矛盾。针对网络制裁对中国的影响,文章提出了完善国内法律体系、加强国际合作等应对策略,旨在为中国有效应对网络制裁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欧盟网络制裁机制的国际法透视

欧盟网络外交近年来发展迅猛。随着恶意网络活动的日渐增多,欧盟在网络外交的框架下快速建立了网络制裁机制,并正式付诸实施。欧盟网络制裁的制度设计形式上与欧盟以往的制裁机制保持了一致,但存在法律方面的不确定性:“网络攻击”的界定过于宽泛;“严重后果”的适用难以客观化;回避网络攻击的归因与证据问题;过分强调审慎原则的规制效用;倡导集体制裁的倾向。这些问题将不同程度地制约欧盟制裁机制的顺利运作。由合法性角度观之,欧盟目前针对个人或实体的网络制裁措施尚无法以国际法上的还报或反措施来证立;由实效性角度观之,欧盟网络制裁机制的威慑和劝诫效果不宜过分夸大。有鉴于此,欧盟应谨慎使用网络制裁。现阶段,在欧盟网络制裁尚未扩大化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对欧盟的网络制裁机制保持适度的克制和警惕。

网络刑事禁止令制裁措施的创制

传统刑事禁止令遭遇网络环境后出现失灵现象,无法在网络空间社会施展预防机能。考虑到维护网络空间安全价值的优位性、网络安全法益的整体迁移态势、网络技术风险的积极制衡理念、舒缓传统刑罚处罚措施的衔接不畅之弊、激活网络空间禁网令的积极预防功能,建构网络刑事禁止令刻不容缓。网络禁止令的理论基础是积极预防理念;适用对象包括自然人和法人,适用罪名应无禁区,假释考验期亦可适用;应围绕网络空间技术风险及其防控的指标系数设计具体的禁止令类型;网络禁止令应当作为未来网络刑事制裁体系的独立部分。

网络刑事制裁范畴的理论视域与制度具象之前瞻

网络时代不仅颠覆传统犯罪观念,也冲击传统刑罚理念。网络技术异化风险步步紧逼,刑法价值与机能的转变预示着预防性刑罚措施的到来与积极预防刑罚导向的兴起,网络制裁有效性命题推动传统刑罚体系与结构的代际蜕变。网络刑事制裁作为全新的独立范畴渐生雏形,却是当前网络刑法知识整体转型的短板。网络技术代际变迁、网络社会成熟且不断趋于独立等因素,使网络刑事制裁成为呼应网络犯罪形态的开放性专属范畴,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性、阶段性概念,制裁体系存在绝对专属与相对专属等功能演变阶段。基于罪质轻重、主体差异、制裁功能等因素,网络刑事制裁措施的类型具有多元性与层次性,既包括物理性断网、实名制、数据删除等宏观措施,也包括网络禁止令、从业禁止等微观措施。

突破价值链网络化制裁——企业结构性权力与中美中间品贸易

在国际经贸关系与经济制裁实践中,关税传统上体现为对最终品设置贸易壁垒,旨在限制目标国出口并增加其经济成本。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加征的新型关税在形式上针对中间品贸易、在目的上企图使中国从全球价值链中脱嵌,体现出价值链网络化制裁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华价值链网络化制裁在不同产业之间的烈度存在较大差异,如中美医药产业之间的向后连接体现出较强韧性,信息技术产业却遭受了重大冲击,这种差异辐射到了整个中美经贸格局中。通过挖掘逐利行为体企业和逐权行为体国家的相互关系,作者尝试构筑以常驻美国企业为核心的国内政治解释框架:常驻美国企业借助其在美国国内的两种结构性权力以对抗和制约美国政府将经济关系武器化的行为,即企业在美国政府决策结构中的参与性权力及其在政治议程结构中的议价性权力。在“铁锈带”以外的非战略产业中,企业若能掌握两种结构性权力中的一种,便能够降低价值链网络化制裁烈度并减轻其对中美经贸格局的负面滞后效应。而在“铁锈带”之外的战略产业中,企业必须同时掌握两种结构性权力,才能有效缓解价值链网络化制裁并推进中美中间品贸易的发展。

从俄乌冲突看俄罗斯“断网”演习的意义

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多个互联网提供商宣布,对俄罗斯采取了全方位、多维度的网络制裁行动,导致俄罗斯面临“断网”威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网络空间主权,从2014年开始布局“俄罗斯境内互联网”建设,并开展了多次“断网”演习。此举对俄罗斯在关键时刻保证本国网络的正常运转,大幅削弱美欧对俄罗斯网络空间的威慑,具有战略意义。

新型网络化制裁的结构性限制

21世纪以来,新型网络化制裁成为一种新的外交强制形式,即通过将全球经济网状结构中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转换为强制性权力,进而迫使结构中的其他行为体与特定对象断开连接。尽管新型网络化制裁具有令人“谈虎色变”的威力,然而经验事实表明其使用频率仍低于传统制裁,且在不同情况下其制定与实施存在显著差异。为厘清哪些因素限制了新型网络化制裁的使用,作者基于社会网络分析和复合依赖型政治经济理论提出了围绕网络演化速率的结构性解释,即结构的外部形态特征与其内在适应度决定了结构演化的速率,进而构成了网络化制裁的滞后成本和掣肘因素。结构既是网络化制裁的权力基础,又是其制约条件。通过对美国在货币金融网络和半导体技术网络中的网络化制裁进行案例分析,可发现主导国领导人为了避免在其任期内推动结构快速演化,在层次相对单一、形态呈多中心且功能性受制裁影响较大的经济结构中会谨慎并克制地使用网络化制裁;而在层次相对复杂、形态呈单中心且功能性受制裁影响较小的结构中则频繁并激烈地使用网络化制裁。

相互依赖武器化、网络结构演化和网络性权力——以半导体和国际金融网络的案例分析

当前,美国不断强化网络化制裁护持霸权行为,但已有研究并未剖析制裁对资本循环的影响。基于此,文章以网络结构的演化为中介变量,对霸权国相互依赖武器化对网络性权力影响的内在运行机制进行探究,弥补了已有研究的缺陷。网络性权力依托于网络结构,是霸权国向外投射实力的基础。随着新兴大国崛起和霸权式微,以切断网络连接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化制裁成为美国打压他国经济、护持霸权的主要手段。文章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了网络化制裁护持霸权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半导体产业链、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案例分析为支撑。从长期来看,通过权力自我强化—削弱机制,螺旋升级的制裁将持续破坏网络结构,网络结构的演化又会不断侵蚀网络性权力的结构基础、削弱权力的经济源泉,其结果与霸权护持相悖。目前中国的网络性权力仍处于赶超阶段,应夯实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基础,坚持高水平改革开放,强化与各经济体的合作,努力提升自身的经济实力。在与现有国际体系深度嵌合的同时,应构建关键领域的替代网络,以提升自身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