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价值链网络化制裁——企业结构性权力与中美中间品贸易

在国际经贸关系与经济制裁实践中,关税传统上体现为对最终品设置贸易壁垒,旨在限制目标国出口并增加其经济成本。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加征的新型关税在形式上针对中间品贸易、在目的上企图使中国从全球价值链中脱嵌,体现出价值链网络化制裁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华价值链网络化制裁在不同产业之间的烈度存在较大差异,如中美医药产业之间的向后连接体现出较强韧性,信息技术产业却遭受了重大冲击,这种差异辐射到了整个中美经贸格局中。通过挖掘逐利行为体企业和逐权行为体国家的相互关系,作者尝试构筑以常驻美国企业为核心的国内政治解释框架:常驻美国企业借助其在美国国内的两种结构性权力以对抗和制约美国政府将经济关系武器化的行为,即企业在美国政府决策结构中的参与性权力及其在政治议程结构中的议价性权力。在“铁锈带”以外的非战略产业中,企业若能掌握两种结构性权力中的一种,便能够降低价值链网络化制裁烈度并减轻其对中美经贸格局的负面滞后效应。而在“铁锈带”之外的战略产业中,企业必须同时掌握两种结构性权力,才能有效缓解价值链网络化制裁并推进中美中间品贸易的发展。

新型网络化制裁的结构性限制

21世纪以来,新型网络化制裁成为一种新的外交强制形式,即通过将全球经济网状结构中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转换为强制性权力,进而迫使结构中的其他行为体与特定对象断开连接。尽管新型网络化制裁具有令人“谈虎色变”的威力,然而经验事实表明其使用频率仍低于传统制裁,且在不同情况下其制定与实施存在显著差异。为厘清哪些因素限制了新型网络化制裁的使用,作者基于社会网络分析和复合依赖型政治经济理论提出了围绕网络演化速率的结构性解释,即结构的外部形态特征与其内在适应度决定了结构演化的速率,进而构成了网络化制裁的滞后成本和掣肘因素。结构既是网络化制裁的权力基础,又是其制约条件。通过对美国在货币金融网络和半导体技术网络中的网络化制裁进行案例分析,可发现主导国领导人为了避免在其任期内推动结构快速演化,在层次相对单一、形态呈多中心且功能性受制裁影响较大的经济结构中会谨慎并克制地使用网络化制裁;而在层次相对复杂、形态呈单中心且功能性受制裁影响较小的结构中则频繁并激烈地使用网络化制裁。

相互依赖武器化、网络结构演化和网络性权力——以半导体和国际金融网络的案例分析

当前,美国不断强化网络化制裁护持霸权行为,但已有研究并未剖析制裁对资本循环的影响。基于此,文章以网络结构的演化为中介变量,对霸权国相互依赖武器化对网络性权力影响的内在运行机制进行探究,弥补了已有研究的缺陷。网络性权力依托于网络结构,是霸权国向外投射实力的基础。随着新兴大国崛起和霸权式微,以切断网络连接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化制裁成为美国打压他国经济、护持霸权的主要手段。文章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了网络化制裁护持霸权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半导体产业链、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案例分析为支撑。从长期来看,通过权力自我强化—削弱机制,螺旋升级的制裁将持续破坏网络结构,网络结构的演化又会不断侵蚀网络性权力的结构基础、削弱权力的经济源泉,其结果与霸权护持相悖。目前中国的网络性权力仍处于赶超阶段,应夯实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基础,坚持高水平改革开放,强化与各经济体的合作,努力提升自身的经济实力。在与现有国际体系深度嵌合的同时,应构建关键领域的替代网络,以提升自身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