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危机治理中政府组织间合作机制创新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已成为公共事件的重要载体。公共事件经由网络的中介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使有利舆情得到传播,为公共事件的解决发挥其应有作用。与此同时,不得不面临网络危机的出现,应对网络危机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更离不开政府组织间的合作以及合作机制的良性发挥,政府组织间合作直接影响着网络危机的治理效果。梳理相关研究文献,介绍相关基础理论,着重基于当前网络危机治理情况,剖析政府组织合作机制现状,从而挖掘出目前合作机制存在的不足;据此,尝试提出构建网络危机治理中政府组织间良好合作机制创新的对策。

公共危机治理网络的理论生成、现实困境与革新路径

公共危机的交互性与外部推动力呼唤治理网络的生成。公共危机治理网络力求主体多元化、结构多中心化与协作机制平等化的治理面貌,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转“危”为“机”的目标。当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网络仍存在信任丧失引发合作悖论、规则缺失招致角色模糊、知识缺乏造成能力弱化与权威模糊导致运行低效等现实问题。公共危机治理网络的建构要正视价值取向、治理目标、科学方法和组织结构的整合功能。为此,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信任机制,通过“防患于未然”明确责任机制,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手段,以科学的指导方法助力公共危机治理网络实现革新。

公共危机治理网络：框架与战略

就当前我国的危机应对仅处于"管理"而非"治理"的现状,提出中国需要建设由公共部门、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社区为单元的公民个人及家庭、国际组织为全主体,针对全危险要素进行全阶段应急管理的危机治理网络,并通过制定国家应急反应框架作为应急行动的最高战略计划和协同预案,以配套的国家应急管理系统下统一行动模板,实施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核心战略和行动策略:着重演练和整合现有预案体系、夯实公共危机治理网络的行动基础,采用大部委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建立公共危机治理网络的核心机构,以细化《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契机,完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的制度框架,与电子政务建设相结合,打造公共危机治理网络的应急平台。

我国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双重整合机制的构建

危机已经成为了现代动荡社会环境中的常态,这对当代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指出,与高效能的危机管理系统相对应的一种现实选择,是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理论,基于我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逐步形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网络治理结构:在政府为主体与中央政府最高统一决断机构的前提之下,政府机构常规化、制度化地主动地协同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及国际组织,共同形成公共危机管理的上下联动、网络应对的格局,形成组织权力平时分解、决断权力战时统一、临境应急协同主动这样一个统分结合的网络治理结构,以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但由此塑造的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诸多的机能障碍,迫切需要从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本两方面入手,刚柔并济,共同塑造其整合机制以发挥其在危机应对中的协同效应。

公共危机治理网络视阈下的政府间关系

在由多元主体共同构成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中,政府仍然是其中对资源和权力进行权威配置的核心主体。从战略高度调整公共危机治理网络中政府间关系的核心与前提则在于重构以政府为核心、各参与主体的权力-责任分配机制,实行平战结合、统分结合的权力分配体制,形成常态管理和危机预警、恢复阶段彼此间共享权力、分担风险与战时集中决策、统一指挥并存的权力分配格局。

公共危机决策网络治理结构学习机理探析

危机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环境的常态,而单一政府危机决策主体因为其种种缺陷而成为危机应对的掣肘,甚至形成许多新的危机源。塑造由多元决策主体所构成的公共危机决策网络治理结构,成为了必然的选择,我们塑造的公共危机决策网络治理结构应该是具有高度前瞻眼光、强烈全局意识和快速机敏智胜的动态学习型系统,学习成为其生命力延续最重要的动力机制。

公共危机治理网络的自组织演化模型

运用自组织理论分析公共危机治理网络自组织演化机制,研究公共危机治理网络自组织演化的必要条件和动因.并借用生态学中的Logistic模型构建公共危机治理网络系统动力学模型,以含3个应急管理主体的模型为基础,对其进行仿真模拟.结果表明,公共危机治理网络可自组织演化至稳定状态;应急管理主体达到的平衡所需时间与初始状态和固有增长率正相关,平衡时的规模与网络内应急管理主体的数量、自身最大规模正相关.应急管理主体平衡状态时的规模与竞合效应系数密切相关.因此,通过增强资源保障、多元参与、信息共享及协同治理等举措有助于公共危机治理网络的自组织演化.

治理网络:我国自然灾害危机治理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自然灾害危机应对只处于"管理"而非"治理",中国需要建设由公共部门、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社区为单元的公民个人及家庭、国际组织为全主体,针对全危险要素进行全阶段应急管理的自然灾害危机治理网络,作为制度化、标准化的协作体系、制度平台和统一行动模板,即着重塑造全球治理框架下的自然灾害治理网络,构建自然灾害的综合治理模式;构建统一的自然灾害治理预案体系,提供危机治理网络的行动基础;建立自然灾害治理核心机构,实现自然灾害治理的统一行动;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构建自然灾害治理网络的技术支撑平台;坚持灾后学习与演练,锻造自然灾害治理网络的协同能力。

突发事件中危机治理网络的实践及其改进——以5·23华安旅游客车坠江为例

突发事件具有高度复杂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其对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巨大威胁让以政府为单一管理主体的危机管理力不从心。不少学者提出了危机协同治理、危机治理网络等以治理为核心理念的解决之道。在实践中,这种协同合作的危机治理网络如何运作,建构危机协同治理网络的困境和瓶颈有哪些。本文以今年5·23华安旅游客车坠江事件为例,分析在处置过程中,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个人如何协同配合,顺利妥善地处置事件;梳理各主体在处置过程中的角色地位,探讨提高危机治理网络整体协调治理能力的着力点。

从“5·12”特大地震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网络建设

本文基于"5·12"汶川特大地震,就我国政府快速高效整合全主体响应行动、信息第一时间在全主体间真实共享、各军兵种联合作战勇贯应急全过程、国际机构和组织参与救援各尽其能等一系列突出特点进行综合思考,提出我国建立全球框架下公共危机治理网络,践行全主体协同响应模式;完善统一的公共危机应急预案体系,夯实治理网络的行动基础;建立专业性公共危机治理核心机构,实现危机治理的综合协调;打造高科技公共危机治理技术平台,支撑治理网络无缝隙衔接;键全社会资本与法制规则并济机制,发挥治理网络全主体合力;强化政府媒体与公众三元互动机制,规范危机的社会认知管理;普及全国民应急知识宣教危机意识,提升治理网络的学习能力。

大数据时代网络抗争治理——基于江苏启东事件的个案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社会抗争具备了与传统时代不同的特点,即它不再具有固定组织结构与形式,不再依托固定意识形态来加强与成员之间的纽带,甚至组织成员都不再固定。借助互联网,抗争成员根据个人兴趣选择与网上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就相关议题进行直接意见交换和讨论,一旦意见统一就产生强烈的抗争意愿,而兴趣消失或者议题解决后,这种短暂的虚拟社区和松散组织就很快消失。这些新的特点为社会治理带来了极大挑战,也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以江苏启东环保抗争为案例,分析了大数据时代抗争运动新的特点,并为地方政府如何应对和治理提出建议和对策,同时指出了我国在大数据时代前瞻性预测与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