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基层治理:县级融媒体中心与基层网络政务服务的融合发展

县级融媒体中心和基层网络政务服务,是新媒体环境下两个重要的基层治理创新体系。当前,二者均步入深化发展阶段,并面临着不同层面的发展瓶颈,与地方发展实际和用户现实需求距离较远。本文从问题出发,结合主体特性,着眼于“信息内容服务”的共同取向,提出基层网络政务服务以县级融媒体中心为支点、县级融媒体中心以基层网络政务服务为抓手的融合发展逻辑,系统论述了二者融合发展的意义与价值,并从“体系融合”“功能融合”“人才融合”“平台融合”四个视角切入探讨融合模式问题,提出以融合姿态嵌入基层治理的对策建议。

乡村振兴语境下“三治融合”治理体系的创新探索

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构建乡村新格局、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其不仅具有实践可行性,还能有效应对乡村治理的现实挑战。文章以乡村振兴治理体系的创新探索为主题,围绕自治、法治、德治展开论述,分析了“三治融合”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合理性和研究的重要性,通过对某市及样本村的具体调研,揭示了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基于对现状与问题的分析,提出了针对“三治融合”实现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路径。

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城乡基层治理深度融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改进创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机制。新时代文明实践是新时代群众工作的战略工程,一头连着精神文明建设,一头连着城乡基层治理,要以“党建+文明实践”为引领,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赋能基层治理,将精神文明建设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

基层党建引领下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探索--以漳浦县为例

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漳浦县乡村治理工作把落实主体责任作为重要抓手,建立健全治理工作机制;把加快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把改善民生作为第一工程,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美丽乡村。但仍存在乡村治理主体弱化、村民参与政治意识薄弱、乡村产业经济匮乏等问题。为此,要强基固本,完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激发活力,充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因地制宜,用新发展理念指引乡村振兴。

媒介“融合深化”助推基层治理现代化

2021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力争用10年时间,基本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给媒介深度融合指明了新方向,本文认为"融合深化"是媒介深度融合的下一站.

会展业与基层治理的协同发展研究

现代社会背景下,会展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不仅为城市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更是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平台。而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发展的多元化,会展业与基层治理之间的协同发展已经成为需要高度关注和集中探究的重要研究课题。会展业与基层治理的协同发展有助于提升城市形象和知名度,能促进区域经济繁荣,通过会展活动的举办,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游客,进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基层治理的优化也为会展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确保会展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下文将从会展业与基层治理的发展现状入手,深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探讨实现协同发展的路径,力求推动城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多元融合谋发展 善治善为惠民生--张家港市推动档案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近年来,张家港市城乡一体化快速推进,群众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基层社会治理发生深刻变化,档案工作也面临全新挑战。市档案馆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探索档案服务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机制,不断满足基层治理和群众需求,形成了具有张家港模式的档案服务基层治理新格局。

数字经济时代运营商数据治理体系构建

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正在大力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为各行各业注入新的发展活力。数字经济指的是以数字信息和数字化知识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将实体经济和数字技术融合起来确实提升产业智能化水平的新型经济发展形态,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是各行各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基础。在此发展背景之下党和国家提出要建设“数字中国”和“网络强国”的发展战略,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占领本地流量高地,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荆州广播电视台的融合创新探索

在全国四级融合发展布局中,地市融媒处于第三级,要坚守正能量主渠道,构建全媒体智慧传播链,占领本地流量高地,参与基层治理与区域经济发展,深度融入本地生活。在媒体融合“全国一张网”传播体系中,地市融媒要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作用,特定的传播地位和生存环境决定了其必须采用适配地市特色的战略战术。荆州广播电视台(以下简称“荆州广电”)按照中央有关精神,积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取得了丰硕成果,也对媒体深度融合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大数据背景下中国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话语体系研究

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七个超大城市地方政府公告为样本,采用改进后的主题网络提取模型,提炼得到超大城市基层治理话语体系网络中的主题,进而从宏观层面对中国超大城市基层治理基本理念和政策实践逻辑进行归纳总结。进一步地,对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理念的内在关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超大城市在基层治理话语体系的治理导向上各有特色,但许多城市也具有共同的治理导向。各超大城市的基层治理理念基本契合了实现新发展阶段城市基层治理空间正义的三个政策实践逻辑:“人民性”的政治逻辑、“城市性”的治理逻辑和“个体性”的技术逻辑,但对于“个体性”技术逻辑的实践仍有待进一步加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话语体系中的各个主题并非孤立,而是与其他主题存在内在联系。超大城市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同治理理念之间相互交织、紧密相依。应充分运用系统观念和系统思维,秉持系统治理、法治治理、协同治理、智慧治理等多种治理理念,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构建平安和谐社会,实现城市的共建、共治和共享,让城市成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新时代“四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基于新昌县梅渚村的实践经验

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向纵深发展,由传统的“三治融合”迈向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是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新时代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四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在于党建引领,关键在于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规范有序的法治保障制度、文明和谐的德治引领制度和精准高效的智治支撑制度,精髓在于“融合”,实现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先导、智治为支撑的高质量“融合”。在实践中,浙江省新昌县梅渚村把“四治融合”有效运用于乡村治理,深化村民自治、激发村民参与热情,树立法治理念、规范推进村级事务治理,弘扬非遗文化、以德治为引领树文明新风,丰富应用场景、数字赋能精准智治,这些为新时代构建“四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提供了建设性启示。

“三治融合”基层治理的理论意蕴与实践指向

建立以自治、法治、德治为要素的“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是基层治理改革创新的基本路径。文章基于社会实践政策视野,探讨“三治融合”治理的缘起,进而从“三治融合”的构成要素以及“三治融合”的理论交叠两个方面梳理了学界对“三治融合”的总体研究,厘清了“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关联。研究表明,实践中,“三治融合”应注重地方性知识观念、树立包容性治理思想、运用整体性治理思维,以促进“三治融合”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功能,凝聚基层多元治理力量,推动基层治理走向善治。

山东省高密市以“三个融合”撬动基层社会治理“三化”建设

为深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贯彻落实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的若干措施》的精神,山东省高密市按照“保稳定、构和谐、促发展”工作目标,进一步深化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探索法治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新思路、新举措,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权责清晰为主线、以数字赋能为支撑,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与“党建+权责+服务”相融合,形成党建引领、多领域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机制,撬动基层社会治理“规范化、正规化、数字化”建设。

探索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的四川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任何国家和政党来说,互联网是重要的执政条件,网络空间是重要的执政环境,信息化是重要的执政手段,用网治网能力是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和体现。省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把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作为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做好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结合起来,坚持网上网下一体化治理,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为基层治理赋能,为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提供了有力服务、支撑和保障。

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体系逐渐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随着这种转型,城市街区也爆发了越来越多针对工商企业或基层政府机构的市民维权运动。本研究旨在探索这些社区运动的动力机制。个案研究发现,较之于其他街区,有些街区的居民由于善于运用关系网络为“武器”,因而在维权运动中表现更为积极,并取得更大成功。因此,关系网络是影响城市基层社会维权运动发生及其结果的重要因素。它之所以发挥这样的作用,是因为目前国家的体制结构使然:一方面,中国仍旧是个威权主义国家;但另一方面,当前的行政体系又处于一种相对“分裂”状态。正是这一点使得维权市民有必要并且有可能运用关系网络促进其集体行动。在当前,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这些以维权为目的基层社会运动不仅保护了公民权益,促进社会空间发育,而且在实际上增强了国家权威和合法性。

网络安全治理

随着信息化的飞速发展,网络与社会生活高度融合,网络安全与人民生活、社会稳定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网络安全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只有网络安全得到保障,我国经济、社会才能够顺利发展.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施行,意味着中国通过各类法律、规章、规定、条例、通知等方式构建涉网管理体系,趋于整体化、系统化、规范化。

行动者网络视域下广东省媒体融合发展现状分级研究——以珠海、佛山、河源为例

我国融媒体建设在政策推动、行业发展、技术赋能的背景下,迎来改革发展的窗口期,遇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地市级融媒体作为一个枢纽,处于省级和县级融媒体之间,但由于自身发展不足,导致国家融媒体建设格局出现“腰部塌陷”现象。本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基础,选取广东省境内三个媒体融合发展分别处于高、中、初阶段的典型地区(珠海市、佛山市、河源市)为案例,从核心行动者和转译过程的分析入手,通过构建行动者网络模型,探讨不同阶段地市级媒体融合发展的现状及不足,以期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地级市媒体融合进程提供借鉴。

主持人语:基层治理现代化是时代之需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内容。我们都知道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导致不稳定,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基层治理面临着社会流动性增大、社会异质性增强、社会观念转变等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引起我们对基层治理问题的关注和重视。推进城乡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无疑对化解城乡社会融合问题、增强基层组织的领导力、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时代意义。

网络文化的焦虑与公共治理

在今天这样一个媒介融合与信息互渗的时代，网络不仅成为媒体融合的中介，而且正成为一个数字化互动的复合媒体。在新技术支撑体系下，网络与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共同构成了今天的新型媒体。在这一新媒体语境下，网络文化不仅成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网络社会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蹲点报道:从“走基层”到“在基层”——全媒体语境下中国新闻实践的转型与行动逻辑

蹲点报道是新时期中国新闻实践中的重要内容,强调记者深入基层,通过长期驻点实现对新闻事件的深度挖掘和全面报道。中国本土的在场理论强调对经验现象的直接考察,将其转移到新闻实践的语境中,“在场”强调了记者“蹲”在基层的重要性。本研究基于对12位蹲点记者的半结构访谈与分析,提出了全媒体语境下中国新闻实践的转型与行动逻辑,并展望了未来扎根、联合、出海三步走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