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平台数据报送义务与用户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

履行报送义务是大数据时代网络平台维护公共秩序的应然使命,隐私权保障亦属用户的合理诉求。实践中由于网络平台数据报送义务相关法规不健全、数据报送安全保障不足、用户隐私权边界模糊等原因使得网络平台数据报送义务与用户隐私权产生冲突。平衡二者冲突,需以合法性原则、合目的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为指导,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平衡网络平台数据报送义务与用户隐私权的冲突。具体而言,包括不断细化网络平台数据报送的范围,优化网络平台数据报送的程序规则,厘清用户隐私权内容和边界,精准细化报送目的,加强数据安全保障,建立规范清晰的归责体系。

大数据时代网络平台刑事风险的新应对

大数据时代下的“双层社会”为犯罪提供了新的空间,工具型网络犯罪与网络空间犯罪并存。技术变革发掘出数据所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网络平台负有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然而当前刑事立法仍停留在保护信息系统安全上,并未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网络犯罪罪名突出网络平台的刑事责任,网络平台的犯罪风险进一步扩张。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这一专门化罪名在实践中并未发挥出应有的威慑作用。在网络共治语境下,刑事合规对于网络平台而言具有风险社会下预防犯罪、功能主义下积极应变及司法实践中区分责任方面的重要意义,是网络平台降低犯罪风险、积极履行安全管理义务的可行路径,网络平台应结合自身特点进行刑事合规建设。

网络平台主体识别与义务设定

网络平台主体识别与义务设定是网络治理与规制的基础,而众多的网络平台需要按其规定性进行合理分类。依相关标准,网络平台可分为广义的网络信息媒介平台与电子商务经营者、营利性平台与非营利性平台、平台主体与主体的平台三种学理类型。针对网络平台的共同特点——网络平台主体状况及其对数据与信息的控制、利用的共性行为,依现有法律法规,从网络平台的普遍义务与平台类型的典型义务两方面尝试构建网络平台的义务系统。其中普遍义务包括主体登记与行为许可义务、公示义务和数据义务;典型义务包括安全交易义务、公序公益义务,它们是平台所应负担的积极义务。

网络平台的数据合规管理义务及其刑事归责进路

网络平台的数据合规管理义务具有数据犯罪预防和惩治的高效性、义务内容的特定性与数据合规计划成效的关联性,由此决定其具备刑法义务的适格性。针对网络平台违反重要数据合规管理义务的行为,现有刑法罪名难以合理规制。刑事立法应当在提倡以刑事合规计划为核心的修正的组织体责任论以及确定有效刑事合规计划的罪责归咎功能的基础上,通过比例原则系统审查:行为规制是否符合特定刑事政策要求与法益适格条件,不法行为是否违反数据责任伦理与行为主体是否具有监督保证人地位,行为规制能否有效回避法益损害并实现数据合规效益最优化。应在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增设违反重要数据合规管理义务罪,以全面规制网络平台等数据处理者违反重要数据合规管理义务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并助益企业数据合规建设的稳定长远之发展。

网络平台对数据人格权的尊重义务

随着“数据人”作为人类在数字空间中的映射身份被确认,公民所具有的数字化人格利益也逐渐拓展生成了数据人格权。网络平台对数据人格权尊重义务的正当性,源自于其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基本要求、作为“信息守门人”的职责所在和作为私权力主体的社会地位要求。网络平台在采集具有人格利益数据过程中的过度索权、对具有人格利益数据的不当使用与管理,以及放任第三人侵犯公民数据人格利益等属于典型的违反平台数据人格权尊重义务行为。为强化并具体落实网络平台对数据人格权的尊重义务,宜将该义务二分为抑制型义务与防御型义务,前者强调网络平台自身不得侵犯公民的数据人格权,后者要求网络平台为公民数据人格权的实现提供优质的环境。

论网络平台的数据报送义务

在大数据时代,网络平台所控制的海量数据对于确保政府有效履行公共职能日益重要。政府进行宏观的科学决策,实施具体的行政规制和个案调查,都需要网络平台及时报送准确充分的数据。平台同多元社会主体存在普遍的连带关系,平台积极履行数据报送义务,是实现数字经济协同共治的前提条件和促进公共利益的客观要求。但数据报送事项过多、范围过宽、报送程序不健全、报送安全性保障滞后等多种因素的存在,导致平台报送数据存在实践困境。清晰的数据权利归属,是正当履行数据报送义务的前提。数据报送义务不应片面强调公共利益,应通过比例原则合理确定数据报送义务的边界,实现政府、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利益的均衡。数据报送义务的履行,应遵循正当程序原则。为了保障数据报送义务实现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有必要设置明确的责任约束平台和政府。

算法推荐法律规制的核心问题与实践应对——以网络平台侵权责任界定为视角

算法推荐技术带来“千人千面”的信息分发形式,在降低信息搜索成本和增强平台用户黏性的同时,也引发了如何进行法律规制的讨论。法律规制的对象是行为,即利用算法推荐技术提供的服务。法律规制是多维度的,网络平台侵权责任界定体现法律规制算法推荐服务的风险分担和责任结构。算法推荐服务的定性、平台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注意义务的体系构建,是算法推荐法律规制的核心问题。网络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逐渐完备,司法实践需要积极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进步,合理构建平台注意义务体系,准确界定平台责任边界。

论网络平台的数据报送义务

平台同多元社会主体存在普遍的连带关系,平台积极履行数据报送义务,是实现数字经济协同共治的前提条件和促进公共利益的客观要求。但数据报送事项过多、范围过宽、报送程序不健全、报送安全性保障滞后等多种因素的存在,导致平台报送数据存在实践困境。清晰的数据权利归属,是正当履行数据报送义务的前提。

《个人信息保护法》下网络平台的地位和责任构造

平台在内容收集和传播环节上的自主性决定了它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下的信息处理者,而相应的合规义务不仅会侵害内容发布者的合法权益,减损信息自由传播效率和公众言论自由,还有可能颠覆平台的商业模式。应当正确认识平台信息处理者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双重身份,避免采取任何一种全无或全有的责任适用方式。在由典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典型的信息处理者作为两端的类型光谱上,根据平台对内容收集和传播的自主性,将其分为信息处理受托者、类信息处理者和非典型信息处理者,分别配置责任范围,并以过错推定责任作为激发其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动力,兑现我国高水平保护个人信息的承诺。

以法治力量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之一。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引发了全社会广泛关注。不得大数据杀熟、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严格保护个人敏感信息、赋予大型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特别义务、规范个人信息跨境流动……这部法律积极回应了社会关切,为破解个人信息保护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数字赋能背景下音乐项目式课堂教学探究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明确了项目式学习要求,教师应以学生的需求为导向,设计多样化的项目任务,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发展。2023年5月教育部出台《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提出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构建数字化教育资源,发展在线教育,通过网络平台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学习资源和服务,拓展教学空间,推动智能化教育,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提升教学效果,实现个性化教学和智能评价。

省分行举办全省农行反洗钱信息管理系统培训班

为正确履行本外币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减轻基层人员工作强度，提高反洗钱数据信息报告质量，根据人民银行要求，结合我们农业银行实际，总行开发了反洗钱信息管理系统(简称“AMLS”)。为使我行员工掌握AMLS的操作流程和安装、调试、维护方法，正确处理本外币大额和可疑交易数据的采集和报送，保证AMLS顺利运行，省分行于3月29日至30日在芜湖举办了反洗钱信息管理系统培训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