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治理路径研究

互联网是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最前沿的主阵地、主战场,管好、用好互联网是新形势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关键。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有助于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落实学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仍面临风险挑战,需要落实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责任制、加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加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完善高校网络意识风险防控机制和考评机制,进一步推进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风险治理。

算法时代高校智库参与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机制创新研究

在算法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具有新特点。一是复杂性算法加剧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不确实性,二是大流量数据增加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治理难度,三是多元化信息加大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生成速率。当前,对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治理存在若干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为技术手段不足导致治理失效、资源整合不足导致能力缺失、治理人才不足导致主体缺位等。对此,高校智库参与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其能够运用算法技术手段,解决治理失效问题;参与资源整合过程,解决能力缺失问题;引导治理人才培育,解决主体缺位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可以构建相应的实践机制,如算法技术运用的校企合作机制、治理资源整合的能力提升机制、治理人才培育的主体联动机制等推进高校智库参与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治理。

基于文化主权视角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研究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控制着网络舆论的导向,对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起着关键作用,文章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为导向,梳理出网络意识形态存在的一些风险,提出网络意识形态“核心—边缘”互动理论观点,归纳出无论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网络殖民的入侵,还是本土主义文化的保护,其实本质上来说是对民族国家文化主权的争夺,以期对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研究范式有所更新。

人工智能时代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对策研究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以其核心技术算法、算力和大数据深刻改变了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开发和应用,使得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变得更加复杂化、隐匿化、多样化,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任务更为艰巨。人工智能技术与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呈现双向互动的关系,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的互联网应用提供价值规范指引。人工智能技术异化效应与互联网“去中心化”价值取向耦合共振,使得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呈现价值偏差、引领乏力、权威弱化的风险倾向。采取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培育社会主义价值共识、强化对人工智能的技术赋能、完善相应的制度体系等综合治理之策,有利于科学有效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增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

党领导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的显著优势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领导核心优势、强大政治优势、历史主动优势和人民立场优势,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塑造坚强的领导核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安全稳定的网络舆论环境。

网络直播的意识形态风险透视与治理路径

网络直播的兴盛塑造了全新的媒介景观,在媒介深度融合和资本、技术的加持下,网络信息异化现象愈演愈烈。当前,我国网络直播意识形态风险的生成机理既受社会心理因素影响,也与现代信息技术的赋权、资本操纵下的平台利益至上存在关联,并呈现出不同的样态。网络直播意识形态风险的主要诱因包括民众网络话语表达的非理性、媒介技术变革的去中心化、资本运行逻辑的操纵等。为防范和化解网络直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应当以健全法律、法规、规章“三位一体”的规范体系为基础,以创建高效稳定的对话机制为载体,以提升全民媒介素养为抓手,以信息技术赋能直播监管为保障,从而实现对网络直播意识形态风险的有效防控和治理。

网络舆论极化的意识形态风险透视:生成机理、具象表征与治理进路

数字技术的集群式发展与颠覆式创新,使网络空间成为全球竞争背景下国家安全的重要阵地,给意识形态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与重要机遇。数字技术在网络空间的深度介入型构出舆论交互的崭新样态,而网络舆论极化作为舆论健康生态失序的具象表征,存有撕裂现实社会的潜在张力,由此也能透视出意识形态风险。主体权力边界虚化、社会圈层隔离对抗、技术系统失序缺位成为网络舆论极化的意识形态风险生成的重要推手。网络舆论极化有目的地通过引导网民认知实现意识形态规训,不仅影响个体主流价值观的自我建构,而且带来文化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寻求网络舆论极化的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策略,理应从培育信息素养与弥合认知鸿沟、重塑数字空间与壮大主流声音、强化监管力度与健全制度体系多维度协同发力,提升网络舆论极化治理的实效性,消除网络大舆论场的意识形态风险隐患。

元宇宙赋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作用机理、风险挑战与提升策略

[研究目的]元宇宙作为数智技术发展的高阶产物,将意识形态治理的边界由现实社会拓展至元宇宙空间。规避元宇宙空间意识形态风险,发挥元宇宙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有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环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研究方法]通过文献分析、对比分析等方法,深描元宇宙赋能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治理中的现实图景。[研究结论]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领域,元宇宙一方面发挥着技术手段数智化、虚拟现实融生化、治理样态革新化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其自身的虚拟现实融生、沉浸体验等特征又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带来新的风险挑战。具体表现为:主流话语与多元思潮并存,导致主流话语权淡化;资本意志与政治意志互生,导致价值引领失焦;时空拓展与意志凝聚相冲,导致思想传导弱化;沉浸体验与数字成瘾难辨,导致理性共识受制。因此,必须积极探索消除元宇宙负面效应的提升策略,加强政治思想引领,夯实虚拟阵地建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培育专业管治人才;强化政府政策主导,构建多元治理格局;创新传统传播样态,促进主体理性回归,不断拓宽元宇宙赋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发展路径。

同心圆论域下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的科学论断,界定了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建构性要求。同心圆论断与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论题交集,既彰显了同心圆论断的开放性与生命力,又凸显了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紧迫性和趋向性。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网络和社会存在负面因素的立体叠加和混合强化,以及内隐的网络意识形态向心力减弱和离心力“高势”。应该运用同心圆理念和方法,把握“圆心、核心圈、圈层、力道”的全要素解析和结构性实践,不失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一条现实进路。

元宇宙赋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及其风险应对

元宇宙是数智技术的集合,是互联网的高级形态。元宇宙时代的到来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元宇宙拓展、建构和创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新场域、新样态和新方法;另一方面,元宇宙带来信息安全风险,加大舆论引导和监管难度,加剧网络意识形态的分裂和极化。因此,为了治理元宇宙网络意识形态,应对风险,相关主体必须建立健全治理体系,加强技术创新,推动多元化主体参与,加强国际合作。

数智时代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风险及其治理

第四次科技革命技术视域下科技与智能的跃迁为人类社会发展开辟了一个以全媒体平台为依托、以网络空间为阵地的数智时代。在这一时代,网络空间日益成为个体与群体在现实场域之外的主要社会交往平台。有鉴于此,数智要素的赋能在网络空间日益加重着诸如文化对立与虚无主义、价值观渗透、冲击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等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应当在深刻认识和把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领域机遇与挑战的同时,立足数智时代特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才能化被动为主动,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充分巩固文化主体性,有效防范和化解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挑战,创新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治理路径。

网络直播引发意识形态风险及其应对策略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网络直播已变成一种新型的生活娱乐模式,吸引着众多网民并成为主播们展示自我个性、寻求身份和角色认可的主渠道。同时,网络空间也日益成为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的核心区域。因此相关部门做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工作不仅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而且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网络直播作为新生事物有其易被受众群体接受的优势,也因其会有价值引领的偏离、商业价值属性高以及安全共同体意识未铸牢而存在引发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可能性,为此本文以“防”为先手,“治”为后手来规避网络直播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进而加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建设。

数字意识形态风险及其治理

数字意识形态是数字化、智能化时代意识形态发展的新形态。数字意识形态借助数字技术,通过数字内容、数字服务和数字交往等形式传播和塑造主流价值观,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数字意识形态存在数字信息失真、数字话语权威性较弱、数字技能发展滞后、数字传播环境恶化等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因此,必须加强党对数字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领导、助力数字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全覆盖、大力发展数字技能核心科技、净化数字意识形态环境,从总体国家安全角度提出数字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对策。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研究

本文主要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查阅,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相关对象访谈,并结合自身在高校教育管理、学生管理、网络宣传等方面的管理工作经验,对网络意识形态可能存在的风险点进行梳理,提出防范、化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体制机制的具体做法和建议。

推荐算法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深度融合:应然图景、实然困境、纾解思路

推荐算法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深度融合是智能时代提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然之举。作为人工智能技术主要分支的推荐算法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深度融合可以取得统筹信息资源,构建治理共同体;整合意识形态,规训成员和社会;提升动员效能,降低治理成本的正向效果。但二者在融合过程中仍然存在“信息茧房”阻隔主流意识形态共识生成、算法偏见动摇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构、“后真相”语境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权威等实然困境。为此,要以加强算法规制、强化各类媒体平台自律意识、培育用户算法素养等为纾解思路,切实推动智能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朝着科学化、现代化发展。

大数据时代高校研究生网络意识形态治理

大数据时代加强研究生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增强网络育人实效、提升思政工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网络治理生态中存在信息碎片化、传播多元化、网民从众化等现实困境,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影响。应对以上问题需要进一步推进治理主体、方式方法、平台工具等的法治化、协同化、智能化,探索研究生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现实路径。

大数据视域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范

大数据对于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具有独特价值,能够实现意识形态风险识别的可视化、风险评估的科学化、风险预测的精准化、风险预警的智能化。从意识形态风险分析框架来看,网络空间危害信息的数据化传播易造成危害信息隐蔽化,新媒体的去中心化和关联化传播易造成风险的病毒式传播,部分大学生的“群体极化”观念和消极社会心态易造成受众的易感性增强,高校大数据应用的滞后易造成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管理能力不足。高校应利用大数据,加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源的智能化识别和可视化呈现,增强网络意识形态传播路径管控,及时掌握和引导大学生社会心态,提升网络意识形态管理能力。

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对策研究

引言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不仅关乎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还直接影响公众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因此,如何有效防范和应对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厘清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概念界定,精准分析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表征,在此基础上从法治保障、技术支撑和正面引导3个角度,提出对策建议,强化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应对,建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中国共产党领导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学理思考

自我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以来,党领导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经历了初步探索、持续推进和改革创新三个阶段。进入新时代,党领导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面临敌对势力加大网络意识形态渗透力度、网民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参与有待优化、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复杂性和突发性日益增强、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主体的考验更加严峻等现实挑战。鉴于此,应完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权责分工、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制度保障、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主体工作水平、形成强大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合力。

辨识与应对:网络圈群化的意识形态风险审视

依托新型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在追求个性化网络生存的同时,又在不断建构风格与功能各异的网络社群,形成了以个体群体化和群体个性化复杂耦合为典型标志的网络圈群化现象。网络圈群化源于主动构筑和被动构筑的综合作用,正在不断构建公众网络集体生活的新样态、新图景,也在持续为各种社会交往营造新载体、新空间。网络圈群有利于全社会的关系聚合、信息交流和情感传递,给公众带来了高效、便利的交流机制,但其内蕴的封闭性、同质化、排外性等特征也暗含着诱发不良社会舆论乃至意识形态风险的潜在威胁。相关风险主要表现为因圈内意识形态倾向难以准确把控而造成的对外遮蔽风险、因主流意识形态面临深度融入壁垒而造成的交互区隔风险、因圈内不良思想动向难以及时化解而造成隐性传播风险和因圈内观点极化进程难以有效避免而造成的同质共振风险等多种样态,亟须通过立足网络圈群生成与演化规律推进科学引导,统筹法律、制度和道德等维度综合治理作用,协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深化与信息技术发展的双向赋能等举措加以辩证施策、积极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