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公益的传统“家”面向:家庭互动对网络捐赠的影响研究

新媒介技术对青少年捐赠行为的影响,成为网络捐赠研究的重要面向。但这种影响并不是“技术决定论”,很大程度上依然会受到传统家庭互动等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为了理解当代青少年网络捐赠的发生与深入程度,本研究将角色示范和行为控制两个主要的传统家庭互动形式纳入实证分析框架中,研究发现:角色示范在网络捐赠行为发生以及深入程度两个层面都能产生积极影响,但是行为控制无法影响其行为的深入程度。因此,在更积极的网络捐赠等网络亲社会行为养成方面,传统家庭“日常榜样”作用比“规劝监督”效果更好,更加符合数字化公益转型背景下青少年的公益理念特征和规律。同时,这也提示我们在关注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对个体捐赠行为影响的同时,也要关注传统的家庭等社会机构对于“技术”的调试效应。

网络捐赠的可持续性发展研究

网络捐赠具有参与主体广泛性、捐赠平台及时多样性和捐赠方式便捷性等特点,目前,网络捐赠缺乏应有的法律依据,缺乏制约监管机制,所以至今没有真正实现合法化;另外,如何防范可能发生的针对网络捐赠的技术攻击活动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为此,应为网络捐赠行为加强立法监督机制,为个人发起的网捐设立行政许可制,为网络捐赠提供安全健康的环境保护,以有效地推动作为公益慈善新兴力量的网络捐赠走上合法、安全、高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网络捐赠APP建立构想与应用前景分析

网络捐赠作为一种新型的公益模式具有便利性、公益规范化、信息公开透明、较强互动性等多种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公益机构的内部变革,具有较高研究和应用价值。文章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借助Excel、SPSS19.0统计软件、Matlab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信度、效度检验,问卷信度达到0.8353。并通过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对网络捐赠APP建立构想及应用前景进行分析,以支撑"益校园"APP建立可行性,从而实现大学生旧物专项捐赠,使用户通过移动客户端以更加便捷、透明的方式处理闲置物品。

道德义务、募捐信任与网络慈善捐赠持续性的实证研究

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的应用,给网络慈善捐赠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命题,越来越多的非营利组织采用网络作为募捐的主要手段,但是对个体参与网络慈善捐赠的具体原因和过程,尤其是如何将“一次性捐赠”转化为“持续性捐赠”还缺少足够的实证支撑。本文基于突发情境中的一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虽然突发情境激发了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少年个体的首次网络慈善捐赠,但是首次参与网络慈善捐赠的个体未来再次进行网络慈善捐赠的意愿明显低于具有多次网络慈善捐赠经历的个体。进一步区分两类人群,可以发现影响这两类捐赠者进行持续性网络慈善捐赠的关键因素也存在显著差异:对于首次参与网络慈善捐赠的个体而言,道德义务和募捐信任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具有多次网络慈善捐赠经验的个体而言,道德义务的影响并不显著,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募捐信任。因此,在慈善募捐实践中,提高募捐主体的信任度和社会声誉,营造良好的慈善募捐环境,能有效促进个体持续性网络慈善捐赠,这是非营利组织培育现代意义持续、稳定资金来源的重要基础战略。进一步地,向有多次慈善捐赠参与经验的公众募捐时,应更加强调行为的社会实际效益,迅速公开传播募捐过程和进展信息,凸显平台媒体的及时社交性;而向慈善捐赠参与较少或潜在的慈善捐赠者募捐时,更应突出道德规范和社会基本情感。

高校书刊捐赠网络化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文章对116所"211工程"高校图书馆的书刊捐赠网络化现状进行了调查,并对调查所得的数据进行分析,探究书刊捐赠网络化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期启发信息网络时代更多高校图书馆利用网站主页做好图书捐赠信息服务工作。

城市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差异研究——基于全国12个城市的调查

以技术接受模型理论为基础,通过调研12个城市中1286名居民的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和接受行为,计算出12个城市中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分指数和全国总指数,发现不同城市中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不同。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年龄对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指数存在影响,且以“25~34岁”年龄组为分界线呈现正态分布;二是学历对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产生影响,不同学历居民在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尤其是研究生学历者对感知网络慈善捐赠有用性、感知网络慈善捐赠易用性、感知网络慈善捐赠安全性以及网络慈善捐赠总接受度评分均最高;三是不同城市中居民对网络慈善捐赠省时省力优点的认可度差异显著。为此,应当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

传统慈善捐赠与网络个人求助:一个文献综述

网络捐赠极大弥补了我国传统慈善捐赠的不足,在促进慈善救助的多样化、扩大求助渠道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本文在回顾和分析国内外学者对传统慈善捐赠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分析了国内外学者关于网络个人求助的研究成果。

受捐赠人特定型网络募捐的法律认可与合理规制——兼论与证券公开发行行为的比较分析

受捐赠人特定型网络募捐是社会主体通过网络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募集资金,且将所募集资金用于特定受捐赠人的新型募捐模式。《慈善法》目前未将此类募捐行为纳入其调整与规范范围。通过对与受捐赠人特定型网络募捐有较多类比因素的证券公开发行行为进行比较分析可见,在各国立法长期认可后者的基础上,我国法律认可前者也具有较强的合理性。事实上,网络募捐的市场理性和市场调节的自发规制、网络募捐整体社会收益远大于募捐成本以及立法对慈善组织的良好假设经不起实践检验等因素的存在,都是我国立法认可受捐赠人特定型网络募捐行为的具体原因。我国立法可通过各种制度措施对受捐赠人特定型网络募捐行为进行合理适度的有效规制。

捐赠型网络众筹中关系亲疏对捐赠金额的影响研究

捐赠型网络众筹平台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熟人慈善,但捐赠人同受助人的关系在捐赠型网络众筹中仍具有重要作用。聚焦捐赠型网络众筹情境,通过实验法,探究捐赠人与受助人关系亲疏对捐赠金额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捐赠型网络众筹平台中捐赠人与受助人的关系亲疏对捐赠金额存在两条影响路径,即当捐赠人与受助人处在疏远型关系时,捐赠人会通过自我提升动机进行捐赠;当捐赠人与受助人处在亲近型关系时,捐赠人会通过利他动机进行捐赠,并且与疏远关系相比,捐赠金额更高。捐赠人的道德认同和劝募人人际吸引力会调节捐赠人与受助人关系类型与捐赠金额的关系。

捐赠网络与基金会信息公开——基于社会网络方法的实证研究

信息公开是慈善基金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慈善事业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现有关于影响信息公开因素的研究,忽略了组织网络这一近年来实践界初现的中观力量所带来的影响。引入社会网络分析和工具变量的信息公开影响因素模型表明,虽然我国基金会之间的捐赠体量和覆盖面不断增加和扩展,但捐赠网络仍较为松散;捐赠网络等外部治理环境对基金会信息公开具有积极影响,尤其对于处在捐赠接受方的基金会,其影响更为显著。因此,今后监管部门应积极培育和引导行业网络的构建,为提升行业公信力开拓新的路径。

互惠规范与高校学生网络慈善捐赠意愿之间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

为明确互惠规范对网络慈善捐赠意愿的促进机制,本研究以公共服务动机为中介变量,主观规范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重点考察了公共服务动机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主观规范的调节作用。以350名高校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法对其互惠规范、网络慈善捐赠意愿、主观规范及公共服务动机进行调查,使用SPSS 22.0和Amos 24.0进行数据分析和检验。结果显示:(1)互惠规范与高校学生网络慈善捐赠意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公共服务动机在互惠规范和网络慈善捐赠意愿之间存在中介效应;(3)互惠规范对网络慈善捐赠意愿的直接预测作用及公共服务动机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均会受到主观规范的调节。研究结果不仅有利于从社会资本理论及计划行为理论的视角理解互惠规范与网络慈善捐赠意愿之间的关系,并且对引导大学生树立互惠意识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除了报道，网络媒体还能做很多

一直以来，我们总是思考同样的问题：在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网络媒体除了第一时间发出权威、准确、客观、真实的报道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慈善捐赠运行机制研究——以湖北省“拯救一斤半早产儿”慈善募捐活动为例

移动互联网是网络慈善的新平台,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慈善捐赠机制的特点表现在新旧媒体的融合性、移动互联网支付方式的便捷性、慈善募款的高效性、信息的公开性等方面。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慈善捐赠运行机制主要由动员机制、参与机制、善款管理机制、监督机制构成,各机制之间相辅相成、紧密联系。

网络慈善与劝募职业化——以金华施乐会为例

募集资金是慈善公益组织的重要功能,不仅涉及劝募途径和方式,还要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专业劝募。金华施乐会利用网络捐赠平台,设立有偿社工岗位,有机连接网络慈善诸要素,激活网络慈善活力,开创不同于一般网络慈善运作的新模式。有偿社工与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不完全一样,本质上具有劝募师的雏形。劝募师职业的设立有助于劝募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推进慈善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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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90后成为捐赠主力;47%的捐款者来自三线以下城市或乡村;95%的捐赠金额不足1元,但累计超过18亿元;网络捐赠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习惯……不久前,民政部公布了20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2019年上半年募捐情况,捐赠人群年轻化、捐款方式网络化等特征成为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