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暴力全流程治理的法治化路径——评刘艳红教授《网络暴力治理法治化研究》

网络暴力问题愈演愈烈,成为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正常发展的阻碍。《网络暴力治理法治化研究》一书有效填补了当前网络暴力法治化治理的理论研究空缺,并为网络暴力治理的司法实践提供参照指引。该书基于系统性视角推动网络暴力全局性治理,明确政府、平台与公民的各自权责,并在网络暴力治理过程中推动法律体系完善。这不仅要求全面完善实体法,还要求尽可能简化程序法,从而提升网络暴力案件的处理效率。在一体化理念的指引下,治理网络暴力问题要关注全发展周期,构建事前监测预防机制、事中干预处置机制以及事后制裁救济机制,并结合国内外司法实践案例的经验来不断优化治理体系,为网络暴力治理提供可行方案。

网络谣言法治化治理的法理诠释与实践向度

网络谣言的产生、传播机制具有特殊性、复杂性,网络谣言具有的显著社会危害使其治理成为网络社会的必然选择。网络谣言法治化治理是网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法治命题。网络谣言法治化治理不仅蕴含着人民监督与国家监督有机协同、相互协调的法理逻辑,也因内含多层次法理原则而具有丰富的法治精神内涵。网络谣言法治化治理需秉持法理型治理思维,在尊重法律规范、法治秩序的基础上围绕基本法理实行综合治理。网络谣言法治化治理坚持以法治思维方式统筹、融贯整个治理体系,确保由治理体系到治理能力全面、系统的法治化。当前,网络谣言法治化治理可围绕信息公开、网络监管、行政执法、民事措施、刑事司法等领域的法治化拓展治理路径,并通过激励型机制、专业型机制、重点人机制及新技术运用促进实践中的治理效能提升。

论政府基于国家安全理由对网络的管制:逻辑、措施与限度

当代社会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政府对网络的管制不可或缺,法治化是其必然要求。在我国顶层设计中,网络安全已被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并通过立法赋予政府实施网络管制的权力。网络管制的特征可概括为防范对象的不确定性、保护对象的虚拟性、管制的非建构性。基于国家安全理由的网络管制包含的四重目标是确保数据安全、设备安全、内容安全及产业安全。政府根据网络管制的特征和目标,在数据、设备、内容和产业四个维度建立管制措施。网络安全与网络管制的价值不仅限于国家安全,还包括其他主体权益和信息化发展。维护网络中其他主体权益并促进信息化健康发展同样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基于国家安全理由的管制应得到限定——平衡网络主体间的价值冲突,促进网络治理法治化。

我国网络有害信息的范围判定

合理、准确判定网络有害信息范围,是实现网络信息治理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我国网络有害信息范围判定的立法规定和治理实践,尚存在粗放型、碎片化、不统一、不科学等不足。判定网络有害信息范围,应接受行政均衡、平等对待等法律原则指导,还应充分考察、借鉴域外成熟经验;基于文化传统、法治现状等因素,可将我国网络有害信息类型化为网络政治性有害信息、网络社会性有害信息、网络有害私信息三类,并遵循从严到宽的解释口径,综合适用表达内容中立、明显而即刻危险、事后限制等判定标准。在理论论证和实践总结基础上,可对既有立法进行重述:制定统一的一般性条款,列举网络有害信息基本类型,辅之设计"三层次"的判断标准。实践中,可通过制定行政解释基准、创建行政执法指导案例库及发布司法指导案例和参考案例等形式,实现对网络有害信息的统一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