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平台信息内容的自我规制

对网络信息内容进行规制是维护国家安全和推进网络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为非政府主体参与网络信息内容规制提供了可能,以网络平台为典型代表的市场主体因其技术优势而被法律赋予规制网络信息内容的权力和责任。网络平台之参与,有利于弥补一元化政府规制网络信息内容的现实局限,并激发市场主体融入法治建设的内生力量,因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以法治为标尺对其进行检视时,网络平台之于信息内容的自我规制还面临一定困境。首先,现行法对网络平台自我规制的权力问题回应不足,在网络平台自利动机驱动下,网络平台之于信息内容的规制权力存在无序扩张的风险;其次,尚无立法对网络平台处置不良信息内容的责任进行充分规定,或不利于对网络平台展开追责实践;再次,当前我国在网络信息内容规制中侧重于推进网络平台之自我规制,但在立法和制度设计上忽视了之于自我规制的再规制,面临自我规制行为约束乏力之困;最后,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中的用户权利保护被边缘化,面临着用户权利保障不足之困。面对以上困境,我国需在立法与制度设计中明晰网络平台权力运行边界、优化网络平台责任配置、强化网络平台行为约束、创新用户权利保障机制,以此驱动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自我规制的法律归化。

浅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国网络法治文化建设

伴随网络的飞速发展,网络法治文化建设的挑战应运而生,网络空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与交流窗口,是构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及网络强国的法治文化建设阵地。新时代理解我国的网络法治文化建设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基础,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思想,新时代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陈述以及我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资源。基于我国网络法治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结合新时代网络强国的时代要求,探析我国网络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网络文化法治体系缺乏前瞻性,群众法治意识模糊,网民维护合法权益困难,网络法治宣传缺乏创新的问题,并给出主张构建完备的网络文化立法,推进群众治理权力公开化,突出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创新网络法治宣发教育的应对策略,在实现网络强国战略的征程上阔步前进。

智慧社会语境下的网络犯罪情势及治理对策

智慧社会语境下的万物互联、智能创新和多元融合,加速了网络犯罪由“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对象化”向“网络犯罪工具化”及“网络犯罪空间化”的历史演变。与现实社会并行的网络空间得以产生与发展,逐渐升级为相对独立的犯罪场域。结合我国网络发展的当代情势,理念滞后、立法保守、监管错位和技术落后等缺憾持续暴露,导致我国现阶段网络犯罪治理模式陈旧、实效不佳。为保障网络空间的有序和谐,促进网络治理智能化、社会化、专业化、法治化,应树立“预防本位”的网络犯罪治理面向,补充行政法规和刑法规范供给,协同行业内控与行政监管,重视技术创新,加速构建网络犯罪技术防控体系,妥善协调科技创新与网络安全的紧张关系,推进网络社会的法治化发展。

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法治探讨

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必须有精神信仰和思维定力,关键在于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凸显网络舆情的引导力。民族地区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网络传播已经成为社会信息传播主渠道的情势下,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争相抢夺网络话语权,有的甚至利用网络空间散布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煽动性言论。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法治举措是: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网络法治建设,完善民族地区网络民族舆情监管制度体系,构建以国家安全法为核心的网络治理体制机制,实施外治与内治并举的网络治理体系。

网络舆情法治化治理的研究思考

网络空间治理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加强新时代网络法治建设这一时代课题,聚焦当前比较突出的网络舆情问题,以典型案例为样本,研究分析舆情生发演变的规律特点,深入剖析舆情背后的治理之痛,并从高举法治大旗、依法应对处置的角度提出对策建议。

从“刺死辱母者案”看涉法事件的报道与传播

"辱母案"在引起公众热议的同时使涉法事件的报道与传播这一话题受到了传媒和法律界的关注。近年来,随着网络自媒体的兴起和日益强烈的公众权利诉求,涉法案件的传播报道面临着新的挑战。本文以于欢案为思考起点,探究当前涉法案件的报道和传播规律及媒体在其中的角色与功能,并对如何规范涉法事件的报道与传播、构建法治传播新形态提出了几点思考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