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性之探讨

现有帮信罪定性观点均以共犯理论为依托,但无论正犯说、共犯说抑或并合说,均无法对司法解释中通常属于共犯、例外属于正犯的双重属性界定予以兼顾,因此唯有摆脱共犯理论方能实现帮信罪的准确定性。误用共犯理论的原因在于帮信罪共犯型的犯罪构成,而为帮信罪赋予独立的犯罪构成资格即可在理论纠偏的同时实现其准确定性。“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作为帮信罪条文中共犯特征的标志性表述,为其给予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定位即可赋予帮信罪独立的犯罪构成资格,且“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只得视为帮信罪客观情状。由此,帮信罪得以实现当然的正犯定性。

网络犯罪预防性规制模式的正当性检视与教义学重塑——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切入点

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代表的网络犯罪预防性规制模式,在宏观层面符合风险社会语境中风险预防的内在逻辑,在中观层面契合我国“严而不厉”的刑法理念,在微观层面有利于化解司法解释立法化所引发的合法化危机,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刑法教义学不应是立法规定的简单背书,所有立法规定都应回归到教义学原理进行理性审视。当前刑事立法的扩张趋势可能会造成公民自由的不当限缩,从而使网络犯罪预防性规制模式在刑法外部关系层面和刑法内部体系层面都面临正当性危机。为最大限度地协调个人权利保护与犯罪扩张化态势,必须对网络犯罪预防性刑法规制模式进行必要的限制。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不宜进行概括性、宽泛性的宽松解释,而应采取类型化、限缩性的严格解释。将立法论中的适度扩张与解释论中的目的限缩结合起来,才能在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秩序的同时,遏制刑法过度扩张的趋势,在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中形成适应社会发展的理论张力,实现网络时代刑法治理语境下安全与自由的平衡。

网络犯罪案件电子数据的审查判断

对电子数据及其衍生证据的审查,是办理网络犯罪案件中应用刑事诉讼程序最为核心的内容。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和灵魂,网络犯罪案件中的电子数据审查判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运用刑事诉讼的一系列规定确保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囿于当前侦查取证的技术水平和电子数据的特殊性,司法机关对电子数据的审查会在符合刑事诉讼原则的基础上,形成“实践操作标准”以满足案件办理的需要。通过对“实践操作标准”进行归纳总结,分析其合理性和需要改进的问题,有利于提高网络犯罪案件的办理水平,提高网络犯罪案件质量。

网络犯罪数额证明难题及其应对

我国网络犯罪数额的证明难题虽然实践样态各异,但可划分为证据短缺型与海量证据型两种。产生这些证明难题的深层原因在于,传统犯罪网络化加大了犯罪数额的证明难度,法律规范对证明对象、证明机制与证据种类的特殊设定内在地限制了司法人员的证明活动。有关部门通过出台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来拓展定罪量刑要素、设置综合认定、确立推定规则及设立抽样验证等,以期解决网络犯罪数额证明难题。这种应激性的应对方式可能侵蚀法律规范的有效性,同时也存在实效性较低等问题。解决网络犯罪数额证明难题需检讨既有网络犯罪数额难题治理的底层逻辑。我们应确立网络犯罪数额证明难题双层次应对方案。第一层次方案主要从证明机理入手,优化犯罪数额的证明机制,明确算法证据的独立地位与运用规则。在第一层次方案无法解决特定犯罪数额证明难题的情形下,可采取第二层次的特殊应对方案,主要包括调整定罪量刑要素中犯罪数额的种类与比例,谨慎设置推定规则并限制其运用。

新型网络犯罪中的轻微犯罪问题治理研究

当前传统犯罪正在加速向网络空间蔓延,很多情况下网络因素的介入只是改变了传统犯罪的行为方式,而犯罪性质本身并未发生变化。但随着网络空间这一犯罪场域的形成,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传统犯罪在不法性质与不法程度方面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异化,从而形成一类新型网络犯罪。针对新型网络犯罪的刑事治理,应当积极探索轻微犯罪问题的刑法应对思路与解决路径。在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轻罪比例持续上升的时代背景下,新型网络犯罪的刑法适用应当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就要求在立法层面适当前移刑事防线,严密刑事法网,注重网络犯罪的事前预防;在司法适用层面应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对犯罪构成要件作出实质限缩解释,畅通并完善出罪路径。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的中国立场与核心问题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草案的出台及经联合国特设委员会投票通过,是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阵营不懈努力的成果,但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应当以维护国家主权和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为前提,贯彻打击网络犯罪的基本立场:扩大公约草案所主张的定罪范围和适用犯罪,并进而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及影响力;抵制或限制以“数据控制者模式”为特征的单边取证模式的适用,积极推广我国刑事证据出境审查工作机制,探讨基于数据主权的跨境调取电子数据解决方案。

跨境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困境、成因与破解

跨境网络犯罪是互联网结构要素跨越国境或边境的犯罪形式,使得犯罪的主体、行为、对象和结果等涉罪要素的载体处于不同的空间场,为确定刑事管辖权带来了复杂的现实境况,引起多国或多地区的管辖权冲突以及管辖权冲突规则难以协调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各国各地区对保护管辖原则的理解僵化、刑事管辖权立法规范适用性不强、司法协作机制不完善所致。为此,中国应当重新解读并践行“双方可罚原则”,在鼓励“进取型管辖”的同时注重保障人权,积极推行适用“行为-结果联系原则”来确定刑事管辖权,以防止出现立法保守下的司法被动局面或者为宣示司法主权的立法过度扩张态势。鉴于此,我国应当尽快与刑事管辖权冲突比较突出的国家和地区缔结以惩治跨境网络犯罪为核心的国际条约、多边协定和司法协助规定,并在国内法中同步转化,以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我国“十四五”规划中对网络安全治理目标的实现服务。

网络犯罪隐语的演变趋势、侦查应用困境与纾解路径

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促使犯罪隐语延伸至网络空间,衍生出网络犯罪隐语并呈现形式复杂化、语域开放化、更新动态化的变化趋势。网络犯罪隐语是犯罪分子的反侦查工具,公安机关在侦查应用中面临犯罪隐语语料收集难、侦查人员识别难、认识工具数量少、更新难的困境,对此应拓宽网络犯罪隐语语料收集渠道、构建犯罪隐语语料数据库与协作、共享平台,进而运用大数据技术强化网络犯罪隐语的侦查应用,并结合不同学科视阈深化网络犯罪隐语研究,以便充分发掘网络犯罪隐语的侦查应用价值。

行政规制扩张与中国网络犯罪的预防治理转型

大幅度扩张行政规制的预防治理功能,成为中国应对“网络犯罪+数字社会”双浪叠加的全新举措。专门化的犯罪预防义务、敏捷性的行政监管机制、膨胀化的行政法律责任作为行政规制扩张的三重机制,分别带来由直接的国家管控到间接的平台治理、由被动的刑事打击到主动的风险预防、由后端的犯罪结果规制到前端的临界行为调控三组变革,网络犯罪的预防性法律制度随之逐渐兴起。预防治理导向下的行政规制需要实质判断网络平台对犯罪预防义务的履行程度,引导网络平台成为具有犯罪治理属性的“公共责任公司”;引入动态分级机制和豁免条款提升行政监管的灵活性与整合性,避免未知网络犯罪风险陷入管控与纵容的“二选一”难题;强化行政法律责任的“网络惩戒”属性,实现对网络犯罪前端临界行为的源头治理。

智慧社会背景下网络犯罪治理研究

在智慧社会背景下,很多传统犯罪向网络犯罪模式迁移。网络犯罪具有罪名转向多元化、犯罪组织化与分散化并存、作案方式向精准化发展等特点。尽管网络犯罪的出现时间不长,但当前网络犯罪治理中仍存在社会治理形态不适合网络犯罪案件、案件管辖难、侦查难、网络平台综合治理难、专业人才缺乏等困境。为了在智慧社会背景下更高效地治理网络犯罪,应当坚持智慧理念,构建智慧治理网络犯罪新格局;完善相关法律衔接机制与协作机制,便于管辖;智慧赋能,破解侦查困境;加强网络犯罪综合管理;提升人才培养质效。

纯正网络犯罪司法适用的规范检视与法理调适

三个纯正网络犯罪罪名的司法适用不仅引发罪名性质、与关联犯罪共犯的界分等难题,还因自身存在行为类型明确性不足、涵摄范围重合等问题而诱发“口袋罪”诘问与“同案不同判”风险。要纾解网络犯罪的刑事规制困境,可以将纯正网络犯罪的法益限定为网络公共秩序法益,在此采取单一制犯罪认定进路,区分纯正网络犯罪与“关联犯罪共犯”。与此同时,依托主体身份和行为样态分别限定三个纯正网络犯罪的构成要件,以此界分专属规制范围。

双层区分制对网络犯罪帮助行为认定的纠偏与重构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规范属性的界定问题上存在悖论,且章节设置不尽合理,在“口袋罪”倾向日趋严重的现实情况下,理应限缩适用甚至非必要不适用《刑法》第287条之二。通过双层区分制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认定为共同犯罪,符合我国刑法的现行体例,在维护共犯从属性对构成要件定型意义的同时,也妥当处理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法益侵害严重程度升格的现象。作为对《刑法》第287条之二的纠偏,双层区分制在犯罪事实无法查明等定罪问题、主犯与从犯难以确定等量刑问题上均能有效应对,是回应认定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实践难题的合理路径。

网络犯罪防治中的轻罪扩张及其限度

网络犯罪的防治目标导致刑法不断扩张。当前最为典型的问题是如何理性认识并调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防治功能及其限度。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起诉人数爆发式增长的背景下,应当认为本罪的出台和适用基本符合刑事正义,但需要做出一定的调适。其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基本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被帮助的行为类型属于刑法上规定的行为类型即可,这平衡了应对网络社会风险和满足公民可预见性的需求,是在网络空间中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最新趋势。其二,根据罪刑相当理念,从一重罪论处不应当仅仅看重可能判处的刑罚,还应当考虑罪名标签是否适当、全面评价了帮助行为的性质和危害。在帮助多种犯罪行为类型时,认定为本罪更加适当、全面,但可能需要法定刑幅度的增设与匹配。其三,在程序正义上,客观罪量和主观“明知”可以通过严格的程序得以确认,但在打击“两卡”犯罪导致案件“井喷”的态势下,需要调适“两卡”犯罪线下帮助行为的入罪标准。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实践问题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自2015年入刑后,近年来在司法实务中被大量认定。学界认为此举有违刑法的谦抑性。通过整理100个样本案例,分析司法实践中的“重罪行为轻罚化”以及“过度扩张”两种观点,发现该罪在具体适用时存在“明知”的认定不明确、与掩饰和隐瞒犯罪所得罪认定存在争议、刑罚的适用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当前,为了有效治理信息网络犯罪,应从明确“明知”的认定、正确区分该罪与掩饰和隐瞒犯罪所得罪、统一刑罚适用标准等方面入手,确保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实现应有的治理效果。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行为性质

立足纯粹理论视角,对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行为性质的研究,呈现出曲解实践现状,忽略实践价值,欠缺理论共识等诸多缺陷。为构建符合犯罪治理需求的刑事立法,应回归“实践导向”的研究视角,从网络与现实生活融合的真实场景出发,针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引发的正犯行为缺位、犯罪共同性消解、帮助行为社会危害性增强等问题和挑战,应先将“正犯行为共犯化”,再回归正犯立场,承认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行为性质的独立性,实现刑法对帮助行为的客观评价。

信息网络犯罪中大数据证据的定位与运用

大数据时代,信息网络犯罪频发且更具隐蔽性,大数据证据的出现对此类案件的事实认定具有重要价值。考虑到大数据证据自身属性和实践情况,中国当前的司法实践应当将其暂时归入鉴定意见的法定证据种类,等时机成熟时再通过修改法律将其单列为独立证据种类。关于大数据证据在信息网络犯罪中的运用,通过考察发现存在真实性、可采性、证明力的适用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探索未来大数据证据的发展出路,包括探索专业人员辅助审查机制、以控权和赋权保障控辩平衡、规制算法歧视与构建相关性规则。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限缩适用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罪名,体现了立法者对网络犯罪进行全链条打击的决心,其目的是为了明确当正犯达不到定罪标准时,帮助者的责任该如何认定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在认定时不需要正犯的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并且违法,只要现有证据表明他人(正犯)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根据限制从属性说的原理,实施帮助行为的人就成立帮助犯。本罪名在刚刚出台时的认定并不多,但是在近几年,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案件数量有所增加,甚至有滑入“口袋罪”的风险,值得深入思考。因此强调本罪是对网络犯罪刑法体系的补充,限缩本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之界分

当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量大幅上升。引发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在于司法实践未能妥善区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目前学界有关上述两罪名的区分标准存在时间标准说、构成要件说、查证程度说三种理论学说,这三种学说均只关注了两罪在某一方面的差异,并仅针对特定方面提出区分标准,难以解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分问题。要实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有效界分,需坚持以符合构成要件作为形式标准,以罪名保护法益为实质标准,以主客观相统一为评价标准,并以疑罪唯轻原则为证明标准的综合区分标准。

人工智能在预测和防范网络犯罪中的应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其在预测和防范网络犯罪中的应用也日益受到关注。本文探讨了人工智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主要应用,包括威胁检测、恶意软件分析、网络流量分析、行为分析等方面。这些应用有助于更早地发现和预防网络攻击,减少潜在的损失。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在网络安全中的应用也面临一些挑战,如数据质量问题、算法透明度问题、误报和漏报问题等。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实现更有效的网络安全防护。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治理问题研究——以H区检察院综合履职为视角

近年来,电信网络犯罪呈高发多发态势,其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位居刑事犯罪前列,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重要指示,H区检察院立足检察职能,严厉打击与惩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