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犯罪治理困局及破解路径研究——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为视角

在网络时代,传统犯罪和网络犯罪的此消彼长呈现出“网络吸引犯罪”的犯罪变迁,这与犯罪机会从线下到线上转移有关。网络犯罪突出的非接触性、去地域性和分工离散性的特征使得传统治理模式面临危机、跨地域协作存在障碍以及全链条打击呈现碎片化。为克服治理困局,有必要抓住网络时代的机遇进行网络犯罪治理革新。应以多元参与为基础构建共治格局、以前端防范为方向进行治理模式转型、以沟通效率为保障推进跨境协作、以综治平台为核心实现全面打击。

论网络犯罪治理的公私合作模式

网络犯罪治理模式包括公力模式、私力模式和公私合作模式。由于网络犯罪的复杂性,无论是对于公共部门还是私营机构而言,都具有充分的动力参与公私合作。无论是在域外还是在我国,公私合作模式已具有一定的立法和现实基础。不可否认的是,网络犯罪治理公私合作模式还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如何应对这些困难和挑战,将会对公私合作模式的前景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当前的网络犯罪治理模式可归入公力模式,该模式的缺陷在于,过于强调执法机构在网络犯罪治理中的能动性,容易造成网络犯罪治理过于追求监管有效性而忽视整体效益最大化。为克服这种缺陷,我国有必要借鉴公私合作模式,将包容性与多元化的价值理念融入网络犯罪治理的各个环节。公私合作模式能合理解决公私部门在应对网络犯罪危机中的紧张关系,使网络犯罪治理模式不再固守传统的一元治理机制,而是通过对话和合作来消除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性。有必要将公私合作模式落实到我国当前网络犯罪治理过程中,提升网络犯罪治理的实际效益,实现多元共赢的治理目标。

中国东盟网络犯罪治理国际合作研究

当前东盟在网络犯罪治理国际合作中面临深层次、多维度问题,例如“数字鸿沟”与治理政策的差异,东盟框架下以及成员国各自治理困境,东盟与主要大国、国际组织与东盟治理合作的不足。通过深入剖析上述问题,探讨中国与东盟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立足共同发展的治理合作、针对性打击网络犯罪、建立专门合作机制以及推动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对策的优势,从而强化中国与东盟网络犯罪治理合作水平,提升治理效果。

网络犯罪治理的系统性缺位及其法治化路径

智能互联网时代网络治理的问题可被归咎于系统性缺位。就网络犯罪治理系统而言,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其后果直接影响到网络犯罪治理的合理性、实效性和合法性。鉴于此,从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视角看,高效治理网络犯罪的法治路径应是提升网络犯罪治理系统的自治能力,加快自我合理化进程的推进;依法划分网络犯罪治理系统的内部限度,提升依法治理的能力;积极探索"伦理、行政、法律"各自作用的法治边界,以利于多系统治理格局的形成。

论前端防范视域下网络犯罪的交叉合作治理模式

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背景下,我国网络犯罪呈现出有组织性、网络平台必需性、个人信息依赖性的特点。我国传统“事后回应”的犯罪治理模式强调国家作为治理主体、刑法作为治理法的主导地位。传统的犯罪治理模式面对新型网络犯罪,存在打击范围窄、打击难度大、打击成本高的困境。基于此,我国网络犯罪治理模式应当从“事后回应”转变为“前端防范”。在此基础上,将其细化为公私合作模式与部门法协作模式两个功能,前者强调将网络平台纳入治理主体的范围,后者强调行政法、民法等其他部门法在网络犯罪治理中的作用。

互联网深化与网络犯罪治理——基于2008~2020年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的实证分析

网络犯罪已成为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网络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等的重要风险之一,加强网络犯罪治理是实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战略的底板工程。本文以网络赌博犯罪为切入点,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提取2008~2020年中国各地级及以上城市网络赌博犯罪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深化对网络赌博犯罪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网络赌博犯罪具有与传统接触类犯罪类似的空间集聚特征,互联网深化不仅对网络赌博犯罪具有推波助澜的效应,而且对周边地区的网络赌博犯罪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互联网深化对网络赌博犯罪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发达地区的互联网深化对欠发达地区的网络赌博犯罪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心城市的互联网深化对非中心城市的网络赌博犯罪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反之则不成立。第三,互联网深化对网络赌博犯罪的空间溢出存在地理衰减特征和边界效应,最强作用距离为500km,衰减边界为800km。研究结论为加强网络安全监管、实施区域差异化防控策略和构建共享共治新格局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国际合作视野下的网络犯罪治理模式探究——以跨境取证数字化转型为视角

随着社会整体数字化转型,数据作为重要新兴资源受到了各国的重视,因网络犯罪活动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而引发的侦查机关跨境数据取证的需求愈发强烈,传统以地域性为核心的管辖权受到了数据弱地域性的冲击,以及第三方数据控制者对跨境取证活动的主导性作用日益明显,从而导致侦查机关在跨境取证活动中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和困难,在尊重主权的前提之下,应对上述问题需要推进数据取证的去地域化体系建设,建立数据分类分级制度,推动跨境数据取证中公私合作模式的构建。

智慧社会语境下的网络犯罪情势及治理对策

智慧社会语境下的万物互联、智能创新和多元融合,加速了网络犯罪由“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对象化”向“网络犯罪工具化”及“网络犯罪空间化”的历史演变。与现实社会并行的网络空间得以产生与发展,逐渐升级为相对独立的犯罪场域。结合我国网络发展的当代情势,理念滞后、立法保守、监管错位和技术落后等缺憾持续暴露,导致我国现阶段网络犯罪治理模式陈旧、实效不佳。为保障网络空间的有序和谐,促进网络治理智能化、社会化、专业化、法治化,应树立“预防本位”的网络犯罪治理面向,补充行政法规和刑法规范供给,协同行业内控与行政监管,重视技术创新,加速构建网络犯罪技术防控体系,妥善协调科技创新与网络安全的紧张关系,推进网络社会的法治化发展。

网络犯罪治理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公安机关为视角

当下,网络犯罪治理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热点问题。网络犯罪治理不仅存在案件溯源、态势感知等现实难题,而且在侦查打击、案件防范、机制运行、法律保障、舆论宣传等方面也存有薄弱环节。公安机关是网络犯罪治理的主力军,在具体实务中面临着犯罪特点和行为类型化理论研究不深入、侦查理念和侦查技术更新转变不到位、法律保障和网络犯罪法律应对不协调、考评规则和绩效评估体系化建设不科学、被害预防和精准宣防工作研究不重视等方面困境。在公安机关强化智慧打击、注重案件防范、完善体制机制、保障法律支撑、精准舆论宣传等方面提出对策,破解现实难题,具有实然层面的可操作性。

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体系构建

当前,网络诈骗犯罪频繁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总体上,网络诈骗犯罪在手段、时间、组织化程度等方面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样态。实践表明,网络空间对传统三维空间的极大突破、网络监管主体不尽职和针对被害人的"私人订制"共同促成了此类犯罪的发生。在"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引领下,必须多方合作、多元并举、多管齐下,有效整合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体四方的力量来治理网络诈骗犯罪。

网络谣言型寻衅滋事罪实践困境与纾解策略研究

网络谣言具有虚拟性、跨区域性、延展性等特征,极易侵犯公民权利与扰乱社会秩序。在传统犯罪不断向网络空间蔓延,网络犯罪日益猖獗的背景下,网络谣言型寻衅滋事罪在适用过程中存在法益保护边界不清晰、网络空间内涵不明确、刑事罪名界定模糊等问题。应当坚守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厘清刑法与前置法的关系,从刑法法益保护的现实性与主观违法要素出发对网络谣言型寻衅滋事罪的适用进行必要制约;网络谣言型寻衅滋事罪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之间应采取“并存适用论”的处理方式,建立轻重衔接的罪名体系;面对日益类型化的网络犯罪行为,加快推进网络犯罪治理体系化。

跨境网络赌博犯罪的侦查取证困境及其消解路径

区别于传统赌博犯罪,大数据时代下涌现出的新型跨境网络赌博犯罪具有虚拟化、隐蔽化等新特征,使得电子取证成为打击该犯罪的重要侦查方式。通过梳理我国对于跨境网络赌博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的规制现状,分析归纳实践中我国跨境电子取证存在侦查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形成多元化、合法化、高效化的侦查取证路径,以期搭建起便捷高效的跨境电子侦查取证模式,从而有效打击我国跨境网络赌博犯罪。

传播暴恐音视频案件的侦查——以2016年“四川十大反恐案件”为例

通过互联网大面积传播扩散暴恐音视频,其危害性表现在鼓吹极端思想、腐蚀群众意识形态、传授犯罪技能、诱发新的犯罪。有效遏制暴力恐怖犯罪行为,必须严厉打击、控制暴力恐怖音视频的传播与扩散。铲除暴恐音视频根源困难、网络监控难以做到全覆盖、网站管理制度不健全、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滞后以及网络反恐情报共享不畅等因素是公安机关开展侦查面临的主要问题。预防传播暴恐音视频案件,应当从加强宣传引导、加强网络管理、提升网络检查的技术水平、深化情报信息工作等方面进行应对。

“以网管网”背景下网络平台的刑法境遇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扮演着提供交换资源、承担组织调度的角色,已成为身处网络活动第一线的管理者。在法定义务以及与网民协定契约的共同塑造之下,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拥有了网络监管中的"软权力",进而引申出"以网管网"的命题。为了确保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积极履行"以网管网"职责,《刑法修正案(九)》引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该罪采取了概括式罪名模式,条文辐射的范围过宽,难以为司法机关对其进行刑事追责提供确定性约束。鉴于此,裁判者应秉持"兼顾互联网行业发展与网络犯罪治理"的基本立场,严格拿捏"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规范依据与实质内容、责令改正意见的明确性以及义务违反与危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等限制要点,确定该罪名在司法适用中的法治边界,并尝试通过科学的释法来获取该罪名在司法实践中正当的适用范式。

涉外法治视野下刑事诉讼的数字化进路

网络空间天然的弱地域性属性使得该场域中犯罪行为的全球化特征日益明显,刑事诉讼程序的涉外属性也随之强化,传统国内法的内向型立法视角逐渐受到挑战,特别是难以有效适应网络空间犯罪活动、证据材料分布和第三方协助的普遍化的涉外属性,刑事诉讼法面临系统性融入涉外法治的现实需求。对此,国内外均开始探索国际化视野下网络空间刑事诉讼规则的演进路径。我国正值刑事诉讼法再修订之际,此次修法需要转变单纯的内向型视角,关注到涉外法治语境下刑事诉讼内外制度平衡中的差异性、对等性、平等性和分散性,基于数字主权阶层性设置刑事诉讼的跨境管辖制度,修正和补充跨境刑事司法的多样化合作机制,并与新兴数字法的国际治理逻辑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