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司法治理的制度逻辑及其实效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司法治理的制度逻辑,在纵向层面,经历了简约治理向专门治理的制度转型;在横向层面,体现为严厉惩罚、全链条打击与简化证明。然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司法治理的制度逻辑及其实效之间始终存在较大落差。两者背离的主要原因,在于不断迭代更新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一方面突破了传统犯罪的组织形态与行为模式,另一方面改变了传统案件的证据结构与事实结构,这就导致在回应传统犯罪基础上逐渐演变且趋于稳定保守的司法治理模式,难以避免制度缺失、制度滞后、制度抽象与制度冲突等结构性的制度短缺问题。此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司法治理的制度实效,还同时受制于制度体制与制度资源。因此,刑事司法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当采取体系化、前瞻性、整体性的立法回应模式。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工具人”的治理策略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产业化特征明显,在收集犯罪性生产资料和洗钱变现阶段存在大量的参与者协助诈骗主犯完成犯罪,这些参与者就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的“工具人”。“工具人”在犯罪中具有特殊的功能,通过加强对“工具人”的研究,有助于有效治理黑灰产业,有助于破坏犯罪生态,还有助于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避免沦为“工具人”。治理犯罪中的“工具人”,需要秉持犯罪治理理念,持续打击黑灰产业,重点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避免因“工具人”涉罪,深入完善协同治理机制。

惩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警务合作路径完善——以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为视角

在国内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背景下,电信网络诈骗集团开始向东盟国家转移,其利用各国间刑事管辖权冲突逃避我国警方打击。以国际条约、双边条约、多边条约和国内法为法律支撑,我国与东盟协同确立了情报信息共享、派驻警务联络官、联合侦查和联合行动等警务合作事项,为双方进一步联合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作出有益探索。但合作过程中执法合作文件零散,合作机制不具稳定性;协调机构缺位而导致合作效率低下;信息交流方式传统未能实现情报高效利用;执法能力参差不齐以致合作效果不理想。鉴于此,应当尊重各国主权、有效协商,共同制定完备的法律文件实现警务合作机制常态化;设立权威性协调机构统筹各方意见,提高合作效率;建立情报信息共享数据库弥合合作主体间的信息鸿沟;升级技术设备和开展警务培训,全方位提高执法能力,切实提升中国—东盟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警务合作质效。

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以“四专两合力”为例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突破现实空间障碍,失去了一般意义上的“空间性”,迥异于传统的犯罪形式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有组织犯罪。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存在着技术不对等、空间不对等、结构不对等的困境。为有效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坚持整体性治理,加强“四专”建设,抓好公安机关整体作战,整合社会力量共同打防控。

“帮助取款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刑法规制

“帮助取款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明知”不同于共谋,只需初步认识帮助对象是赃款;“事前通谋”也不同于共同共谋,有参与意思即可。该罪既遂以“控制说”为标准,一般汇款完成,诈骗者即取得控制,例外是在ATM机操作时有24小时的时间差。帮助取款行为的参与时间在既遂之前的,构成帮助犯;既遂之后,除非事先存在共谋,否则不应认定为共同犯罪,只能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路径研究——个体被害预防理念的倡导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不同于传统的普通诈骗犯罪,是借助电话、短信、互联网等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发展起来的新型犯罪。实践中,刑事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取证的困难性、诈骗模式的不断升级使得司法管控此类犯罪的治理成效不佳。因此,可以将以打击犯罪为主导的司法管控治理理念转向个体被害预防理念,即通过动态分析被害人的被害性特征,在被害前、被害时、被害后三阶段控制、减少乃至消除被害人的被害性,形成个体被害预防的治理路径,进而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现象的发生。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警企合作”机制问题与对策研究

警企合作模式的广泛开展帮助公安机关攻克了预防与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技术壁垒,为预防与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了新的工作方式。在网络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背景下,犯罪人员、作案手段、犯罪工具等犯罪构成要素发生了巨大变化。公安机关面对犯罪形势变化,在“警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好警企合作模式带来的便利条件,转变案件侦破思路,最大化利用社会资源,是新时代公安重要的工作方式。警企合作模式已成为信息化时代破案的重要工作方式,但也要注意其所存在的种种风险。建立成熟完善的警企合作模式,要把控警、企之间信息共享界限,并完善整体合作机制。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整体性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文本分析

整体性治理强调在组织结构上建立联结性机制,包括协调、整合、逐渐紧密与相互涉入三个逐渐递进的阶段。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的整体性治理转向能够解决当前治理中存在的治理责任碎片化、治理主体间沟通协作欠佳、数据信息难以真正共享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蕴含了整体性治理思想,为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整体性治理搭建了一套系统完整的逻辑框架,即以公众需要引导制度设计、以各部门权责分工和密切协同搭建治理结构、以多元主体参与为基本方式、依托信息技术在不同领域开展治理合作。据此,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整体性治理应当坚持党委领导,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积极落实各方责任,加大协作与联动;互通共享数据,创新反诈技术;依法依规治理,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针对大学生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视角

近年来,公安机关、高校管理方和其他相关责任者积极参与治理针对大学生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并取得明显实效,但长效性遏制此类犯罪还任重道远。当前,针对大学生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主要面临责任主体及其职责任务不明确、协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对此,应注重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推动公安机关、高校、学生和有关部门多方参与、联动治理,切实形成治理合力,为高效治理此类犯罪提供坚实支撑。

山西:强化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力度 破案数同比上升近两成

山西省公安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与安全,全面推进打、防、管、治、建、宣各项工作,坚定不移推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走深走实,取得了明显成效,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依法严打严惩成效显著有力震慑违法犯罪。

中缅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开年再获重大战果10名缅北重大犯罪嫌疑人被成功押解回国

针对当前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峻形势,公安部持续加强与缅甸执法部门的国际警务合作,1月30日,缅甸警方依法向我公安机关移交了白所成、白应苍、魏怀仁、刘正祥、刘正茂、徐老发6名缅北果敢电诈犯罪集团重要头目和另外4名重大犯罪嫌疑人。

凝心聚力担使命 全域反诈谱新篇 山东公安机关全链条打防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2023年11月27日,山东省公安厅联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了一年来山东公安机关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方面所做的工作及成效。2023年,山东省各地、各有关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规律特征与对策研究

以浙江省18起法院判决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为研究对象,根据法院的判决书采集犯罪数据,对涉及诈骗的犯罪行为人属性、诈骗组织结构、作案手段、犯罪产业链条进行案例剖析,对犯罪能力、犯罪收益、刑事处罚等维度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笔者发现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有组织犯罪;同时,这也不是一种简单的低风险、高收益的犯罪类型,对于不同级别的罪犯来说,具有不同的犯罪收益和犯罪风险。应当采取"重典治乱"的刑罚策略,推进全球犯罪治理模式的国际警务执法合作,实施地域性职业犯罪预防和受害精准预防、系统性源头性全链条打击、统筹境内境外两个战场的"打防结合、预防为先"侦防策略。

电信网络诈骗中罪名认定争议及其教义学应对

对近五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判决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该种犯罪的罪名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关联犯罪上下扩散、罪名群内部认定混乱、帮助行为定性分歧等问题,而这主要是由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法益、行为要件、既遂标准的不明确所引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侵犯的法益具有复合性,即在财产法益之外还有网络公共秩序法益。法益复合性决定了单以诈骗罪无法完整地评价电信网络的诈骗行为,既有的司法解释忽视了电信网络诈骗在行为方式上的特殊性,采用拟制方式将其纳入诈骗罪评价范围考量,导致司法人员在罪名适用时无所适从。因此,必须通过教义学的途径明确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上下游关联行为的罪名归属,从而妥善解决司法适用中的难题。

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窝点取证协助问题研究

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递增态势,此类犯罪在东盟国家的窝点证据具有分散性、隐蔽性以及复杂性等特点,存在提取、固定及移送的困难。当前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窝点取证主要有委托取证、境外取证以及境外联合取证三种取证模式,但这三种取证协助模式现阶段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局限性。为有效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造良好的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应建立合理的合作激励机制,提高东盟国家执法机关合作打击犯罪的积极性;细化与东盟国家警务合作协定的内容,明确证据提取、固定、移送的要求;加强对中国—东盟警务合作人员的培训,提高调查取证的技能;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警务合作,扩大境外取证模式与境外联合取证模式的适用范围。

地域性职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其侦防对策研究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地域性职业犯罪,具体原因包括"互联网+"经济形态的发展,犯罪实施成本和犯罪机会成本低,传统侵财犯罪发生空间转移,犯罪亚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地域性职业犯罪特征包括:诈骗县、镇、村区域集中现象突出;作案手段呈现明显区域特色且相对稳定;犯罪过程分工精细,呈产业链形态分布。为有效侦查打击治理地域性职业电信网络诈骗,侦查部门要建立高危人群数据库,加强高危人口管控;推进信息流、资金流、人员流的"三流侦查法",建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机制;加大互联网刑事法制宣传;依法从严、全面和准确惩处地域性职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消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土壤;铲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黑色产业链;加大针对地域性职业犯罪群体开展相应预防措施的力度。

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总体形势的实证研究

犯罪的现实状况是犯罪现象的基本构成要素和重要表现形式。准确把握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现实状况,既要着眼于全国的总体形势,也要分析全国的整体性特点。从全国的总体情况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快速增长的势头虽得到初步抑制,但它的立案数量和直接经济损失数量依然十分庞大,它已成为当前危及我国民众财产安全最为活跃的犯罪手法之一。

中国—东盟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警务合作机制研究

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呈逐年递增趋势。中国在打击此类跨境犯罪方面存在取证、追赃、抓捕等诸多困难,需要与东盟国家进行警务合作。基于双边良好的政治基础和法律基础,中国—东盟已开展了警务情报信息共享、联合抓捕犯罪嫌疑人、移交遣返嫌犯、派驻警务联络官等警务合作方式,但仍存在合作依据的法律资源供给不足、警务情报信息共享机制尚未正式建立、执法合作机制尚待完善等相关问题。因此,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需要进一步夯实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警务合作的法律基础,完善警务情报信息共享机制,探索设立统一警务合作机构。

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现状、问题与对策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已取得明显成效,但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公安机关整体打击能力还不高,重点整治地区的专项整治工作还需加强,金融、工商、电信等部门和领域仍存在一些管理漏洞和问题。需要从创新工作机制、增强打击能力、加强部门行业之间的沟通协作、加大重点整治地区整治力度、强化宣传工作等方面入手,综合施策、共同治理,切实提升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能力和效果。

我国代表性地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的实证研究

全国各地面临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形势各不相同,以南方G省和北方L省为例,经济发达的G省面临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形势更为严峻,特色也更为鲜明。此外,基于地域性职业电信网络犯罪的不同影响,G省和L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主要类型与基本特点也存在较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