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企业创造共享价值的网络规制路径研究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影响集群企业战略和绩效,而市场竞争和社会选择力量则影响产业集群结构和演进机制。本文用集群网络嵌入性测评产业集群网络环境结构特征,用产业竞争力和社会选择力评价约束集群企业价值导向的经济和社会力量,用创造共享价值来评估影响集群网络结构和演进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倾向,对利益相关者主导下的产业集群网络规制集群企业战略价值导向的路径特征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发现集群网络中的社会资本经由市场竞争和社会选择的中介作用,可以促使集群企业创造共享价值,这对于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创新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论网络规制模式的转换及其立法选择

我国现有的网络规制模式是压力型整治模式,政府基于压力在一定时期内对网络空间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治,该模式在绩效、民意与合法性三个层面都存在现实困境。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网络规制模式趋向回应型合作规制模式,让多元主体参与到网络规制中,通过制度上的合作,在法律框架下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共同目标。网络立法是网络规制的前提,在回应型合作规制模式下应健全网络立法体系,确保规范体系统一;变革网络立法模式,适应网络社会发展;提高网络立法技术,确保网络规制实效。

即时通信时代的网络规制变革——从“微信十条”谈起

"微信十条"发布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国家通过管源头、管资质、管信息加强微信立法管理,用法律保障用户通信自由和社会公共秩序。文章根据互联网时代的三个阶段,从自我规制、政府规制到即时通信阶段的社会规制展开纵向研究。另外,以美国、欧盟和中国对即时网络的监管为例,探讨代码规制向国家规制途径的转向,充分论证了即时通信时代网络规制理念和方式的重大变革。

越轨少年与网络规制--中美日的比较研究

不良网络信息可能诱发少年犯罪,因而需对网络进行必要监管。在网络监管形式方面,中国由多部门负责监管,网络法律还不完备;美国对网络的监管遵循法律主义路径,以间接管理为主,注重发挥社会作用;日本有多部完善的网络信息管理法律,各部门分工负责。在网络伦理教育方面,中国仍然偏向于技术性教学,且道德教育在升学压力下沦为附属品;而美国和日本均较早在校园内开展网络伦理教育,日本还更重视家长对少年上网的引导作用。网络管理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应重视行业协会的作用,"行业自律"一旦实现,既能促进网络环境的自我改善,又能减轻政府的负担。

基于IWF性质的英国网络规制模式探析

一般认为,英国政府对于网上内容的规制采取的是自我规制模式。网络内容的规制由独立的行业协会,主要是网络观察基金会(Internet Watch Foundation,简称IWF)实施。但是有学者对英国的自我规制模式提出质疑,认为IWF不是独立的自我规制机构,而是准政府机构,其行为实质上等同于政府行为,英国对于网络实质上实施的是政府规制模式。本文拟对IWF的性质予以探讨,以进一步揭示英国网络规制模式的实质。

论我国网络规制的模式选择

现实世界的法律制度、网络上的自我规范机制以及信息科技本身构成了网络世界规制的基本运作方式。我国网络规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今后网络规制模式选择主要应该考量内容分级管理制度、政府管理角色、尊重网民自主选择权、公民理性的培养等几个方面。

网络规制立法问题研究——以言论自由保护为视角

在网络规制过程中,既要实现秩序与安全又要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以言论自由保护为视角观察我国网络规制立法存在的问题会发现,目前,在网络规制立法领域存在立法层级低、立法主体混乱以及立法程序欠缺民主要素等问题。本文分析了网络规制立法的必要性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思路。

网络规制的中立性研究

中立问题是网络社会的规制问题之一。网络社会的规制是通过法律法规、社会规范、市场和技术实现的,要求在规制的过程中保持中立。文章通过分析这些规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梳理总结对策建议,阐述了对实现理想的中立规制的展望。

论跨境数据流动中的网络间谍规制——以欧美跨境数据流动合作为视角

欧美两次跨境数据流动合作失败是基于欧盟对美国新型网络间谍行为的关切,但国际法缺乏对于网络间谍行为的有效规制,以欧盟法处理网络间谍问题也面临着说理困境与诸多批判。欧美两次跨境数据流动合作失败所揭示的境外情报机关向境外企业获取数据的问题对我国具有警示作用,我国也存在未能明确约束境外机构向境外企业调取数据的行为、追究境外机构法律责任的门槛较高、追究境外实体法律责任面临执行和国家豁免的障碍等问题。在国际法层面,我国可以考虑在国际条约中对于情报机关获取信息做出限制,在国际谈判中推广数据分类分级保护模式,尤其注重涉国家安全数据的保护,并逐步推动国际法在规制网络间谍中的适用。在国内法层面,我国可以通过立法明确规制网络间谍行为的新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合理解释国家安全,采取出口管制和反制裁措施惩治网络间谍行为。

规制型网络:一种新的网络治理形态

网络治理存在多种形态,国外学者根据研究传统的不同将其分为三种类型:政策网络、服务供给和执行网络以及管理网络。三种网络有各自的理论来源和特点。在我国的治理实践中上述三种网络都比较常见,而且近年来还出现了不同于三种常见网络的新的网络治理形态,即规制型网络。通过比较发现规制型网络与三种传统的网络都有明显差异,可以说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网络治理。广西玉林的环保产业园便是该种类型网络的典型案例。规制型网络的理论基础是整体主义哲学观;在网络的特点方面表现为以管制为主要目的;经济利益是行动者加入网络的主要动机;集中、统一和专业监管是主要运行机制;政府扮演着创建者、管理者、服务者以及责任者的重要角色。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功能、异化与规制

传统公共领域理论不适合描述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的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网络公共领域的运作超出政治范畴,冲击着社会各领域的既有规则和秩序,承担着促进诸社会子系统自我反思的功能,全面推动了社会结构的转型升级。网络公共领域的异化并非源于外部权力干预,而是源于网络企业主导的架构设计,后者塑造了网络公众的行为模式。当前的网络规制聚焦行为而非架构,无视线上/线下空间的分化,面临合理性和合法性双重困境。应当探索公私合作的新型规制模式,避免侵犯公众在Web 2.0环境下得以实际行使的基本权利。

网络规制与犯罪治理

网络犯罪治理,首先要解决网络空间及网络行为的规制问题,进而通过合理有效的规制形成网络空间秩序。预防、惩治网络犯罪的重点是,要解决公民个人信息保障问题,要认识到网络犯罪就是广义的信息犯罪;建立完善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和机制,可以有效遏制网络犯罪的快速发展。对网络犯罪的认识,要明晰网络犯罪的特征,要注意到网络犯罪的有组织化模式与线下犯罪的差别,应从犯罪协作而不仅仅是共同犯罪的角度加以认识。

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及网络规制的调节作用——基于大陆九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研究

在回顾互联网对公民政治参与影响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大陆境内九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N=1471),系统分析了当前风靡社会的社交媒体对当代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与互联网的负向作用不同,社交媒体不仅推动了青年群体的线上政治参与,而且促进了青年人群的线下政治参与。并且,互联网规制对青年的线上和线下政治参与具有限制作用。其中,网络规制虽未能有效减弱社交媒体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但是它却削弱了社交媒体对青年线下政治参与的积极影响。

网络治理中的法律规制路径——以习近平互联网法治思想为基点

互联网泛在互联、扁平化、去中心化的结构特征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习近平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角度出发,科学辩证地把握互联网发展趋势,创造性地提出"网络安全观"。文章系统阐释网络空间法治化实施路径,即互联网法治建设应基于问题意识考量,对比联系各国理论与实践,侧重网络风险的预测、分析、防范,从长效制度建设层面推动网络规制不断完善,以期为全面推进依法治网、依法办网和依法上网提供理论参考。

我国网络规制的组织构造及其优化路径

网络规制的模式选择和组织构造间存在互构关系,回应型网络规制要求规制组织形态的虚拟化、机制的弹性化和结构的扁平化。随着网络社会不断发展,我国逐渐形成基于代理式监管与运动式整治的双重网络规制模式。在转向回应型规制的过程中,必须超越组织困境。虽然我国网络监管体制不断调适,但总体是"条块分割"体制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形成组织分离但功能一体的组织构造。它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也有很多局限性,应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进行优化。

国外网络舆情规制经验及启示

近年来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如何管理网络舆情成为了一个综合性课题。目前国外一些国家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一定尝试,通过对国外相关管理经验的分析与整合不难看出,网络舆情的规制需要综合运用立法、行政、行业自律等多种手段。

网络空间的人格侮辱及规制

本文以舒淇"旧照片"事件为由头,探讨在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下,对公民因侮辱等形式造成的人格权侵害进行保护的问题,并通过借鉴美国"故意施加精神损害"这一概念,探讨对网络恶意情绪表达规制的可行途径。

中国语境下网络内容规制的伦理问题

我国网络内容规制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这些争论主要围绕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网络内容规制的尖锐性、网络内容规制的道德合理性、网络内容规制的范围、网络内容规制的主体、网络内容规制的模式。

论规制网络侵权的另一种途径——间接网络实名制

网络侵权虽然是一个新生事物,但从其构成而言,与传统侵权并无实质差异。MDCA法案下的"避风港"规则和UGC规则虽然紧扣"网络"这一外在形式创新了侵权的规制规则,但在侵权的最终处理上依然回到传统侵权理论的轨道。并且这些创新并非完全有效,相反自产生以来就饱受批评。在此情境下,本文尝试通过对传统身份映射理论的修正构建了"现实身份——电子身份——网上虚拟身份"这样一个双重递进身份映射模型,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规制网络侵权的另一种途径——间接网络实名制。

网络直播的兴起与规制

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和发展,网络直播的规制已成为社会共识。从网络直播的特性与成因的角度分析,为了解决目前网络直播存在的各种乱象,建议从健全网络直播监管的法律体系、建立合理高效的行政监管体制、构建全社会合作共治共享模式、强化生态链全方位穿透式管理和加强青少年主播的引导和保护等五大方向,不断优化网络直播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