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众视角下网络舆情对大学生发表网络言论的影响机制研究

背景: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大学生已经进入了一个数字化时代,其中网络言论成为他们表达观点、交流思想以及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然而,这个数字时代也伴随着网络舆情的崛起,它对大学生的网络言论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方法:对1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获取文本材料。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访谈数据先后进行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在此基础上构建从众视角下网络舆情对大学生发表网络言论的影响机制的模型。结果:研究结果显示,网络舆情事件对大学生网络言论产生了明显影响。在面对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话题或争议事件时,大学生往往表现出从众行为的趋势,倾向于采取与主流观点一致的言论立场,以获得社交认同感或避免潜在的争议。结论:从众视角下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的网络言论受到个人因素、数字素养、舆情特点、网络环境以及家庭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该研究旨在深入研究这些影响因素,揭示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网络言论的影响机制,并为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供指导。同时,研究结果可为高校建立网络舆情引导机制提供重要依据。

浅析网络言论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当代信息社会,互联网迅速发展,网络成为人们发表言论的新领域,网络治理面临重大挑战。由公民所拥有的言论自由权引申出来的网络言论自由,需要相关法律法规来规制与约束其被滥用,以此来保障防止公民权益受到侵害,维护网络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稳定。

论我国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模式

近年来,由于网络的便利和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表达观点展示自我,但同时“泛自由化”的网络言论也引发了诸如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等社会乱象,为维护国家公共秩序和人民的合法权益,相关部门基于法益优先价值、法治意识薄弱的主观因素和立法存在难点、政府主导执法优势的客观因素两方面综合考量,在对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上采用以政府主导为核心的规制模式。这种模式在法律制定上侧重政府的管理职能,在法律实施上以专项行动集中整治为主,具有高效、灵活的优势,但也伴随产生了执法标准不一、批评建议权被压制、司法机构尤其是法院长期游离于现有规制模式之外等问题值得引起思考和警惕。

论大学生网络言论——产生时期、特点与功能

本文通过对安徽财经大学在校大学生一年多年来的网络言论个案研究,总结论证了当代大学生网络言论具有特定的高发时期,归纳了其四个显著特点,进而指明其所具有的两个功能。

论公民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与规制

网络言论在现实政治环境与现代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双重催化作用下,已成为重要的政治参与力量,并在我国迅速崛起。一时间,人们乐观地认为网络言论自由在打破传统政治束缚,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社会建设等方面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两面性,虽然网络言论表达方式与传统言论表达方式相比存在诸多优势,但当前网络空间内无责漫谈的话语形态不仅严重破坏了网络生态环境,同时也给现实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理性、全面认知网络言论自由并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合理规制,引导其在完善的制度框架和开明的政治氛围下发展进步,对于营造天朗气清的网络政治生态,推进网络民主健康发展意义深远。

论网络言论理性表达引导

"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网络言论理性表达事关重大,其基本要求是客观真实、公正无私、认真负责、爱国守法。针对目前网络言论非理性表达现状及原因,亟需从以下方面进行有针对性地引导:政府及时介入,让权威真实信息抢占网络舆论高地;"疏与堵"有机结合,让网络理性言论主导网络舆论走向;组建自己的"意见领袖"队伍,唱响网上主旋律;重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升网民自身素质;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净化网络环境;建全网络法律机制,制裁网络违法言论。

论网络言论自由与政府规制之间的关系——以美国经验为参照

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争议在美国主要呈现为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权与政府的法律规制之间的平衡问题。1968年的金斯伯格案、1978年的FCC诉太平洋基金会案和1989年的赛博通信公司诉FCC案即是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宪法规则和合宪性审查标准,其中尤其突出了言论传播媒介的特点对于法律分析的重要性。网络时代的言论表达因表达者数量的爆炸式增长、言论传播渠道的多元扩展、言论道义责任的弱化等特征,使得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的网络言论自由权有着不同于传统言论权利的素质。在最新近的雷诺案中,美国网络言论自由权的宪法保护方式基本成型,言论自由的保护仍被认为是首要的,网络言论的技术特点必须被纳入到经典的权利分析的模型中,用以决定宪法所容许的政府规制的合理程度。网络言论自由在美国并不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法律议题,而始终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法理的一部分。

论网络言论的刑法规制——以“两高”关于网络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为契机

网络言论私法保护和公法救济密切关联,网络言论刑法规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目前我国网络言论刑法规措施存在过于零散、互相矛盾、层级太低等问题,新的司法解释具有一定的优势和进步,域外资格刑科学配置和大量网络言论过失犯罪入罪等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在司法适用中,应当正确处理与网络犯罪以及刑法罪名的关系,防止网络言论犯罪名成为威权主义的工具,正确适用新的司法解释,侮辱诽谤不一定要点名道姓,转发者、点击者、浏览者也有可能构罪,坚持主客观一致原则,重视特殊身份当事人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着力网络言论刑法规制一体化建构,注重与边缘问题的交错互动。

网络言论自由权宪政价值初探

网络言论自由权的宪政价值是指公民在行使网络言论自由权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对于民主、法治、人权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网络言论自由权是维护民主和实现民主的当代路径之一;它有助于实现法治、破除人治;它既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人权的保障工具。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为公民有序行使网络言论自由权提供了立法保障。无需质疑,网络言论自由权属于宪法上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其实质是时代驱动下的传统言论自由权的更新与拓展。

网络言论理性表达引导的道德困境及其调适

网络言论者在道德问题上的辨别能力弱化、反省意识缺失、负向情绪传染、失范方式进化、理想人格迷失等,构成网络言论理性表达引导的诸多困境,必须予以道德调适,以超越其道德困境。这就要求相关引导者具有道德调适的主体意识,并善于在实践中寻求道德调适的有效策略;管控话语源头,甄别网络言论的道德走向;提升网民素质,优化网络言论的道德环境;聚焦社会热点,凝聚网络言论的道德正能量;强化道德示范,增强网民道德内驱力。

网络言论:自由与管理适度平衡

网络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保障和实现网民的言论自由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但网络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政府应加强网络管理,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网民的言论自由权。本文从借鉴国外网络管理经验出发,以我国网络管理的主要矛盾为切入点,提出我国网络言论自由与政府管理要适度平衡的观点,并对二者适度平衡的原因、依据进行探析,以及针对当前我国网络管理的现状提出解决思路。

论我国规制网络言论立法之完善

法律在规制网络言论中具有重要作用,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规制网络言论的法律规定。我国规制网络言论的立法覆盖面广,各领域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但存在立法层次低、权威性不够以及法制不统一等问题。完善规制网络言论的立法,应遵循必要性原则、明确性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国务院应加强对行政法规、规章的审查和清理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适时出台《网络信息管理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

网络言论的刑法规制范围——兼评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从有害网络言论的社会危害性来看,部分危害严重的网络言论有刑法规制的必要。但必须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公民言论自由权的保障要求、网络言论的危害程度要求划定其处罚边界。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具有积极意义,但其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存在着侵犯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危险,而且其关于网络言论型诽谤罪"情节严重"的细化规定也不尽合理。

论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

隐私权和言论自由权都是促进人类发展的重要权利,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内涵,缺一不可。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今天,如何协调平衡这两种权利,已经成为理论及实务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隐私权的性质变迁和法律保护、网络言论自由的价值功能、对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范等问题进行探讨,试图寻求个人隐私权与网络言论自由之间的平衡机制。

略论大学生网络言论行为及其规范与引导

当今大学生网络言论呈现出五个特点。大学生一些不当的网络言论的传播会给社会、他人或自身带来较大的伤害。这些不当言论的产生主要原因有五个方面。我们应通过各种措施来进行规范和引导。

网络言论自由的规制方法与保护程度——以公务人员名誉权保护为视角的考察

与公共事务有关的网络言论对民主政治的发展大有裨益,受到宪法的较强保护。公务人员的名誉权构成公民网络言论自由的界限。从名誉权保护角度,对网络言论自由具有规制的必要性。规制网络言论自由的方法包括法律、架构、市场和道德准则。其中,市场和准则的规制强度较小,网络言论自由往往能够得到较大程度的保护;而法律和网络架构的规制强度较大,这两种规制方法若使用不当将可能对网络言论自由构成侵害。中国应借鉴国外经验,在诽谤的构成要件上设置严格的条件,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

网络言论传播与民众舆情表达

舆情往往是内隐的,需要载体和渠道来抒发和表达。网络言论是一种舆情信息,舆情通过网络言论可以得到表达和传播。互联网信息技术为网络言论的传播提供了多种途径,因而也形成了民众舆情表达的情绪化与非理性、多元化与发散性以及个性化与群体极化等特点。民众的舆情表达为探讨网络言论的引导和管理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敬慎无所苟”与大学生网络言论自由教育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3年1月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民规模已达5.64亿,手机网民数量达到4.2亿,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层次的网民占到11.9%,微博用户达到3.09亿,社交网站用户达到2.75亿。

宪政下的自由——以网络言论自由权为视角

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不管它是在现实世界还是在虚拟世界里。自由只能是相对的,因为如果人人都有绝对的自由,那么自由也就不存在了。本文就是针对当前出现的网络言论自由中的规范缺失进行探讨,对网络言论自由的价值功能、规范定位和法律控制进行论述,指出自由必须是在宪政下的自由,而不能游离在宪政之外。

网络言论自由与公权力关系的理性构建

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民众发表意见最快速、最直接的平台。这些意见往往涉及公权力机关,而公权力机关一旦不能正确对待网络言论,势必导致对言论自由权的干预甚至侵害。所以,理性建构网络言论自由与公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对行使公权力的机关,即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必须明确其权责,使其依法行使权力,防止其对网络言论自由权的侵害;另一方面,网民也应理性发表言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这一权利。通过在公权力机关与网络言论之间建立良性关系,使民众充分享有言论自由权,全方位监督公权力机关,既保证了立法、执法、司法的公平公正,从而提高公权力机关的廉洁与威信,进而提高法律的威信,有益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又使民意畅通地表达出来,有利于消弭社会矛盾与冲突,保证社会和谐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