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诽谤案件的公诉化诉讼机制构建

我国诽谤案件刑事诉讼机制长期以自诉为原则,公诉为例外,有利于保护受害人隐私,促进社会关系的自主修复。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诽谤事件频发,自诉为主的诉讼机制逐渐难以应对网络为媒介的诽谤行为。网络诽谤与传统诽谤案件相比,受害主体更为随机、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社会危害更大,且网络诽谤常以匿名方式进行,网络诽谤事件受害人自行诉讼的负担也更大。虽然相关部门针对网络暴力进一步明晰了网络诽谤公诉的标准,但多为发生严重后果之后的救济而非事中阻断。网络诽谤案件的自诉基础逐渐消解,公诉程序优势日益凸显,吸收自诉程序的重要价值,在相关指导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公诉范围,逐步建立网络诽谤案件完全公诉的刑事追诉机制具有现实可能性。

网络诽谤犯罪的治理难点及对策研究

当诽谤遭遇互联网络,便成为网络空间中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新问题和新现象。与传统的诽谤罪相比,大数据时代下的网络诽谤犯罪具有匿名性和不确定性、现实性和持续性以及双重侵害性的特点。网络诽谤不仅对当事人的人格和名誉造成侵害,更损害了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如何应对网络诽谤行为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新挑战。而现阶段的治理方式、治理资源及治理机制已经无法满足日益猖狂的网络诽谤犯罪行为了。对此,应先厘清网络诽谤“情节严重”的内涵,后加强公诉与自诉的衔接以及政府监管以共同实现网络诽谤犯罪的治理。

网络诽谤自诉转公诉的程序困境及路径优化

以2020年“杭州网络诽谤案”为代表的自诉转公诉的程序衔接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争论。争议的焦点是,在启动自诉程序后,公诉程序能否再次启动,以及重新启动公诉程序后如何将并存的“两诉”(自诉和公诉)进行衔接。然而,对于上述程序困境,我国法律规定阙如。传统刑事诉讼理论既无法对此作出合理解释,也难以为该程序冲突提供理想的解决方案。从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自诉案件中自诉与公诉的关系非常有必要。作为自诉案件中自诉与公诉的理论基础,“诉权理论”可作为构建自诉与公诉程序衔接机制的主要考量因素。通过引入诉权理论,期待能够在理论上为自诉案件中自诉与公诉的关系提供一个解释框架。基于共同的“诉权”来源,在构建自诉转公诉的程序衔接机制时,应当充分尊重被害人的诉权,不宜强制转换。

网络诽谤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

网络诽谤行为是传统诽谤行为在新时代发展下于网络虚拟空间的异变,传统刑法中的诽谤罪向网络空间延申,形成了具有隐蔽性、不可控性、持续性等特征的网络诽谤犯罪。关于诽谤罪的规制已经较为完备,但我国现行刑法对网络诽谤行为的规制仍存在着缺乏对单位主体的规制、治理网络诽谤行为的观念滞后、“情节严重”的量化衡量标准不明确等现实困境,需要从将单位主体纳入规制主体、协调网络犯罪立法与传统犯罪立法、明确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三个方面完善刑事规制。

“双层社会”视域下网络诽谤犯罪的刑事规制

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并存的“双层社会”背景下,传统刑法中的诽谤罪向网络空间延伸发展,形成了具有针对不特定主体、双重法益侵害性、手段匿名化与危害结果深广性等特征的网络诽谤犯罪。网络诽谤犯罪突破传统诽谤罪的自诉模式,转为公诉具有法理、实体和程序三个层面上的合理性,而我国现行刑事规制仍存在观念性滞后、“情节严重”认定量化标准不合理、公权力介入标准不明和自诉转公诉程序衔接不明的四重现实困境,亟需从优化刑事理念、明确情节认定标准、规范公权力介入与监督和明确自诉转公诉程序衔接四方面完善刑事规制。

信息时代 “网络诽谤” 的法律规范

网络空间绝不是法外之地,“网络诽谤”更加不可取.本文针对信息时代下的网络诽谤现象,从我国法治工作的角度,结合《民法典》《刑法》等相关法律,主要在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两大层面上分别对民事、刑事进行了相关规定的细化、优化.实体法层面,在民法上:对侵犯名誉权的构成要件进行了细化;网络平台的责任认定.在刑法上:提出“积量构罪”的概念,对有关司法解释进行优化,如情节严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等,研究了智能机器人的转发资格等.程序法层面重点强调了公诉的范围、自诉与公诉的衔接、公安机关的协助能力等.

论网络诽谤犯罪的公诉化——以133例诽谤案为基础

分析近5年的133例诽谤案,发现网络诽谤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呈现明显公诉化趋势,但立法上关于公诉化条件的规定存在缺陷。因此,建议对诽谤罪进行分类,根据不同类型的特征和实践情况设计不同的公诉条件,对于传统型诽谤罪,应限制其公诉;同时将网络诽谤犯罪单独构罪,并规定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分别作为被害人选择公诉和检察机关径行公诉的条件。

信息化时代网络诽谤犯罪疑难问题探究

网络诽谤行为日趋频繁,相较于传统诽谤行为具有传播快、影响广等鲜明特点。但刑罚介入网络诽谤新领域不能摈弃其谦抑性格,要衡平言论自由与法益保护。从网络诽谤的行为范围、主体范围以及"情节严重"三方面严格区分网络诽谤行为的罪与非罪界限。

网络诽谤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网络诽谤犯罪作为传统诽谤罪在网络空间内一种异化的表现,对其应当以新的眼光进行审视。在对网络诽谤行为进行认定时,应注意正确区分事实和意见,注意准确理解诽谤行为的主观目的,对于未捏造而仅散布诽谤信息的行为不宜认定为诽谤行为。诽谤罪中情节严重的判断关系到罪与非罪的界限,以相关统计数字为依据对其进行认定时,应结合形式层面和实质层面进行双重判断并排除适用传播性理论的情形。将造成被害人的近亲属的相关伤害情形认定为情节严重时应从严把握。此外,本解释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不应包括网络空间秩序。对于网络诽谤自诉案件自诉人收集有罪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网络诽谤案中自诉人取证之公权力救济

诽谤罪作为亲告罪,采取"告诉才处理"的追诉原则,取证和起诉均由自诉人独自承担,公权力一般不得介入。但是,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网络诽谤愈演愈烈,而自诉人囿于举证能力之局限,使得其在此类案件中取证陷入困境,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告诉乃论"并非排斥国家追诉,公权力的介入并不会损害自诉制度之价值,在自诉人取证能力不足的境遇下,公安机关应承担起自诉权救济的责任。

由表达自由论网络诽谤的定罪——对《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评析

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后,关于网络诽谤的定罪标准与量刑成为网民和学术界热议的一个焦点。本文从保护公民表达权的视角讨论网络诽谤的定性与定罪、防范与控制,并探讨网络环境下名誉权与表达权的冲突与平衡。

网络诽谤行为刑法规制的问题与对策

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在这种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应当关注法律法规的建设。随着信息网络的高速发展,网络环境下的诽谤行为逐渐滋生。"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信息网络环境下的诽谤行为的定罪作了有效的完善,但仍然存在实际触犯主体低龄化难以规制、传播者的法律责任难以明确、"情节严重"标准认定不清、与言论自由相冲突等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两高"的解释进行修正与完善势在必行。强化未成年人监护人的教化监督、增加新闻媒体作为单位犯罪主体、增加脱水数据作为"情节严重"的评价标准、对受害人为"公众人物"的网络诽谤进行更加慎重的认定及处理等对策皆可以付诸研究,以便更好地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

网络诽谤行为的刑法边界——兼评“两高”有关司法解释

网络成为大众的舆论场,网络诽谤行为日渐增多,对现有法律制度形成了挑战。但由于其涉及到个人权利,应谨慎处之。信息化是网络诽谤行为泛化的背景,国外对网络诽谤行为并非一味放纵。界定好网络诽谤的刑法边界是关键问题,同时也应注意到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两高"治理网络有关司法解释近期出台,显为应时之举,仍有完善空间。

论网络诽谤行为的刑法规制

现行法律规制网络诽谤行为面临着网络诽谤与言论自由界限不清和诽谤行为去犯罪化的现实困境。网络诽谤行为的刑法规制客观上要求行为人捏造并通过网络传播捏造的事实,损害他人名誉且情节严重,主观上为直接故意且有败坏他人名誉的"恶意"。刑法规制网络诽谤罪需要解决管辖权和公权力介入等疑难问题。

网络诽谤与网络匿名之间的平衡

网络匿名极大地扩展了公民的表达自由,但是,其也为网络诽谤打开了方便之门。为了保护公民的名誉权,就需要披露匿名诽谤者的身份信息,然而,匿名言论也是受宪法保护的表达自由。因此,为了既保护名誉,又打击网络诽谤,同时也保护匿名言论,美国的法院根据网络的特殊性,结合其司法实践提出了若干标准协调两者之间的冲突:即原告必须履行通知程序;原告必须提供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的诽谤性言论构成侵权;披露匿名被告信息的命令有助于原告诉求的实现;无法从其他途径获取被告匿名身份信息。

网络诽谤“情节严重”标准之探讨

"情节严重"作为诽谤行为入罪的一个必要条件,恰当确定其认定标准无疑十分重要。而网络诽谤因其实施域境等的特殊性,司法解释简单地以"点击"、"浏览"、"转发"之"数量标准"作为"情节严重"的判断标准,不仅有司法"偷懒"之虞,更是凸显其实质上的不合理性;应当代之以"导致受害人的社会评价严重降低或者名誉严重贬损的"判断标准。

网络诽谤刑民界分的困境与应对

网络诽谤行为既可能构成民事侵权又可能涉嫌犯罪,合理界分诽谤侵权行为与诽谤犯罪行为是理论与实践的难点。我国网络诽谤行为刑民界分困难存在于刑法解释立场的不稳定、公民名誉权保护与言论自由关系间价值失衡以及诽谤罪亲告罪之诉讼特性等诸多方面。基于此,司法人员应该坚持实质解释的立场从网络诽谤的行为样态、行为主体以及情节的认定标准三个方面确立网络诽谤行为的刑民界分的可行标准,从而对网络诽谤行为进行合理的规制,在保护公民的名誉权的同时保持刑法谦抑。

网络诽谤案件公诉情形中“损害国家形象”的宪法学思考

宪法第54条公民"不得危害祖国荣誉"和第51条"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的规定,是法律保护"国家形象"的宪法依据。但是为了防止诽谤罪追诉范围扩大化,在法理上,网络诽谤案件司法解释公诉情形中的"损害国家形象"宜做严格界定,其中,网络诽谤的对象限于作为国家法定代表的国家元首,网络诽谤的后果是损害国家形象,网络诽谤的惩戒应与宪法批评权实现法益平衡。在法律实践中,本款司法解释属于创设国家元首保护制度,虽然其目的在于保护国家利益,但是立法权限已经超出了具体适用法律的功能。按照宪法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应当由立法机关通过修改刑法的方式进行。

网络诽谤认定初探

网络诽谤是一种典型的利用互联网工具实施的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网络诽谤引起的侵权纠纷是网络技术产生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法律现象。在对网络诽谤认定过程中,言论自由和名誉侵权两者之间的界限很难把握。在对其约束和规制的过程中,极易引发与言论自由和网络监督的价值冲突,由此带来诸多的质疑和争议。

论网络诽谤犯罪的地域管辖

诽谤犯罪自从打上网络的特征之后,传统诽谤犯罪地域管辖连接点在网络诽谤独特的虚无空间中被突破。文章借鉴先进经验国家的立法、判例,基于对网络诽谤犯罪预备、实行和实行后三阶段具体分析,揭示了网络诽谤犯罪地与刑事地域管辖的联系,提出网络诽谤罪地域管辖连接点的确定标准是侵犯刑法法益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