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诽谤罪立案管辖研究

融合传统大众传媒信息传播的单向性以及类似人际传播的双向交流特点的网络诽谤犯罪撼动了传统诽谤犯罪立案管辖的理论和规则。公诉案件的网络诽谤立案管辖存在对公安部解释的适用效力、标准、度的问题;自诉案件的网络诽谤案立案管辖涉及证据的收集问题。在公共言论与一般言论区别对待原则和审慎运用刑罚原则指导下,文章提出了网络诽谤罪立案管辖制度的完善方法。

网络诽谤罪立案管辖研究

融合传统大众传媒信息传播的单向性以及类似人际传播的双向交流特点的网络诽谤犯罪撼动了传统诽谤犯罪立案管辖的理论和规则。公诉案件的网络诽谤立案管辖存在对公安部解释的适用效力、标准、度的问题;自诉案件的网络诽谤案立案管辖涉及证据的收集、证明标准问题。由于网络空间具有的种种特殊性,现有法律法规远远不能满足遏制和惩处日益增长的网络诽谤犯罪立案管辖的需要,根据目前我国立案管辖的立法现状,结合网络犯罪的发展趋势,应明确公共言论与一般言论区别对待的基本原则和审慎运用刑罚原则。法律或司法解释对网络诽谤"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应予以明确列举,增设网络诽谤不处罚的例外规定,建立网络诽谤自诉转公诉的合理机制等。

网络诽谤罪认定的检视与重构--以“真实恶意”的影响为中心

"网络犹如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提供便捷、自由的舆论空间平台的同时,也为不法之徒散布虚假信息提供了渠道。因网络独有的高隐匿性、快传播性、强扩散性,使得网络诽谤罪比传统诽谤罪的社会危害性更大。201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网络诽谤罪进行了规制。但在司法实践中,网络诽谤罪的认定存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一方面,法官徘徊于罪与非罪的认定两难境地,造成法院判决的"冰火两重天",不利于名誉权的保护;另一方面,法官的客观化认定趋向,致使涉及公权的案件有扩大之嫌,不利于言论自由的发展。因此,在网络空间下,法官只有借鉴其它国家或地区的"真实恶意"原则,从偏重客观认定转向主观认定,并对涉及公权与私权的网络言论区分对待,通过重构网络诽谤罪司法认定的价值理念、认定方式及认定路径等方式,限制刑法的介入,给予网络言论自由更大的容忍度及保护度,从而平衡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保护。

关于网络诽谤罪问题的探讨

网络诽谤罪虽然是刑法中才新出现的罪名,但是在国家对于网络治理的工作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在网络中的一些言论一旦破坏国家的安全、破坏民族之间的友谊、引发社会的不安,个人和社会权益都会受到严重损害。本文通过对网络诽谤罪的学界研究和司法实践现状的考察,对网络诽谤罪的刑法理论进行探索,揭示了网络诽谤罪的基本概念、特征内容还有犯罪构成。通过在考察网络诽谤罪的历史发展及存在原因基础上,结合网络时代的现实社会问题的分析,阐述了网络诽谤罪存在的价值与合理性。

网络侮辱 诽谤罪治理的程序机制反思

网络暴力事件频发现象严重破坏社会公众的安全感。侮辱罪和诽谤罪,作为当前网络暴力犯罪中主要涉及的两大罪名,系告诉才处理案件,适应自诉程序。然而,在信息时代,固守传统告诉才处理案件只能适用“绝对自诉”的观念,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网络暴力犯罪治理的需要。无论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公安机关协助,还是《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中允许在一定条件下适用公诉程序的方式,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追诉机制问题。针对网络侮辱、诽谤犯罪呈现的社会危害大和因证据产生维权难的新特征,现提出两种路径:厘清“告诉才处理”与自诉程序的关系,构建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二元追诉模式;法律规定将通过网络实施的侮辱、诽谤罪作为自诉案件的例外,直接适用公诉程序。

网络诽谤罪司法解释的合宪性审视

网络诽谤罪司法解释未能平衡言论自由、监督权和人格尊严的关系,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变向突破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违反法检公互相制约原则。为了化解网络诽谤罪解释的合宪性问题,应对诽谤罪提起公诉设定严格条件,取消对网络诽谤罪的创制性解释,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取消公诉诽谤罪。

浅析网络诽谤罪的证据收集制度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然而在大数据时代下,各种形式的网络犯罪也层出不穷。由于犯罪成本较低、传播速度较快等原因,网络诽谤罪成为网络犯罪中最为典型的一种。然而网络诽谤罪并非是一个单独的罪名,而是诽谤罪在网络时代的衍生罪名。故本文将着重研究网络诽谤罪的证据收集问题,通过目前我国网络诽谤罪的司法现状,分析其在证据收集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从证据本身、自诉人、公安机关三方面入手,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并对当前网络诽谤罪的证据收集制度加以完善。

网络诽谤犯罪立案管辖之困境与价值抉择

本文对网络诽谤犯罪案件载体与形式进行了重新评估,并解释了刑法扩张的合理性,试图从诽谤犯罪规制的价值选择出发,考察域外法制,平衡社会公益与公民权利,平衡言论自由与公民人格尊严,提出修正现行法律规范的建议,或加强公权力救济、强化现行法律框架下的侦查权合理运行。

论网络型诽谤罪之诉讼证明

对网络型诽谤罪的诉讼证明应当注意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即由控方承担构成要件和可罚性条件的举证责任,辩方承担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的举证责任。涉及公共利益的言论在原则上阻却行为的违法性,控方须排除证明被告言论与公共利益无涉或保护与损害间不成比例的合理怀疑,法庭亦须综合考察个案中权利保护的相对优先性作出裁判。该类案件的证明过程中,自诉人证明案件已达起诉标准和被告人有罪的证明度均有所降低。检察机关欲提起公诉的,需证明案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否则无法启动公诉程序。

网络型诽谤罪的自诉转公诉研究

目前,对于网络型诽谤罪的刑法规制主要依靠《刑法》第246条诽谤罪和2013年9月“两高”通过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2020年“杭州网络诽谤案”为代表的网络型诽谤罪自诉转公诉的程序衔接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争论。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领域,网络型诽谤罪自诉转公诉案件程序一直未获得足够的关注,导致相关法学理论研究对其缺乏重视。现行关于自诉转公诉案件程序的立法已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存在诸多问题和法律空白。特别是在程序衔接方面,缺乏明确的立法规定,且相关理论研究亦显不足。因此,对网络型诽谤罪自诉转公诉案件程序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简评两高关于网络诽谤的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关于办理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解释中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诽谤行为"情节严重",从而为诽谤罪设定了非常严格的量化的入罪标准。诽谤罪主要发生在名誉权范畴之中,而诽谤罪与言论自由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一定的边缘模糊。此番《解释》直指因"边缘模糊"而多发的网络诽谤罪,对于网络诽谤的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入手点。而笔者的着眼点则是在该解释内容的一些争议之处,希望就解释的改进空间做出一些探讨。

网暴案件中的民行刑责任与一体化衔接

网暴案件往往会关涉民行刑三种责任。民事责任的讨论重点聚焦于平台责任及其边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立法强调平台的主体责任,但这种主体责任却不能被简单上升为平台广泛的事先内容审查,否则不仅会给平台运营造成重负,也会直接干预个人的言论表达;网暴案件的行政责任既涉及对网络侮辱诽谤者的治安管理处罚,也涉及对平台未尽保护义务的行政处罚;针对网暴案件的刑事规定迄今已覆盖网络侮辱诽谤罪的入罪条件、打击范围、自诉转公诉的条件,以及溢出侮辱诽谤罪的犯罪行为的定性与处理,但这些规定在细节上又都需要进一步地讨论和澄清。网暴案件的处理需要民行刑三者的衔接和协力,三者的一体化衔接应谨守刑法作为最后手段的立场,避免通过盲目扩大犯罪圈来回应网暴治理。在考虑是否需要制定单行的反网暴立法问题时,须戒除立法万能的认知,避免象征性立法造成的立法冗余和实施困难,同时避免对网暴的治理陷入以暴制暴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