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息网络侵权责任多元归责原则之确立基础

从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发展历史看,技术社会形态、法哲学理论和正义观念构成其确立基础。网络社会里,由于多种技术社会形态并存发展、行为主体与权利人关系多样化、侵害后果状态和归责事由多样化、价值需求和责任形式多样化发展等要求,要实现网络中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应当确立个人信息网络侵权责任的多元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

互联网环境下网络侵权责任的法律思考

互联网在我国已成为了社会重要的信息传播方式,其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现实生活中已出现了不少网络侵权问题,严重影响着互联网的健康发展。本文结合最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通过对网络侵权责任主客体、网络侵权责任归责以及网络侵权责任抗辩事由的分析,探讨网络侵权责任问题,以期规范网络行为,促进互联网健康有序的发展。

网络侵权责任类型化探析

现实生活中的网络侵权问题层出不穷且形态各异,而《侵权责任法》仅以一个条文对网络侵权进行规制,还存在很多具体操作问题。应对各种网络侵权责任以网络侵权主体为标准进行类型化。并应对于不同的网络侵权主体所产生的侵权责任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以便更好的解决实际中的网络侵权问题。

论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网络侵权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从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两个方面规定了网络侵权责任,为有效规制网络侵权行为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该条过于原则,不利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应当从明确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内涵、完善网络侵权中的"通知规则"、对"知道规则"中"知道"的涵义作出明确解释三个方面对该规定进行相应的修改和完善。

信息网络传播侵权责任研究

科学而合理的网络侵权责任界定,既关乎到版权及相关知识产权前沿理论立法研究的准确性,更影响着关联案件司法审判的公正公平性。本文对网络传播无过错责任以及对信息网络传播多样侵权责任予以研究与评价,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个人信息网络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人们越来越多地利用互联网进行信息传递与交流,尤其在特定化与个性化服务中,依赖于计算机与网络的信息传递成为当下的一种现实需求与趋势,但这种服务的获得,通常会让体验者以牺牲个人信息为代价。我们在利用社交网站、搜索引擎的同时,个人信息也将被全面记录,无论是分享的照片,还是发表的言论,都加大了个人信息被侵犯的风险。因此,本文以当前热点的个人信息网络侵权案件为立足点,就案件责任承担中的免责事由进行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为更好的保护个人信息提出合理建议。

我国网络服务商版权侵权责任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网络服务商分为网络信息服务商与网络技术服务商,为了平衡网络发展与版权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我国对网络服务商责任规制现状基础上,本文对我国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责任及其归责原则进行了分析,并对其责任定义与划分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网络侵权责任主体分析

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认定问题,《侵权责任法》网络侵权条款吸收借鉴了"避风港"规则,但该规则在适用中遇到一些障碍,这些障碍的解决,以及实施具体侵权行为的普通网络用户难以被究责等问题,还有赖于相关法律法规、配套制度和机构以及文明网络环境的构建和改良。

民法典网络侵权责任制度之解释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均规定了网络侵权责任制度,但规范表述的差异与司法判例的冲突给理论与实务界带来诸多解释论上的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确立的侵权责任理论体系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应当被理解为“指示参照性法条”,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的侵权责任,应根据指示参照的其他条款加以明确;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条确立的避风港规则应当被理解为“描述性法条”,其既非免责条件,也非归责条件,更不能将其等同于“过错要件”,而仅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存在主观过错的判断因素。避风港规则的适用主体范围、必要措施问题和终止必要措施等待期问题,也应当根据此种思路进行解读。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承担

《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了网络侵权责任的基本规则,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自己实施的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利用网络实施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则,是提示规则和明知放任规则。正确理解和解释网络侵权责任规则、依法制裁网络侵权行为,有助于保护网络用户的权利和规范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者的义务,同时又要保护好互联网事业的健康发展。

民法典对网络侵权责任的完善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通过最新修改的一千一百九十四条到一千一百九十七条对网络侵权责任作了进一步明确,回应了网络时代的要求。本 文将结合第83号指导案例——A生活家电有限公司诉B有限公司、以及C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1],理解民法典中完善网络侵权责任 的必要性,从避风港原则的完善、“通知——反通知”规则的补充、红旗原则的调整等浅析民法典中的网络侵权责任,最后提出一些在司法实 践中的建议。

参与民法典编纂工作的张新宝教授:完善网络侵权责任制度是民法典一大创新

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法”,民法典是如何制订的?网络侵权责任规定变化的背后有何考量?如何在合理使用数据的同时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对此,本刊专访参与民法典编纂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新宝。

网络侵权救济的法律调适

立法关于网络侵权责任的指引性、宣示性规定不能给予被侵权人以切实的填补。基于化解网络风险、落实民事赔偿的目的,网络侵权救济应进行多元化考虑。从证明力规则看,事后救济的核心在于恰当地运用公证的电子证据。而电子证据公证的高端化需求使得传统的公证机关举步维艰,应设置专业的网络侵权证据保全鉴定机构,并通过网络公约的宣示在严格网络监察的事中监督的同时促请网络使用人被动知情。而且网络风险作为技术发展的副产品,是社会前进中的一种风险与代价,理应由危险共同体承担。责任保险引入的实质即在于分散被侵权人个体风险,实现私权。所以,事前预防、事中监督及事后救济的多元化救济方式的整合便当然成为网络侵权救济的现实选择。

网络侵权行为的过错问题研究

网络侵权构成要件理论的研究目的并非是为了简单对号入座,而是在排除了责任阻却的前提下,明确一个可供参考的标准,防止司法走向能动主义极端。网络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网络侵权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过错标准是网络侵权的核心,过错标准的记述性和规范性能够客观地为司法工作提供理论依据。网络侵权行为的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分为一般故意和实际恶意。过失分为轻微过失、一般过失和重大过失。迟延置被侵权人于扩大损害风险的境地。风险是否被激发,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在无过错与过失之间变化。

论规制网络侵权的另一种途径——间接网络实名制

网络侵权虽然是一个新生事物,但从其构成而言,与传统侵权并无实质差异。MDCA法案下的"避风港"规则和UGC规则虽然紧扣"网络"这一外在形式创新了侵权的规制规则,但在侵权的最终处理上依然回到传统侵权理论的轨道。并且这些创新并非完全有效,相反自产生以来就饱受批评。在此情境下,本文尝试通过对传统身份映射理论的修正构建了"现实身份——电子身份——网上虚拟身份"这样一个双重递进身份映射模型,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规制网络侵权的另一种途径——间接网络实名制。

网络侵权中反通知规则设置的原因和必要性

明确"反通知——恢复"规则的设置原因是有必要的。网络侵权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客观上互联网的隐匿性、主观上网络行为自律不完善。互联网的隐匿性是其本质属性和既定的事实,而且是公众受益大于受损,不可以轻易否定。因此应该从网络行为自律入手,一方面网络用户应自觉合理使用网络资源,另一方面加强网络法治建设,使网络环境下的民事权益纳入法律保障范围内。追求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利益的均衡是"反通知——恢复"规则的设置目的,也是实现公众言论自由的必然要求。

浅议电商平台中商标侵权责任的法律认定——以法学方法论为视角

《民法典》修订前,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是追究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主要的法律依据。为了遏制通过互联网侵犯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出现,维护互联网正常的监管秩序,《民法典》网络侵权专条也应运而生。本文主要聚焦于修订前的《侵权责任法》,以法学方法论为视角,探析互联网电商领域网络侵权责任的认定规制。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现状分析

文章以"00后"的在校大学生为样本,从专业、年级、性别入手进行调查研究。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多见,但程度较低,且学习违规得分最高、责任侵权得分其次、言论不文明得分最低;文科生的网络学习违规得分显著高于理科生,女生的网络学习违规得分显著多于男生,男生的网络责任侵权得分显著高于女生。

《民法典》关于网络民事行为的新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不仅将整个民事基本法律体系化,还将诸多领域的行为规范予以深化和明确,充分体现出法典的功用与价值。面对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相伴而生的新问题,《民法典》在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电子合同、个人信息保护与网络侵权责任等方面进行规定.

“避风港”规则的实践困境与完善路径

“避风港”规则是判定网络侵权责任的重要规则之一,在互联网发展早期较好地平衡了权利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关系。但随着新技术新业态的快速发展,“避风港”规则在新技术环境下面临着一系列实践困境:网络内容分享平台驶入“避风港”的条件不明确,对特定侵权内容的通知处置难以遏制重复侵权,公法审查义务可能会架空“避风港”规则的适用。摆脱这些困境,就应该在《民法典》解释论框架下,合理划定新技术环境下平台应尽的注意义务,适当扩展解释“必要措施”以遏制重复侵权,澄清私法注意义务与公法审查义务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