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隔空猥亵儿童犯罪防控难点及对策研究——基于52份刑事判决书为分析样本

网络隔空猥亵儿童犯罪在过去两年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其危害日益凸显。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网络平台与儿童进行联系,诱骗、胁迫其发送裸照、视频等,甚至进行其他淫秽行为。伴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网络应用生态的不断变化,隔空猥亵儿童犯罪也日益呈现出新的特征和新的模式,使得案件的防范和控制愈加陷入困境。应当通过厘清隔空猥亵儿童犯罪的特点及分类,总结过去防控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并借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的“六位一体”保护体系为背景,提出相应的防控对策。

网络隔空猥亵儿童犯罪的司法认定

信息时代,网络已经构筑了全新的时空场景,以发生在物理空间中的犯罪为基础而构筑起来的刑事法体系正面临着新型网络犯罪带来的挑战。其中,日益突出的网络隔空猥亵儿童犯罪就是这些挑战之一,尽管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指导性案例的形式为处理这一类犯罪问题树立标杆标准,但是由于网络犯罪的复杂性和刑法条文高度概然性,导致实践中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仍然存在一定争议,因此,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基本立场和指导性案例传递出非身体接触的网络隔空猥亵具有当然的刑事违法性的价值判断,在网络隔空猥亵犯罪中,儿童自愿并不能阻却猥亵行为的违法性,网络引诱行为应当评价为猥亵儿童犯罪的实行行为,猥亵儿童犯罪的实施不以强制手段为限。

浅析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及其法律适用

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是指通过网络以胁迫、欺骗、利诱或者其他方法向儿童索取裸露或做淫秽动作的照片、视频,或者要求儿童通过网络摄像头裸露或做淫秽动作,或者向儿童传送自己或他人的裸露、淫秽照片及视频,或者通过网络摄像头使儿童观看自己或他人的裸露、淫秽动作的行为。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可分为参与型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与观看型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参与型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应当以猥亵儿童罪定罪量刑,观看型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不构成猥亵儿童罪。妥善实现对参与型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的刑法规制,有待明确猥亵儿童罪各加重情节的司法解释,尤其明确参与型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的入罪适用标准,增加猥亵儿童罪的法定刑量刑档次,在有权解释中明确猥亵概念的核心与外延。

隔空猥亵入罪视角下性引诱儿童行为犯罪化之证成及路径

性引诱儿童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对儿童的性剥削,与隔空猥亵同属于性侵害行为。基于对称性刑事立法理论,隔空猥亵儿童行为入罪为性引诱儿童行为入罪提供了对称参考的依据。在网络时代,性引诱儿童行为的危害更为严重,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与预防性犯罪化的立法趋势,在性剥削理论视角下性引诱儿童行为犯罪化具有必要性、正当性和可行性。性引诱儿童行为犯罪化亦应注重入罪与出罪的均衡,合理界定保护对象的范围,适用“行政处罚—刑事制裁”的阶梯式规制模式,重点打击性试探行为,同时引入“两小无猜”法则和年龄认知错误规则作为出罪事由,在实现刑法早期介入的同时维持刑法的谦抑性。

构建网络隔空猥亵儿童犯罪惩防体系

所谓的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与传统的直接接触性猥亵行为不同,它具体指行为人以计算机网络形成的虚拟空间为犯罪场所,通过特定的远程聊天工具,如QQ、微信、逗秀等直播平台,对不满14周岁的男童或女童进行远距离的、非直接身体接触的猥裹行为。随着网络技术的跨越式发展,隔空猥亵儿童行为实施的客观技术条件不断升级,隔空猥亵儿童案件发生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多发趋势明显且形势十分严峻。据统计,2017年至2019年,全国涉及通过网络实施猥亵儿童犯罪行为的共计83件,其中41件为网友通过网络社交平台作案。

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的刑法定性

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利用网络社交工具隔空实施猥亵儿童的案件不断出现,此行为具有网络犯罪的特点,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亟须在刑法上准确定性。利用网络社交工具隔空猥亵儿童行为应解释为猥亵儿童罪的行为类型,且实质上属于与传统犯罪本质无异且危害相当的网络犯罪,应成立猥亵儿童罪。在具体适用中,儿童自愿通过网络社交工具配合行为人猥亵的,不影响犯罪成立;在特定情形下,隔空猥亵行为也可能符合'聚众实施''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情形,进而构成本罪的从重情节。此外,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利用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可以适用但书条款,不认为是犯罪。

网络“隔空猥亵”儿童犯罪嫌疑人讯问对策研究

网络“隔空猥亵”儿童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导致犯罪嫌疑人供述成为案件侦破和定罪量刑的重要证据。面对证据缺失、犯罪嫌疑人口供反复的困境,侦查人员应当创新方式方法,通过测谎技术印证犯罪嫌疑人供述,通过模糊语言和情感攻击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进行有效讯问,成功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

网络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的司法认定难点及对策研究

网络隔空猥亵未成年人日益成为一种新型网络失范行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强调这一行为入刑的迫切性。我国关于网络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认定经历了“个案宣告-政策强化-司法解释”由点及面的演变过程。网络隔空猥亵未成年人具有行为日益猖獗、犯罪对象集中于未成年女性、依赖社交平台隐蔽性较高、呈现出较长时间跨度、手段大多具有压制性色彩五个主要特点。虽然司法解释明确了该类行为定罪处罚的依据,但仍存在困囿于“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的限制、司法解释规定的行为方式较为单一、强制性要求认定困难、犯罪化立场挤压治安违法空间等司法认定难点。深化对网络隔空猥亵未成年人行为方式的理解和法律适用应解除“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的限制,拓展网络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的行为方式,坚持心理强制的强制性要求,并明确以心理损害程度作为罪量区分的基础。

网络隔空猥亵预防治理视角下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路径研究

隔空猥亵案件以网游平台为主要搭识载体,以社交软件为主要传输工具,以欺骗、利诱为主要手段。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隔空狠亵未成年人的案件近年来较为多发,案件占比整体上升。该类案件多发除了犯罪嫌疑人自身原因之外,其背后还有家庭、社会和网络等更深层次的原因,因此应当协同家庭、学校、网络、社会等主体,构建性教育体系、筑牢监管防护体系、强化网络治理体系,共同织密网络空间未成年人综合保护网。

网络猥亵儿童犯罪实证研究——以52份公开裁判文书为样本

网络猥亵儿童犯罪属于性侵害儿童犯罪的新类型,行为人利用网络社交平台诱骗胁迫儿童进行裸聊、索取裸照或者裸体视频。本文从实证角度出发,收集公开案例,根据犯罪行为的发生空间对犯罪类型进行归类,主要分为线下型猥亵、线上型猥亵以及线上线下混合型猥亵,同时此类犯罪行为存在刑事处罚力度低、犯罪数量年度变化明显以及犯罪人呈现年轻化、高学历特征。同时由于当前立法体系不完善,缺乏有效网络监管机制,从而构建预防体系,防范网络猥亵儿童犯罪的发生。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网络隔空猥亵儿童案件中的适用

近年来,网络隔空猥亵儿童的案件被媒体曝光后,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高度关注,面对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这种新兴犯罪样态,其行为的认定成为了未成年审判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案件的裁判结果需要建立在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同时也离不开相关理论的支撑。本文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作为审判此类案件的基本立场,以涉案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优先保护、有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为宗旨,并从体系性地阐释法律、正当程序的制度设计、网络隔空猥亵儿童的惩治力度以及个别化的替代性措施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能够像刑事诉讼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一样,作为少年司法领域内的首要原则得以确立。

“性身心保护”罪质观下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的刑法处罚

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刑法认定争议的解决,核心在于明确猥亵儿童罪的不法实质和行为类型。根据“性自主说”和“性的健全发展说”,猥亵儿童行为的不法实质是对儿童性身心领域的侵害,行为类型包括以性行为侵入、接触儿童的身体部位和使儿童经历性体验、感知性刺激等客观上具有“性意涵”的行为。因此,通过网络使儿童与自己或他人发生性身体接触的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行为人是否在场或感知儿童受性侵害的过程不影响犯罪成立;通过网络使儿童经历性体验、感知性刺激的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不应以“身体受侵犯的可能性”、“儿童是否裸露身体”、“行为与侵害结果是否同步”作为判断犯罪成立的关键要素。

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的刑法学阐释

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是猥亵儿童罪发生异化后产生的新现象。该行为虽然突破了行为人和被害人处于同一场所的传统认知,但是实质上并未突破猥亵儿童罪罪质的规定。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不是倾向犯,无须以“强制”“身体直接接触”为行为要件,但是是以采用强制手段实施的,可以适用“其他恶劣情节”的加重情节。网络空间在符合受众方面的不确定性和空间方面的非排他性条件时属于“公共场所”。“当众”不需要当着众人的面,但需要证明现场有众人可能感知到,这种可能性以一般人在同等情况下为判断标准。“聚众”实施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强调“时间的同一性”,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应当适用该加重情节。基于此,可增加“年龄相仿事由”“年龄认识错误”以及“被容许的风险”作为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的出罪事由。

网络猥亵儿童行为的犯罪脚本分析及防控策略

利用网络实施猥亵儿童行为比传统的猥亵行为更为便利,危害范围更大。通过犯罪脚本分析发现:网络猥亵儿童行为可以概括为犯罪准备、寻找目标并建立联系、初次猥亵、持续猥亵四个阶段。其中,犯罪准备包括工具准备和安全策略;寻找犯罪目标并建立联系的方式包括有选择地添加儿童为好友、广告式地招募或引诱儿童加自己为好友等;初次猥亵的实现策略为利诱式、欺骗式、胁迫式或综合式;持续猥亵包括对同一受害人重复猥亵和对不同受害人实施新的猥亵。为此,可根据犯罪各阶段特点采取防控策略:在犯罪准备阶段,消除犯罪人的匿名性;在寻找目标并建立联系阶段,加强网络生活中的儿童保护,提高儿童的性侵害防范意识和能力;在初次猥亵和持续猥亵阶段,维持良好的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以利于发现被害,提升惩治猥亵儿童犯罪的刑事司法效能等。

“隔空猥亵”目的性扩张解释的限缩规制

“隔空猥亵”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交媒体的普及,相较于传统线下犯罪,猥亵不法行为在行为构造上呈现的新形态。运用客观目的解释,将部分“隔空猥亵”儿童行为纳入猥亵儿童罪予以规制具有实质正当性、现实合理性,但应警惕基于政策冲动下“隔空猥亵”犯罪圈无限扩张的内在危险。对于采取远程、非接触、非强制方式,并且儿童未参与并暴露自己身体敏感部位的观看型“隔空猥亵”行为,原则上不宜认定为猥亵儿童罪。对素不相识等特定场景下的“隔空猥亵”,推定“应当明知”构成要件主观要素的免证推定归责机制应相应调试限缩,实现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间的平衡结果。

论网络时代猥亵犯罪规范构造的协调--“诱骗猥亵”之立法证成

猥亵14周岁以上未成年人行为构成猥亵犯罪以“强制性”为必要条件的既有立法例,难以契合网络时代未成年人性自主权的刑法保护需要。司法解释将以“诱骗”手段网络性侵害14周岁以上未成年人行为定性为强制猥亵罪,因超越本罪罪状中“暴力”“胁迫”的同类解释界限而导致法律适用的类推。基于罪刑法定原则边界与底线的法治要求以及解释优先、审慎修法的法教义学立场,对网络时代未成年人性自主权的周延刑法保护,应透过删除强制猥亵罪的“强制”手段要件,于本罪罪状中纳入“诱骗”手段,使得猥亵犯罪的适用回归合法性轨道.

8岁小女孩被隔空猥亵后……

2024年3月,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猥亵儿童案,这起案件是北京首例顶格量刑猥亵儿童案。案件中,隔空猥亵的犯罪手段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具欺骗性。25岁的男子在社交网络上通过换头像、发布幼女生活视频,全方位伪装成一个七八岁女童。通过“博取同情”“引诱”“威胁”和受害女童交友,对40余名受害女童进行了隔空猥亵……

网络猥亵儿童犯罪的行为特征及治理对策——基于2015年至2019年的司法案例

网络猥亵的犯罪行为对儿童的生理与心理造成了严重创伤和影响,阻碍了儿童健康成长,严重侵害了儿童的合法权益。有犯罪动机的犯罪人、毫无阅历缺乏判断能力的被害人以及缺乏监护能力的监护人和网络平台,共同促成了犯罪的发生。网络猥亵儿童犯罪防控应从提高儿童性安全意识和能力、强化网络平台的主体责任、建立性侵害儿童犯罪人信息公开制度等方面着手。

“隔屏猥亵”未成年人行为刑法适用的体系解释

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将实践中“隔屏猥亵”未成年人行为的猥亵犯罪定性予以证成,对网络时代未成年人性自主权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也因网络空间个罪关联的尚未厘清和网络性侵害事实情节分类讨论的不足而导致法律适用的机械性。基于刑法总则分则体系、刑法与前置法体系、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机统一性以及个案裁判实质合理的并合主义刑法立场,对于“隔屏猥亵”未成年人行为的刑法适用,应通过对犯罪目的和犯罪情节的全面综合考察,得出体系化的法律适用结论。

网络猥亵儿童犯罪防控研究

猥亵儿童犯罪的预防和惩治一直是世界性难题,开放的网络环境衍生出新型犯罪形式——网络猥亵儿童犯罪。网络猥亵儿童犯罪呈现出与传统猥亵儿童犯罪不一样的新特征,隔空实施,隐秘性极大,受害人数众多,线上线下结合,猥亵行为新型多样等。相较传统猥亵儿童犯罪而言防控和打击难度更大,社会危害性更严重。本文拟从网络猥亵儿童犯罪实证研究出发,窥视网络猥亵儿童犯罪的现状,分析和总结网络猥亵儿童犯罪新特点,解析我国网络猥亵儿童新形态犯罪高发原因,提出网络猥亵儿童犯罪防控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