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美国宪法解释机制的相关因素——以罗伊案和哈德威克案为文本的比较考察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在违宪审查中能否对文本做出突破立宪者原意的解释是至今仍存在争议的问题。本文以两个同样都涉及隐私权、关乎自由和权利保障、影响巨大的案子为文本,以质疑的态度分析了宪法解释机制里的前提因素,最后探讨法官在扮演宪法的解释者、人民权利的保护者时必须回应的深层次因素,即联邦最高法院在探寻新的宪法立场时对深层潜流的社会改革的重视。

“堕胎”的言论:罗伊案与妇女权利

罗伊案之前堕胎改革者多以妇女健康、优生优育、控制人口为由进行宣传,直到罗伊案之后“女性权利”话语才成为主流。这种堕胎宣传策略的变化既是对反堕胎组织“胎儿权利”言论的反击,也是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黑人权力运动的兴起和妇女地位提高的回应。

从罗伊案到推翻罗伊案:全球视野中的堕胎权争议(1973-2022)

美国最高法院2022年推翻罗伊案,不但否定了美国宪法中的堕胎权,也标志着全球范围内堕胎权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节点。罗伊案开创了世界上堕胎问题权利化和宪法化的历史进程,并与同时代限制堕胎权的德国宪法判决,构成了其他国家法院处理堕胎问题的参考模型。当代各国堕胎法在经历了宪法化变革之后,可分为三种模式:分期模式、指征模式和劝告模式。但在立法和判决之外,堕胎权的具体落实仍需社会和国家的支持和投入。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权利化和宪法化之后,堕胎问题回归到了其宪法化之前的本来性质,即公共卫生和社会政策问题。

美国司法政治变迁的内在逻辑——从“罗伊案”说开去

美国的司法政治是司法与政治交互作用的产物。随着司法权的扩张,联邦最高法院突破"政治问题不审查"之传统,主动或被动地介入政治争议;随着政党对峙的尖锐,政治力量乐于将棘手的政治争议交由司法裁断;藉此,司法政治演变为常态政治,司法判例成为经久不衰的政治争点。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罗伊案半个多世纪的争议,不仅客观地暴露了美国司法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也充分地展示出司法政治在美国的作用方式和涵摄空间。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堕胎权的确认——罗伊诉韦德案

德克萨斯州刑事堕胎法规定,除非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并取得医生同意,否则禁止堕胎。单身孕妇罗伊等为了寻求一种绝对的堕胎权,提起了一个挑战上述法律合宪性的集体诉讼。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受第十四修正案保障的隐私权能够包含堕胎权,但应受制于保护孕妇健康和潜在人类生命的州利益,因此判决德克萨斯州刑事堕胎法违宪。斯图尔特大法官和道格拉斯大法官认为堕胎权的基础应当是受到第十四修正案保障的个人自由而非隐私权,因此发表协同意见。伦奎斯特大法官从分权原则、宪法基本权利的确立标准以及制宪者意图等角度发表反对意见。怀特大法官认为最高法院无权创造与宪法文本及其历史相悖的宪法权利。

推翻罗伊案之后:美国内战2.0?

202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再次成为美国社会的风暴眼,甚至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6月23日,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否决了纽约一项枪支许可法,该法律要求公共场合携带手枪的人必须展示出特殊的自卫需要,而不仅仅是自己想带枪。最高法院认为.

美国堕胎案件争议焦点和权利观念的变迁——从罗伊案到多布斯案

美国堕胎案件的历史体现了从隐私到自主、身体完整,再到平等的观念变迁。罗伊案(1973)通过隐私权确立了女性堕胎的权利,但未涉及自主、性别平等方面,也未对生命利益赋予足够重视。为解决这两个问题,凯西案(1992)强调了个人自主,并将国家对生命的利益延申到整个孕期。凯西案后三十年间,反堕胎者和性别平等者的分歧愈演愈烈,直到多布斯案(2022)推翻了罗伊案和凯西案。法院退守司法本位,将权力“还给”州立法,却可能加剧美国社会的不平等。

生命派与选择派的博弈——以美国1983年阿克伦市“堕胎案”为观察视角

1983年阿克伦市“堕胎案”作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转变堕胎立场的过渡性案件,反映美国政治趋于保守的同时,也展现着生命派与选择派围绕女性堕胎权进行的政治博弈,双方围绕1978年阿克伦市堕胎管理条例的合宪性问题的激烈辩论无疑加重了美国堕胎问题的政治化。虽然联邦最高法院否决该条例的大部分条款,但是试图取代罗伊案判决原则的“不适当负担”标准同样被首次提出,并在日后成为指导联邦最高法院处理堕胎案的理论依据达30年之久。除此之外,阿克伦案也是反堕胎力量由依靠法律途径转向采取暴力方式反对女性堕胎的导火索,暴力反堕胎事件在该案宣判后不久便急剧增多。阿克伦案对解释当今美国堕胎问题纷争,探究罗伊案和凯西案被推翻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胎儿权利实现:选择权与生命权冲突的利益衡量——从罗伊诉韦德案谈起

当处于同一价值位阶的权利发生冲突时,怎样在个案中进行比较衡量做出合理判决是法律界面临的共同难题。罗伊诉韦德案为我们解决价值冲突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宪法解释的原旨主义存在着先天不足,美国联邦法院成功地把生命孕育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利用利益衡量论合理分析了妇女的堕胎选择权和胎儿生命权的消长,解决了这两项权利的内在冲突。我国胎儿权利保护立法存在默认堕胎合法化的弊端,《民法总则》已经取得了明确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进步,但是具体权利范围尚不明晰。因此,我们应当增强公民尤其是青年男女的避孕意识,明确划分胎儿民事权利能力范围,将部分堕胎行为纳入法律规制,进一步完善胎儿权利保护制度。

罗伊诉韦德案判决多数意见的权利理论重构——选择论的替代性论证思路

罗伊诉韦德案是影响美国历史的几个重要案件之一,但是该案的判决结果却并未获得美国社会的普遍接受,最新的多布斯案判决更是明确将其推翻。原因之一或许是,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多数意见潜在地将权利(尤其是生命权和隐私权)视为利益,这导致隐私权是否能够成立、利益之间如何进行比较、利益如何能够压倒权利,以及胎儿为何被认为不享有生命权等诸多问题无法解决。相反,如果将权利视为选择,那么上述问题便能够得到妥当解决。在哈特所提出的将权利视为对义务人履行义务行为的控制和选择的理论中,妇女可以享有隐私权,而且仅仅通过自由权就能够推衍出其享有堕胎自由;胎儿虽然不享有权利,但妇女的堕胎自由仍然受到国家在胎儿潜在生命上的利益的限制,这种利益呈现为一种义务。选择论或许是对罗伊案件判决结果的更为合理的论证。

从“堕胎法案攻防战”看美国政治对法律的影响

美国法律因判例法传统及联邦与州并行的两套立法及司法系统而极具特点。罗伊诉韦德案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反对与支持意见一直争锋相对,并随着美国国内政治形势的转变在当前达到顶峰。2019年以来,保守州纷纷出台与该案例相悖的法令,亦不断被各联邦法院封锁或宣告无效。这种州法与联邦最高法院判例间的攻防战,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政治因素在美国法律实施中不容忽视的作用。由选票决定的立法及司法人员,在法律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然要考虑选民意愿及选情需要,使得法律难以纯粹。

“罗伊诉韦德案”裁决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当代内涵及演化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旨在保护女性堕胎权的“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国内政治、社会影响,标志着保守主义在当代美国的全面复兴和变革发展。作为美国自立国起最为传统的“元意识形态”,保守主义的当代演化植根于与罗斯福新政后兴起的现代自由主义的消长中,并逐渐形成了四方面主要内涵。第一,保守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反政治权力”,这是其传统信条并以里根革命为标志实现了当代复兴,在实践中表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是对现代自由主义在经济意义上的终结。第二,保守主义作为社会文化理念的核心是“反多元主义”,这也是其传统信条并以特朗普革命为标志实现了当代复兴,在实践中表现为白人至上思潮的兴起,是对现代自由主义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终结,其中“罗伊诉韦德案”裁决是一个重要节点。第三,保守主义作为民族国家象征的核心是“反全球主义”,这是其新兴内涵并以特朗普革命为兴起标志,在实践中表现为保护主义,标志着肇始于罗斯福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外交传统的式微。第四,保守主义作为政治哲学方法论的核心是“反激进变革”,但在特朗普革命影响下正逐步蜕变为“反进步变革”。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上述内涵及其发展将给美国政治、社会的走向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选择权”与“生命权”之争的法理学思考

关于堕胎的争论早已存在,基于对"凡实施堕胎均属犯罪,除非为了挽救母亲生命由医生建议堕胎"法律条文的抗议,美国1973年发生了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此案也引发了人们对堕胎行为的高度关注,支持妇女自由权的"选择权"派与支持胎儿生命权的"生命权"派从此争论不止。

美国白宫对堕胎问题的干预研究——从福特到奥巴马

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后,堕胎问题成为美国政治的重要话题,并与总统的个人取向相关联,白宫也因此卷入了干预进程。福特和卡特时期,无甚作为;里根和老布什时期,总统态度强硬,改造得力,"生命派"得势;克林顿将形势扭向"选择派";小布什虽重建根基,但好景不长;奥巴马推行的医保改革标志着"选择派"的胜利。

保守派卷土重来罗伊诉韦德案命悬一线

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同意考虑废除宪法所赋予的堕胎权,该院于5月17日表示,将对密西西比州关于禁止在怀孕15周后几乎所有情况下终止妊娠的案件进行审理。此举表明,在势力得到加强后,最高法院内的保守派阵营可能已做好准备,即使不能推翻、也要设法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Roe v.Wade)的裁决发回到起点。而正是因为这一裁决,堕胎才得以在全美范围合法化。

堕胎权之争对2024年美国大选构成直接影响

自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罗伊诉韦德案”中裁决堕胎合法后,堕胎权之争就成为撕裂美国的重要因素。2022年最高法院在“多布斯案”中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加剧了堕胎权之争。现在,堕胎权已成为2024年美国大选中最受选民关注的议题之一,两党围绕该问题的激烈斗争可能显著影响选举走向。

伦理与法律之间的堕胎权争议

多布斯案判决推翻了施行近半个世纪的罗伊案判决,宣告堕胎权不是美国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将该问题交由各州自行决定,从而废除了此前堕胎权作为既得权的地位,使得这一问题重新陷入不确定的前景之中;这一判决将在美国和全球产生深远的影响。堕胎权争议具有复杂的伦理、法律、政治、宗教、文化等多个维度的敏感性;这一争议引发我们对诸多问题的全面反思:堕胎权是否是一项基本人权?堕胎规制范式的普遍性及其多样性;堕胎的医学原因和非医学原因区分的相关性等。我国需从国情实际出发,充分关注和研究国际趋势,在此基础上制定既符合人权保障要求又具有科学性的生育政策。

堕胎案风雨五十年

2022年1月21日,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罗伊诉韦德案”(Roe v.Wade)49周年的前一天,来自美国各州的数千名反堕胎人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游行,要求最高法院推翻那个判例,在全美范围内严加限制堕胎。今年游行的主题是“平等从子宫开始”(Equality Begins In The Womb),受疫情影响,游行人数明显少于往年,但反堕胎人士相信。

司法权力的限度——以美国最高法院与妇女堕胎权争议为中心

在“罗伊案”(1973)中,以妇女堕胎权系宪法隐私权为由,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全美46个州的反堕胎法,认可了妇女在胎儿存活期之前的自由堕胎权。由此,反对妇女堕胎权的生命权利运动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限制甚至是推翻“罗伊案”的政治游说和司法挑战。在“凯西案”(1992)中,最高法院维持“罗伊案”的基本判决,同时也认可了各州对妇女堕胎权的种种限制。从“罗伊案”到“凯西案”的发展表明,最高法院对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司法干预,效果极为有限,而且,司法一旦介入,又因其自身的逻辑使之难以脱身。

五十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堕胎问题及其三重维度

1973年的罗伊案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宪法遗产之一。美国最高法院于2022年的多布斯案中将罗伊案所确立的堕胎权推翻,其影响可从三个维度展开分析。第一,在推理和理论上,多布斯案并未跳出过去的争论:自由派主要基于隐私、自由和平等三大价值,保守派则主张宪法文本基础、联邦制与三权分立以及生命权。第二,从反思最高法院的角色和功能出发,“政治化”是比“保守化”更好的概念,因为它可以识别美国司法审查今日问题的起点,并有助于诊断其深层病因。第三,从美国宪法和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判决于里根政体末期的多布斯案很可能就此催生出一个新的政体。在此意义上,称之为美国“五十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