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伯聃译本《意拾喻言》的叙事建构

在译本《意拾喻言》中,罗伯聃采取时空建构、选择性建构、标示性建构以及人物事件再定位等多种叙事策略,强化、弱化或更改了隐含在英文底本中的某些叙事内容,并通过译本积极参与目标语境的叙事建构,对晚清政治、诗学和文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罗伯聃与“刘老老一进荣国府”的英译研究

道光丙午年,英国驻宁波首任领事罗伯聃在他编辑的汉语教材《中国话》(The Chinese Speaker)中,完整翻译了《红楼梦》第六回中的故事“刘老老一进荣国府”,从而跻身译介《红楼梦》早期业余汉学家之列。结合罗伯聃的汉学成就,分析其译介缘由,考察出译文所据中文底本最接近“东观阁本”,指出经过罗伯聃校勘的第六回印制精良,错字最少,成了这部经典之作西传史上的精校文本。同时,结合《意拾喻言》的“直译”与“意译”,探讨了《红楼梦》的翻译方法,对于译文中出现的增补文字、注释文字、翻译错误,也做了仔细辨析。

19世紀西方漢學中北京官話注音方案的歷史演進——以羅伯聃和密迪樂為中心

文章提出羅伯聃(Robert Thom)是第一位研究北京官話語音的西方漢學家,其注音方案的語音性質具有混合性,既繼承了馬禮遜注音方案的南方官話注音傳統,也在逐漸向北京官話語音靠近;密迪樂(Thomas Taylor Meadows)方案則在羅伯聃方案的基礎上進行了改進,標示出北京官話舌面前音、取消入聲韻、取消四合母音韻母、以數字標示聲調等,但密迪樂方案也存在以開合二呼劃分聲母、舌根鼻音認識不明確、漢語母音界線模糊等不足;威妥瑪方案則對密迪樂方案給予了改進和完善,翟理斯方案雖對威氏方案無較大改動,但至此19世紀西人漢語羅馬字注音達到高峰。通過考察西方漢學的漢語注音系統從馬禮遜經過羅伯聃與密迪樂再到威妥瑪和翟理斯的過程研究,可以揭示19世紀西人北京官話語音方案的發展變化情況及注音特徵,為北京音的歷史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