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兰·巴尔特叙事学角度分析侦探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

本文从罗兰·巴尔特叙事学的三个层次分析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小说中分布性功能和整合性功能相互交织,构成一个功能网络:行动层中,人物之间通过交流、渴望以及折磨构成叙事层面;叙事层中,通过延异和扩展,整篇小说完整连贯。

罗兰·巴尔特的零符号思想与“越界”伦理

巴尔特符号论的实质是一种"零符号",它指"意指空无"的能指与所指结构关系。在此基础上,巴尔特揭露了文学符号话语和风格背后的意识形态属性,并由此努力营建起他理想中的自由话语乌托邦世界,从中寄托出其颠覆社会固化规则的"越界"伦理意志。"越界"伦理与零符号思想构成了巴尔特符号学研究的正反两面,体现了巴尔特批判资本和权势体制的形式形而上意图。这与萨特的思想式批判方法保持了距离。

能指的狂欢:罗兰·巴尔特的意义

罗兰·巴尔特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一书中创建了带有文化批判色彩的符号学理论,在大众文化、媒介文化中产生了强烈影响。巴尔特认为现代神话概念可以有无限的能指,资产阶级开发的大众文化利用能指把一个符号的原初意义改变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而使大众失去人文精神。广告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催生了人们的消费主义意识和享乐主义思想,构建起所谓的“时尚”,主宰着人们的日常趣味。这样,罗兰·巴尔特通过对时尚的分析,揭露了现代神话的欺骗性。

罗兰·巴尔特“文本观”的核心理念与发育轨迹

罗兰·巴尔特"文本观"的发育似有一个可以辨析的年轮:1971年面世的《从作品到文本》堪称其文本理论建构的轴心。在之前的4年与之后的4年里,巴尔特从作者功能、文体生成、阅读与书写机制、文本类型等界面,精心构筑其作品/文本理论,显现出不断深化的探索轨迹。清理这一轨迹,有助于反思巴尔特的文本理论之学术史价值与思想史意义。

罗兰·巴尔特互文观视角下的群文阅读教学研究

罗兰·巴尔特的互文观以'叙事'观为前置条件、以'文本'观为核心内涵、以'作者'观为思想延伸。在其互文观指导下,群文阅读教学中的文本是开放性的文本、有张力的文本;学生则是一位阅读者和一名小作家;教师既是'旁观'的引导者也是课堂的享受者。互文理论的引入,对于语文教学,尤其是群文阅读教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很大的价值意义。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视角下的“写作观”研究

巴尔特的"写作"观主要包括"写作"的定义、"写作"的形式、法国文学"写作"史的构建和"零度写作"思想等内容,开创性地在符号学视角下阐释了文学形式要素的重要性,其重要价值早已为学术界所认可。然而,这一"写作"观的符号学生成背景却常被忽略。只有深入挖掘巴尔特的"写作"观与他的符号学理论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才能全面认识这一"写作"观的内涵和价值。

文本的欢欣——罗兰·巴尔特零度写作理论的美学思想及其审美现代性

罗兰·巴尔特的零度写作理论,在强调不含思想感情的零度的、中性的写作同时,提倡自由的语言形式和语言结构表现,在主张写作主体消解的同时,又试图通过作家的风格间接地表现主体的思想情绪和观念意图,表现出零度写作理论丰富的内涵与深刻的美学思想以及审美现代性。

主题与结构:寻找“深在的作者”——深度解读罗兰·巴尔特的《米什莱》

迥异于以生平与思想发展为主的传统作家研究,罗兰.巴尔特的《米什莱》开创了一种新的探索方法,试图寻找文本的"深在的作者"。他主要利用主题批评方法对米什莱的全部著作进行解读。通过寻找米什莱著作中的主题,并利用结构概念,构建米什莱著作的主题结构网络,恢复一个蕴藏在文本中的"真正的米什莱"。

在历史与诗学之间——罗兰·巴尔特的神话美学

在中国学界,罗兰.巴尔特常被看作大力提倡文本内部自涉性和零度写作的结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事实上,巴尔特一直有另一面,即以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来参与历史和文本建构。他的神话符号学融合意识形态批评和形式主义批评,揭示出在相似的语词结构之下所隐含的时代内涵,从而既有别于左派立场又不同于纯粹语言学。考察巴尔特的神话符号学,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他的复杂性,从"现代神话"的角度来观察大众文化现象。

破解神话:罗兰·巴尔特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探微

在罗兰.巴尔特眼里,神话总是和特定的意识形态相联,借助符号学的方法,他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了批判,揭示神话的奥秘就隐藏在语言的结构及其神话的言说方式之中,即把历史变成自然的叙述方式,使人们把作为价值系统的神话作为事实系统来解读。语言所制造的幻象,使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大众文化得以广泛地传播和渗透。巴尔特的这一理论深刻影响了后马克思主义。

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评介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是非常令人着迷的思想家。20世纪法国思想界人才荟萃,群星灿烂,罗兰·巴尔特无疑是最亮的思想明星之一。和那些多才多艺的杰出人物一样,罗兰·巴尔特属于典型的＂跨界学人＂,文学批评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符号学家等多种令人称羡的桂冠,

语言乌托邦及其审美——试论罗兰·巴尔特零度写作理论的辩证美学思想

罗兰·巴尔特是20世纪法国一位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家,由于他在很多领域都有过探索,加上他复杂的思想,因而,深入全面地理解他的思想是非常困难的。文章从他的“零度写作”理论入手阐述他的辩证美学思想。认为:他一方面要通过“零度写作”抛弃萨特式的那类政治、神话、革命、阶级性的写作误区;另一方面,他在强调“零度写作”的同时,又对加缪所进行的对这种写作的实验不无忧虑。因此,“零度写作”不如说是美学的、形式的、个人观念的;不如说是小说的、想像的、对写作的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期待。

“中性”:罗兰·巴尔特美学的辐辏

罗兰·巴尔特从特鲁别茨柯伊、叶姆斯列夫和布隆达尔的结构语言学中挪用了"中性"这一概念,并且经过一系列创造性转换,将它确立自己的方法论。以此为手段,他对隐藏在语言结构和话语领域的意识形态进行了解构。但是由于巴尔特晚期将"中性"和古代怀疑论以及东方的禅道哲学结合起来,这一错误的理论嫁接不但削弱了其理论解构的锋芒,更重要的是使他本人陷入了寂静主义的泥沼,由此反映出巴尔特理论的限度。

“文学性”的法国历险——以罗兰·巴尔特为中心

结构主义时期的罗兰·巴尔特,尽管并没有对"文学性"问题进行专门探究,但在其"文学科学"理论中表明,文学符号是一种含蓄意指符号,"文学性"与变"直接意指"为"含蓄意指"的"新颖性"有关,"象征性符号系统的结构"正接近于他对当代西方文学的认识以及心中所构想的新颖的"文学性"。作为试图建立批评科学的"批评家",他认为"文学性"问题只能在符号学领域才可能被提出和解决,而要理解文学就必须"走出文学"。通过互文、延宕和读者漫游,"文本"概念逐渐取代"作品"概念,文本变成了泛化的、平面的、没有结构、没有中心的文本,"文学性"问题被更加开放的"文本性"问题所取代。"走出文学"是超越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的时代要求和历史必然,它使我们对"文学"和"文学性"的理解更为开放,但同时也潜藏着消解文学的危险。

论罗兰·巴尔特关于现代神话的符号解读

罗兰.巴尔特是20世纪法国符号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研究语言的符号功能的基础上,用符号学方法解读现代社会现象和文化信息所构成的现代神话,通过对些神话的逐一解析,对其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的欺骗性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让人从那些伪装成自然的神话而事实上充满欺骗中觉醒,并使人从对时尚流行的依赖中解脱出来。

论罗兰·巴尔特符号学的社会面向

罗兰·巴尔特是经典的符号学家,他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是在批评世界、阅读社会、观察生活事件、参与文化论争的过程中发现符号学的,这些都使他的符号学表现出强烈的社会面向。这突出体现在他的代码理论和神话分析中。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谎言和意识形态伪装的深刻揭露,尖锐地触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矛盾。

论自由的读者——罗兰·巴尔特《作者之死》的批判

罗兰·巴尔特的“作者之死”着重强调了文本世界解构后的读者的自由,认为在作者的主宰地位被颠覆后,读者获得了完全的解放与自由,可以随意对文本进行肢解,进行可写性阅读。巴尔特的“自由读者”将导致“文本之死”,导致整个文本世界的崩溃。读者的自由应该有所制约,任何自由都是有限的自由,纯粹的自由并不存在(梅洛-庞蒂)。读者在对文本进行自由肢解后,其存在也受到威胁,这正是解构主义“非中心”化后的后工业化时代人类的困境之一。

“中性之欲”:罗兰·巴尔特的解构论美学

"五月风暴"以后,罗兰·巴尔特积极融入解构主义潮流,努力扮演文化反叛者的角色。具体策略就是以"中性"作为方法,瓦解语言结构中的聚合关系以及因聚合关系和多格扎而产生的话语权力。然而,在吸收怀疑论思想、即在话语伦理学中将中性和传统怀疑论结合起来以后,巴尔特思想解构的力度明显削弱,他逐渐沦为空想主义者。编织个人节奏性生活的乌托邦,成为他晚年的理论梦想。

想象的救赎:罗兰·巴尔特的中性思想与佛道之间的关系

罗兰·巴尔特深受来自东方的佛道思想的影响,他在后期的著作中经常引用《道德经》和禅宗公案。去世前两年他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用符号学从"中性"概念在现代语境下重新激活了佛道的"无为"思想。然而,巴尔特虽然从思想上认同佛道的观念,但是并没有真正投入实践,仅仅视之为一种跳脱西方思想束缚的契机和美学上的自我观照。佛道的出世理念在巴尔特那里也只能是作为站在此岸世界的一种想象的救赎。

罗兰·巴尔特私人化的文学现象学

罗兰·巴尔特将他的《明室》称作一种“摄影的现象学”,但称自己的现象学是无拘无束的。从巴尔特对海德格尔的引用、在《恋人絮语》和《明室》中的现象学实践出发,本文试图追溯巴尔特与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欧陆现象学的关系和源流,探索巴尔特现象学理论的组成以及巴尔特晚年试图运用现象学所要达成的理论目标:一种属于他私人的,“谈论欲望和哀伤”的文学现象学。作为他晚年排遣情感苦闷时重要的精神寄托,他将现象学体验归结为一种纯粹个人的情感体验,目的也并非走向真实和澄明,而是沉湎于以文学和摄影为代表的“想象界”,寻找一种“完全的主体性”,“为主体性提供严格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