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卜藏丹津叛乱诸事考辨

从明季到清初,蒙古和硕特部在“持教法王”固始汗势力的影响下一直把控着青藏高原地区的政治走向。和硕特部虽与清廷交好,但教法之争与固始汗子孙间的冲突,使得青藏高原的政治局势并不安稳,也因此给了一直觊觎和硕特部权势的准噶尔部以可乘之机,建立75年(1642-1717年)的蒙古和硕特汗国最终被准噶尔部攻灭。

罗卜藏丹津反清与丽江的改土归流——试析雍正初丽江改土归流的主要原因

雍正元年,清王朝在丽江进行改土归流,知府改为流官,木氏土司降为虚有其名的土通判。丽江改土归流是滇西北地区的一件大事,对以丽江为中心的西部纳西族地区社会发展影响重大。丽江没有在顺治、康熙年间改土归流,也没有在雍正四年高潮兴起之后才改土归流,而是在雍正元年初进行。其主要原因,与清王朝逐渐定型的稳定藏区的治藏大战略有关。丽江地处滇西北,紧邻滇西北藏区,为滇藏交通要冲,在清王朝治藏大战略和相关战略布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军进藏驱逐准噶尔军队后,丽江在确保西藏和康区稳定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丽江的改土归流实为清王朝在罗卜藏丹津叛乱前夕为确保滇藏交通畅通和藏区稳定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之所以要在雍正元年初进行,主要原因是要及时作好防止罗卜藏丹津叛乱波及藏区和影响藏区稳定的准备。

论罗卜藏丹津叛乱的前因后果

清雍正元(1723)年,青海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为了割据青藏高原,实现其“恢复先人霸业”的政治野心,遣使与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约期作乱。这一事件成为青海历史的一次重大转折点;其结果使清王朝加强了对青海地区的统治,亦为清朝进一步经营西藏创造了有利条件。

雍正初年的罗卜藏丹津叛乱

清朝前期,在中国西部的新疆、青海、西藏等地,清朝政府与厄鲁特蒙古之间围绕着统一与分裂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继康熙皇帝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以后,雍正初年又出现了和硕特部的罗卜藏丹津叛乱.

罗卜藏丹津事件始末: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博弈及地方社会儒法化

罗卜藏丹津事件是青海历史上"社会"与"国家"之间权利博弈的典型,《善后事宜》的实施,不仅导致了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的模式从"弱控制—利用"转化为"强控制—渗透"关系,也为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强国家—弱社会关系模式建立,及整个青海社会的国家化、封建化、儒法化奠定了基础。

罗卜藏丹津事件再研究

罗卜藏丹津事件是青海和硕特蒙古彻底结束对青海、西藏统治的转折点,对清代西北边疆的历史进程具有重大影响。关于罗卜藏丹津事件,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罗卜藏丹津因清朝没有兑现册封汗王的承诺而发动对清朝的"叛乱",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本文对"叛乱"的相关史实及延信、年羹尧在其中的作用进行深入分析探讨。

罗卜藏丹津事件与清中期湟水流域汉族社会发展

罗卜藏丹津事件善后事宜的实施,不仅使清廷对于青海地区的治理模式与方略产生了较大转变,也使青海湟水流域汉族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产生了较大变迁,为其逐渐演化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传统社会奠定了基础,并促成了清后期湟水流域汉族社会的复兴。

从罗卜藏丹津的生年看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叶崇贤对青海史地的描写和价值

在清代历史上,罗布藏丹津也是一个风云一时的人物,但是关于他的生卒年,在蒙、藏、汉文中竞毫无记载,以至连《辞海》等权威工具书也只好避而不谈(参见《辞海》“罗布藏丹津”条)。 近来从梵蒂冈图书馆搞到意大利传教士叶崇贤(Giovanni Battista Maoletti de Serravalle·1669—1725·1·14)所绘“青海与甘肃传教分布图及文字说明”,

试论罗卜藏丹津叛乱与西藏

清初,我国正处在多民族国家从分裂割据日益走向统一的历史时期。清军东征西讨其主要任务是逐步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反扰,取得稳定发展全国统一的局面。 清于西北地区采取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措施,引起企图维护地方封建特权的蒙古统治阶级的反抗。 和硕特部蒙古分裂成青海和西藏两大部后,青海和硕特部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欲籍宗教势力与西藏和硕特部汗王拉藏汗争夺统领整个和硕特部的领导权,未遂,欲独佔青海,1723年,于该处发生反抗清朝统一西北的叛乱。清朝为安辑西北防止战火漫延,采取全面军事部署,除在青海集中兵力进剿罗卜藏丹津外,亦调遣兵力防其窜扰西藏。 关于罗卜藏丹津叛乱的原因、经过,史学家有一系列论著。本文据藏文、汉文,外文资料就罗卜藏丹津拥立六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和与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相勾结籍挟持所拥之达赖喇嘛以兵侵扰西藏。以及清朝遣人入藏调动藏军协力进剿卜藏丹津的经过和捍卫西藏的诸措施等方面作些初步探讨。

从罗卜藏丹津事件看对历史事件定性的依据

本文通过对罗卜藏丹津事件的性质的分析,认为对历史事件的定性应取决于以下三点:第一,对事件主体人的主观动机考察;第二,对事件客观结果的考察;第三,坚持把两种考察同事件发生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结合。

从固始汗的家族系统看罗卜藏丹津的反清与失败

纵观清朝青海蒙古各部的历史发展脉络,因为雍正元年(1723)所发生的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而出现重大的转折性改变。这次事件在蒙古族历史、青海历史以及西北历史上,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很多论著都曾对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的起始与失败原因进行过深入的考证和分析,但仍有一些重要因素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青海和硕特蒙古各部的家族渊源来重新解读此事件。

罗卜藏丹津叛乱与清朝(上)

雍正元年(1723),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对于清朝不许他干予西藏的控制权和族内混乱方面的规定深感不满,遂掀起叛乱。这次叛乱的结果,不仅加强了清朝对青海以及包括喀木(康区)在内的藏族地区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成为该地区历史的重大转折点。

罗卜藏丹津叛乱与清朝(下)

首先受到清军攻击的是居住在碾伯所(西宁之东,今乐都)东南、巴暖(西宁东南)一带的扎锡敦多卜所属部众【54】。他们被指控协助罗卜藏丹津叛乱(仅有5人),杀害了清朝于总及所属兵丁19名。镇海堡等处的战斗结束后,年羹尧于11月21日派黄喜林扫荡这一带的村庄。据黄喜林自己报称,从22日到26日5天之间,“共杀贼六百余名,烧毁房屋一百五十多所,烧死杀伤者无算。”这种行为与其说是追究参加叛乱的责任,倒不如说是青朝对杀死千总一事的明显报复。

试述清朝肢解和硕特汗国及其罗卜藏丹津亲王的军事应对

清朝"平三藩,定陇蜀,收台湾"1之后战略重点北移,倾全国力量荡平准噶尔汗国。清朝借拉藏汗与第巴的冲突、六世真假达赖喇嘛、准噶尔侵藏等事件完成了驻军西藏、消和硕特汗位、控制达赖喇嘛、占据康区,达到了肢解了和硕特汗国的目的,最终导致和硕特唯一的亲王罗卜藏丹津会盟举兵"恢复先人霸业"。清朝借此出兵征服了和硕特部落。

曹寅次婿即青海親王羅卜藏丹津考釋

記事或止於乾隆十七年的《永憲録》提及曹寅二女皆王妃,其長女已知於康熙四十五年被指婚給平郡王納爾蘇,乃清朝第一位出身漢姓包衣的嫡福晋,但次婿却一直無人能考出。曹寅在康熙四十八年的奏摺中嘗指其子曹顒將送妹上京與某侍衛完婚,並稱欲替此婿置產買奴。本文推判曹寅兩女皆是由康熙帝指配,更從康熙四十八年至乾隆十七年間曾封王的141位宗室與外藩當中,合理篩出最可能的人選乃蒙古和碩特部的羅卜藏丹津,他在康熙五十五年襲封青海親王,雍正元年叛清,兵敗後逃往準噶爾汗國,至乾隆二十年始就俘,但給房軟禁在京(兩子則授侍衛且各賞妻室),是當時舉朝皆知的國家罪人。無怪乎,曹家親友的私家載述中無人提到此婿,官方文獻亦因曹家地位不高而未言及該聯姻。本文此一指實曹寅次婿的努力,不僅藉由多語種(漢、滿、蒙、藏、意大利文)的文獻揭開了紅學中的一個世紀之謎,並有助於揣摩《紅樓夢》中某些情節與史事之間所出現的精彩對應(如抽到"必得貴婿"花籤的探春,遭調侃"我們家已有了個王妃,難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其原型或即曹寅二女皆爲王妃的殊遇),更彰顯了文史研究在大數據時代所正面臨的新挑戰,此研究結果亦强有力地支持曹雪芹擁有《紅樓夢》的著作權。

罗卜藏丹津事件与清朝对康区的控制与经略——兼论“治藏必先安康”之历史基础

1723年,蒙古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起兵反清,对清朝在西藏及康区已有的统治权构成严重威胁,清朝遂出兵。清朝借机在康区三条入藏道路沿线驻兵、招抚,防止和硕特蒙古势力进入康区。罗卜藏丹津被打败后,清朝又采取措施杜绝和硕特蒙古再次进入康区,同时加强对康区的直接管辖。由此,康区的统治权由和硕特蒙古转移到朝廷,这一事件不但促成康区大部分地域划归内地管辖,为康区作为清朝治藏的前沿与依托地位的形成打下重要基础,而且促成了清朝整个治藏战略的最终定型,成为清末及民国时期"固川保藏"和"治藏必先安康"之基石。

罗卜藏丹津、谢尔苏反清始末

关于清雍正元年青海罗卜藏丹津反清之事,撰文记述者多。具代表性的是1992年永登赵鹏翥的《昔日平番今永登》一书中有《清初岳钟琪平番》一文,重点记述的是岳钟琪平定庄浪谢尔苏的大致经过;2004年天祝乔高才让主编的《天祝史话》中有《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一文,仍重点记述平定谢尔苏之事,但比赵文详细些;2006年西宁李逢春著的《西宁史话》中有《清军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一文。

清代驻藏防军析

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清时东北连青海,东接四川,西北界准噶尔,西与克什米尔.南与印度、锡金、尼泊尔、不丹接壤,为我国西南屏障、战略要地.在西藏驻兵戍防,对清代巩固边防,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止外来侵袭,统一多民族国家是至关重有的.是清朝统治西藏必不可少的设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