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记历史——评《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

1993年毛泽东100周年诞辰之际,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署名王守稼、吴乾兑、刘修明等校对注释的《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以下简称《诗文录》)。这部东洋锦盒装仿线装特大本的《诗文录》印数达1万册,在当前的出版物中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围绕这本书,有关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校注者所在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史林》杂志,在1994年第1期把《诗文录》作为该所的'最新研究成果'向读者郑重介绍。'介绍'全文如下:'本书是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按毛泽东主席的要求,通过专门途径由上海社科院。

我在等待着

这些年来,有些人一直主张应该把“文革”完全忘记,不让人再提“文革”。可是,我怎么也忘不了那些血淋淋的岁月。巴金老人曾经说过:”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我始终以为这些话是千真万确的,我的那些遇过难的朋友们也都以为是对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总有人觉得这些话听起来刺耳。于是。

还吕雉的本来面目

历来的阴谋家、野心家搞分裂搞篡权活动,总要借助于历史的亡灵,从早巳被人们唾弃的垃圾堆里搜寻精神支柱。“四人帮”中的白骨精江青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把汉代的吕后捧上了天,闹了一个捏造历史、篡改历史的天大笑话。恩格斯曾经指出:“当马克思发现有人对他搞秘密阴谋时,他正是采用这个最强有力的而且是他最经常采用的手段之一:把他的对手拉到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对他们展开进攻。”现在,我们也把江青吹捧的吕后拿到光天化日之下,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看一看她究竟是个什么货色。

评“影射史学”

批林批孔以来,“四人邦”通过他们的文学侍从梁效、罗思鼎之流,连篇累牍地炮制出大量的历史黑文,含沙射影,以古讽今,有组织布计划有步骤地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四人邦“抓的史学,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别有用心地吹‘女皇’、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现代大儒’,

窃国野心 鬼蜮伎俩——批判“四人帮”的影射史学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四人帮”“他们抓的史学,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别有用心地吹‘女皇’、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现代大儒’,变成了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这是对“四人帮”利用史学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深刻揭露和尖锐批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把“四人帮”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批得臭不可闻,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搞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歪曲历史是为了篡党夺权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别有用心地歪曲与篡改历史,以古喻今,借古讽今,百般美化他们自己,攻击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制造反革命舆论。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四人帮”歪曲与篡改历史,只是更加暴露他们妄图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丑恶面貌。下边从江青侈谈“母系社会”、吹捧吕后、美化武则天三个方面来看她是怎样准备篡党夺权的。

“四人帮”歪曲李白诗歌的险恶用心

一“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四届人大前夕,正是“四人帮”篡党夺权跃跃欲试的时侯。他们接过“批林批孔”的口号,在史学领域大搞影射比附,妄图达到推翻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目的。同时,他们又有计划地向古典文学领域放毒,别有用心地吹捧李白,给李白戴上“法家”桂冠就是一例。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四人帮”

“四人帮”对我院中国美术史教学的破坏

一 "四人帮"窃据文艺界部分领导权期间,他们在天津的那个死党,成了美术界的女霸天。她秉承江青意旨,搞所谓"黑画"展,陷害画家,破坏工艺美术的制作和出口,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还把黑手伸进艺术院校,破坏艺术教学的基本训练和创作实践。在她对某美术学院臭名昭著的"谈话"中,把艺术院校的教师都比成吃人的老虎,胡说什么一个很好的青年进美术学院几年就被"吃掉"了!

“四人帮”对我院中国美术史教学的破坏

“四人帮”窃据文艺界部分领导权期间,他们在天津的那个死党,成了美术界的女霸天。她秉承江青意旨,搞所谓“黑画”展,陷害画家,破坏工艺美术的制作和出口,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还把黑手伸进艺术院校,破坏艺术教学的基本训练和创作实践。在她对某美术学院臭名昭著的“谈话”中,把艺术院校的教师都比成吃人的老虎。

批林批孔是假,篡党夺权是真——揭批一个反党的展览

一九七四年底,在四届人大召开的前夕,正当“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打着“批儒评法”的幌子,大造反革命舆论,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一大批中央及各地党政军负责同志的时候,在我省有人泡制了一个《批林批孔展览》。尽管这个展览在泡制过程中,就曾受到革命群众的抵制和上级领导的批评,但是泡制者仗着背后有“四人帮”在江西的亲信一伙撑腰,竟然践踏党的组织原则,不经省委负责同志审查批准,擅自大发通知,直接组织各机关、学校、厂矿的群众前来参观,观众多达十来万,成了变相的开放。另外他们还把展览大纲扩散到全省其它地方,影响颇大,流毒甚广。更为严重的是,这几年来,“四人帮”的亲信们一直借着这个展览大做文章,把矛头直指省委负责同志,妄想把省委负责同志打成“否定批林批孔”的“孔老二”、“

《老子》是一部兵书吗?

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了两种《老子》帛书抄本。一种通称“乙本”的抄写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一六八年之前;另一种通称“甲本”,则抄写于公元前一九五年之前。这两种两千多年前抄写的帛书本《老子》的问世,对进一步研究《老子》的思想内容,具有珍贵的价值,受到了哲学、史学及语言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四人帮”注意到学术界这一动向,他们指使罗思鼎之流的御用史霸枪先划框定调。

鲁迅笔下的袁世凯

“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梁效、罗思鼎之流在大搞影射史学时,近代史上的袁世凯也是他们的题目.何以选中它呢?“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常常说“借一块宝地说说话”,袁世凯这块“风水宝地”便是他们借来说帮话的题目.袁世凯这个题目,是在“四人帮”的帮刊《学习与批判》上抛出来的。

“古为今用”的荒唐一幕——“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客观上已经破产的情况下,再度强制推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的一场政治运动。运动的直接目标,是对1972年以来周恩来纠‘左’工作的否定。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继续从整体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力图把运动发展成为反对周恩来、叶剑英等党政军一大批领导干部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从接触“红档”到研究《红旗》史

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红旗》史。为什么要研究它？概括地说,身份使然,职业使然,刊物的性质使然,再加上机缘巧合。 首先,我是1986年7月从中国人民大学分配到红旗杂志社的,在沙滩大院工作了整整30年,也算是“红旗”时代的人,对这个单位比较熟悉。其次,我是学历史的,虽未直接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但在本社哲史室（部）当过十几年编辑,编过不少历史方面的稿件,对史学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