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国会与实力派军阀——20世纪20年代罗文干案始末

20世纪20年代初,军人干政,战乱不息,政府往往成为实力派军阀争夺私人利益的工具。罗文干案件本身的三起三落就体现了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纷纭复杂的斗争,民主共和政治的衰微。但不能否认在此过程中也始终存在着一种追求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积极、健康的力量。

罗文干:三度入狱的外交总长

辛亥革命,袁氏复辟,军阀混战,东北易帜,日寇入侵……经历过众多风云事件,最后云淡风轻,罗文干弃政从学,在抗战初期弦歌不辍,化育人才。1941年,罗文干不幸病逝,时值53岁。虽然身后寂寞,但他的事功和风骨,在发黄的历史册页之中,穿过历史的云烟,展现在今人眼前.

了犹未了：法政纠结下“罗文干案”的庭审结局

罗文干案是牵动北洋政治全局且与外交瓜葛密切的大案。案件固然有被告涉嫌触犯刑律作为实体,但政治及外交因素的作用也未可忽略。直系内部"保派"谋求推倒"洛派"内阁的政争是此案发生的政治背景;被告得以躲过法律制裁,与"六一三"政变后反直三角同盟形成、直系内部矛盾缓和,外交上又不得不起用作为连带被告的顾维钧等外交系领袖有关;列强借关税会议、法权会议对中国施压,也是司法处置朝着有利于被告方向变化的因素。不过被告的无罪宣判并不意味着案件了结,奥款合同善后问题谈判在直系统治崩盘后得以继续。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外交努力,挽回奥款展期合同造成的200余万镑损失,反证当初检厅控告罗案被告渎职损害国家利益等罪,并非子虚。

法政纠结：“罗文干案”的告诉与检审

震惊中外的罗文干案因奥款合同展期而发生，一直被视为政治陷害。法院最终判被告无罪，既有学术研究将法院判决视为定谳，无人置疑。但有关史料证明，针对罗文干的三项犯罪指控并非向壁虚构。就诉讼程序言，告诉初始阶段虽不尽规范，但国务会议声请再议罗案经法院裁定及法界公断程序合法，反证蔡元培等人维护“司法独立”的抗议拳动，缺乏法律依据。罗案被告的无罪宣判，与蔡元培辞职抗议引发大规模学潮、法潮，形成强大的“院外审判”舆论环境，极大地改变了罗案检审的法律生态有关。此案不仅展示了法政关系的复杂与近代中外关系的紧张，也揭示出国人对法制现代化的认识误区，提示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路漫修远。

罪与非罪:“罗文干案”的审断与案情原委

罗文干案是国会查办并由公诉人提起刑事诉讼的大案。由于复杂的政治、法律及外交原因,法庭对被告做出无罪判决。然而,受贿指控虽因未能坐实而免予起诉,但只是基于"疑罪从无"做出的司法处置,被告的受贿嫌疑并未排除。就公诉机关的两项犯罪指控而言,"伪造公文书"有众多当事人证实,应属不诬。奥款合同明显包含外国银行团对中国实施的合同欺诈,奥方并未依照合同规定为中国建造军舰,中国驻奥公使的调查已证实奥方并无损失。被告明知如此却执意签署展期合同,使国家在新旧合同转换中蒙受多达数千万元的损失,其因渎职而损害国家利益之事实俱在,无可逃免。罗案处置暴露民初在标榜"司法独立"时进行"独立司法"存在的诸多问题,为追求法制现代化的国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

1932-1933年罗文干出长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罗文干 1932年 1月 2 8日至 1933年 12月 2日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担任外长期间 ,他处理对日问题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对日本的侵略要坚决抵抗 ,在此前提条件下再依靠英美等国解决中日冲突 ,而不是完全依赖他国 ;同时 ,由于日本企图通过同中国直接交涉以强迫中国接受其奴役条件 ,罗坚决反对同日本直接交涉 ,反对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就他同蒋介石的主张来说 ,既有相同的一面 ,又有矛盾的一面。由于在依靠西方国家政策上具有相同的一面 ,蒋任命罗兼任外长 ;由于在是否坚决抵抗和是否妥协的问题上不同 ,两人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矛盾 ,罗因之被免职。

罗文干:曾三度入狱的外交总长

罗文干在民国官场上,特立独行,颇有官场"侠客"风格,且被认为是"学贯中西"的"我国法界泰斗"。他一生游走于学者与官员之间,仕途跌宕起伏,几起几落,甚至三度入狱成为"罪犯"。

南京国民政府对新疆“四一二政变”善后问题的处理研究

新疆“四一二政变”后即引起苏联、印度、南京国民政府等的关注。南京国民政府拟定在政变善后问题的处置上以“和平善后”为原则,一者派黄慕松入新宣慰,对刘文龙、盛世才暂不予正式任命;再者试图派兵赴新,以期直接掌控新疆。“六二六政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调整其善后策略,决定任命刘盛二人,另派罗文干巡视新疆。罗文干入新后,撮合马仲英、张培元在10月间形成“张马联合倒盛”计划。此后,南京国民政府借战事对盛世才不利之机,于12月间再度转换策略,试图以“三方牵制计划”来稳定新疆局势,但盛世才引苏军为援,先后击败张培元、马仲英,致使南京国民政府意图借政变之机直接掌控新疆的计划归于流产。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上)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设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以戴传贤为会长、宋子文为副会长,主持对日外交工作。顾维钓、罗文干、刘哲均为该会委员,负有将该会所作的决议转达给张学良并征求其意见的任务。这组密电所选辑者除张学良等电文四件外均为顾维钓单衔或与罗文干、刘哲联衔致张学良的密电稿,记载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谋求依靠国联力量,迫使日本撤兵,然后与日本直接交涉收回东三省和一二八事变后的外交措施,日本的强权外交以及英、美、法三国对日本的态度。由于顾维钓等参予了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外交决策活动,这一组密电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分上下两部分,先后刊布。本组史料由郦玉明、任荣同志提供,本室整理。

美国驻南京总领事馆关于牛兰夫妇绝食的函电选译

1931年6月15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牛兰夫妇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后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强烈要求下,他们被引渡到南京,司法部门对其进行了秘密审讯,后由江苏高等法院刑事庭审理该案。牛兰夫妇为此进行绝食,抗议南京国民政府不许他们聘请外国律师,并拒绝将案件移沪审理。后在宋庆龄等人的努力下,牛兰夫妇被转到南京鼓楼医院进行治疗。以下这组电文反映了美国驻南京总领事馆对此事的关注以及所做的工作。

从两次辞职事件论蔡元培

蔡元培一生辞职多次,约略统计,至少有十几次之多。他对自己一生进退之间所采的态度,总结为“难进易退”四字。他引《易经》“小人知进不知退”之说,谓“我国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他立身行事,力戒此习,故多次引退。难进,正是知进而不知退的相对语;易退,正以说明其难进。研究蔡元培每次辞职,了解其前因后果,有助于研究蔡元培的为人与性格。蔡元培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的辞职,曾经在北京以至全国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成为重大事件;

“好人政府”中的“好人”们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政坛,可以称得上是波谲云诡、跌宕起伏,与政坛的混乱无序相因应,思想界也是争奇斗艳、百花竞芳.在民国初年勃兴的各种社会思潮中,"好政府主义"的提出和实践颇引人注目."好政府主义"是在世纪初复杂的政治格局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的低调的政治要求,开创了中国现代著名知识分子联名提出"政治主张"的传统.

民国二十二年的《琴报元旦增刊》

"旧的,黑暗的历史,已跟着一九三二年的末日:深埋坟墓;新的,光明的历史,却伴着一九三三年的元旦,翩至尘寰。"这段充满希望的话,是创刊到第六年的常熟《琴报》主编曹君哉在1933年《元旦增刊》上的发刊词。同样寄希望于新的一年的还有副刊《琴韵》的编辑陶继明,他说:"民国成立之二十二年元旦,我常熟琴报,谨于是日增刊,以与阅者相见,于欢欣鼓舞之下,致颂希望之诚。"

国民参政会中的怪状

1939年,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大学召开。当时我兼任国民参政会外交组的秘书,在这里,我目睹了一幕幕滑稽闹剧。 当时国民参政会外交组的召集人是罗文干。此人曾是烜赫一时的人物,历任北京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司法部总长、财政部总长、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外交部长。他一身傲骨,有股犟脾气。后因鄙夷蒋介石,失去权位。现在忝列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