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相关问题考

罗曼·罗兰致敬隐渔评《阿Q正传》的信写作时间当为1926年1月22日。其主要内容一是评价《阿Q正传》,二是评价敬隐渔的翻译。敬译《阿Q正传》实际上同时凝聚着罗曼·罗兰和《欧洲》主编之一巴萨尔耶特的心血。此外,根据相关资料,还可以梳理出《阿Q正传》在《欧洲》得以发表的经过。

梁宗岱与西方人文主义——从蒙田到罗曼·罗兰

在现代中西文学与文化交流史上,梁宗岱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个案。除学界一贯关注的象征主义外,西方人文主义是梁宗岱西学渊源中颇为重要的一极。从蒙田、莎士比亚、歌德到罗曼·罗兰,梁宗岱对西方人文主义有一个清晰的接受路径。蒙田、莎士比亚、歌德和罗曼·罗兰等共同构成了这一集体渊源。

关于黑塞与托马斯·曼及罗曼·罗兰之间的交往

赫尔曼.黑塞与托马斯.曼及罗曼.罗兰之间的交流较少被国内学界提及,本文经由分析他们之间的书信交流着手,进而了解到黑塞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间虽然较迟,不过个性和作风都有差异的三人之间并无攀附。他们能够长期保持联系的主因,在于三人在各自的信念上从事着文学的创作,而且他们都拥有相似的人生态度。

从《莫斯科日记》看罗曼·罗兰

《莫斯科日记》是罗曼·罗兰在1935年6～7月间应高尔基之邀到莫斯科访问时逐日记下的所见所闻,包括同斯大林等苏联党政领导人以及当时已披逐出政治局的布哈林的谈话.回国后。

罗曼·罗兰在中国的三重投影

在跨文化传播与跨语际实践中,罗曼·罗兰在中国的接受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阶段性,呈现出充满意识形态纠葛、文学艺术魅力和主体接受传统的多重面向。20世纪中国罗兰百年接受史主要存在意识形态批评、文体结构批评和历史文化批评三种批评形态。在不同批评形态和时代主流话语的综合制约下,中国学界在不同时期建构出不同的作家面向、人物形象和文本空间,经由重要报刊和评论文本表达着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其中,作家评价经历了从冷遇到热捧的转变,人物形象经历了从钟爱到否定的嬗变,文本研究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流变,由此形成罗曼·罗兰在中国的三重投影。决定罗兰在中国接受态势的主要原因,虽有作家思想与作品内涵的影响,更多在于时局演变与诗学嬗变。中国学界与罗兰之间多元的价值考量与动态的阐释空间,表现出选择与疏离、认同与拒斥、正读与误读等价值取向,折射出不同时期中国学人的社会心态与思想状况。这既受中国社会态势、中法文化关系、文化传统特点以及时代主流话语等因素的强力规训,又与不同时期的知识体系与问题意识密切相关。

罗曼·罗兰音乐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艺术风格

法国文学巨匠罗曼·罗兰的音乐小说—《约翰·克里斯多夫》,以独特的写作风格,风靡全球。这本史体小说主要讲述了音乐天才克里斯多夫,为了实现自身的音乐梦,摆脱世俗品位限制,特立独行,奋斗一生,但是,最终仍被生活现实打败的故事。该书的人物性格与小说情节,具有交响乐般的宏伟气魄。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约翰·克里斯多夫》这部小说结构的安排,探讨期独有的艺术风格。

托尔斯泰与罗曼·罗兰心理描写风格比较

托尔斯泰是表现人类内心生活的大师,在创作实践中,他创立了卓越的心理分析方法——"心灵辩证法"。罗曼·罗兰创立了揭示创造精神发展全过程的抒情性的心灵辩证法,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心理描绘开拓了新的领域。

罗曼·罗兰音乐人文关怀的历史启示

文章以1937年当时就读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张昊与罗曼·罗兰的通信为历史材料,作者从三个方面论及罗曼·罗兰音乐人文关怀的历史启示。

“英雄”罗曼·罗兰的身份认同和叙事塑形

百年前,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年)在瑞士发表了《精神独立宣言》,"一战"后满目疮痍的欧洲再一次听到"超乎混战之上"的"欧洲良知"振聋发聩的和平主义号召,而这声音也传到世界各地,激起被战火荼毒的各国民众的广泛响应。随着1919年《新青年》上张嵩年那篇《精神独立宣言》译文所附的介绍,罗曼·罗兰以“因为全欧洲,全人类说话,不容于法人”[1]30-48的英雄之姿进人我国民众的视线,并在日后成为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法国文学巨匠。

罗曼·罗兰与《阿Q正传》及其他

罗曼·罗兰与《阿Ｑ正传》及其他马为民１９８６年秋天，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５０周年前夕，作为人民日报常驻巴黎记者，笔者采访了法国研究鲁迅的专家、巴黎第８大学教授米歇尔·鲁阿。其后又应约到她的书房叙谈，话题自然是鲁迅作品在法国的传播。当时，鲁阿夫人给我看了...

茅盾与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是横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法国大文豪。也是完成了由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转变的伟大的思想家。对于这样一位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学巨擘,茅盾是特别关注、倾慕和景仰的,虽然专门介绍评述罗曼·罗兰的文章总计不过五篇,然而在他那大量的文艺杂论中,几乎随处都可看到他对罗曼·罗兰的论述和评析。可以说,茅盾从年青时代涉足文坛到晚年写回忆录,始终都没有忘却或放弃对这位欧洲文学大师的借鉴和学习。

罗曼·罗兰与《约翰·克利斯朵夫》

1890年春天,24岁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来到罗马效外的霞尼古勒山,他站在小山上, 仰观满天彩霞,俯瞰夕阳照耀的罗马城,忽然心有所动。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对这次创作冲动描述道:“我沉浸在遐想中,夕阳照耀,罗马城上红光闪闪,围绕着城市的田野如同一片汪洋。天上的眼睛吸饮我的灵魂。我立足不定,

怎样理解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评语

鲁迅是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他的作品为全球广大读者所深深喜爱;而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又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作品,已经有了多种文字的译本。对于《阿Q正传》这部作品和阿Q这一典型性格,近几十年来国外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和评论,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见解。法国的伟大作家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意见,特别深刻和精辟,尤其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评语,鲁迅在生前只约略地知道个大概,并没有看到确切的书面文字。最近,经我国著名的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罗大冈同志的努力,在高龄的罗曼·罗兰夫人的直接帮助下,已经在罗曼·罗兰的卷帙浩繁的档案中,把他对《阿Q正传》

回忆罗曼·罗兰谈鲁迅

一九二五年冬,我辞别了鲁迅先生,去法国做一个勤工俭学生。那时我法国之行的决定很大程度上是受先生思想影响的。鲁迅先生认为线装书是有毒的,在书籍中除过印度和中国书外,其他书都是可读的。于是读洋书就成了我青年时代的理想。到法国后我在里昂一家人造丝工厂做工,几年后,又转到瑞士学习。那时,总渴望着见一次罗曼·罗兰先生。谈谈中国、谈谈中国的现实,谈谈我们这个时代有关青年的问题。

外国文学中的人道主义 再论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

自从地球上有人类以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两个对立的方面。一方面是群居生活所必需的互相团结爱护,另一方面是个人与个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利害冲突时不可避免的互相争夺,甚至互相残害。原始人类部落与部落之间,氏族与氏族之间。

罗曼·罗兰的主要作品和思想发展过程

罗曼·罗兰中学时就立下了“不创作,毋宁死”的誓言。高师毕业不久,他就开始创作。他最初写的是剧本。罗兰的作品可以说是从阴暗的天空中产生的,是从血腥的土地上产生的,它们全含着新的斗争和新的精神。罗兰的童年,甚至青少年时代,都是在战败国的颓唐气氛中度过的。1870年到1871年,法国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拿破仑三世率领的法国军队在色当战役中全军复灭,拿破仑三世本人也被普军俘虏。法国战败,签订了屈辱的条约。第二件大事是巴黎公社起义被残酷镇压,反动派气焰嚣张,革命处于低潮。人民群众无所适从,知识分子歧途傍徨。艺术,甚至左拉和莫泊桑的艺术,也去迎合庸俗的情趣,仅仅反映腐败颓废的时代。政治变得谨小慎微,哲学成了学院式的抽象议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罗曼·罗兰和中国

戈宝权先生1935年作为《大公报》驻苏记者,于同年6月30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全苏联体育大检阅时,见到正在苏联访问的罗曼·罗兰夫妇,由高尔基陪同前往观礼。1938年戈宝权初次访问巴黎,四十余年后的1984年,他又应邀前往法国访问和讲学,先后在几所大学和兰斯市政厅做过关于《法国文学在中国》的报告。他还于同年11—12月访问年已九十高龄的罗曼·罗兰夫人,进行了亲切的会谈。下面这篇文章是他为了纪念罗曼·罗兰逝世四十周年而作,现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又作了补充。

梁宗岱与罗曼·罗兰

梁宗岱(1903—1983)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集诗人、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及教授于一身的才子。他年青时在欧洲游学的七年中,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对他的学习、创作、研究倾注了很多心血,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代文学大师与一位中国青年诗人、学者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堪称文坛佳话。

罗大冈同志答本刊记者问——谈谈《论罗曼·罗兰》一书的问题

记者:罗老,您赠给我们的专著《论罗曼·罗兰》一书,我们都阅读过了,大家很感兴趣,刚才我们向您反映了一些读者的意见,不知您有何看法? 罗大冈:自从1979年春季《论罗曼·罗生》出版以来,我也收到各地读者来信,对这本书提出宝贵的意见。北京上海等地的报刊也发表了一些批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