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汝芳“乐”论的本体与工夫

罗汝芳对“乐”有着丰富而全面的阐述。他以“快活”定义“乐”,将“乐”解释为人心本体生生不息的本然状态,并从人与天地万物的感通关系描绘“乐体”。作为人心本体的发显,罗汝芳从“身心会合”的角度理解“乐”之形成,并注意到其“随时而显”的特征。当本心之乐显发之时,人应努力延续此乐。这并非要人用力把捉,而是要人以“明体”指点“乐体”,通过对本心的认取与了悟来实现“乐体不改”的境界。

罗汝芳乡约的良知学内涵及其社会化实践新探

明代乡约作为儒学的社会化实践方式,在良知学的影响下呈现出新的面貌。阳明学者罗汝芳订立的乡约以正面启发、唤醒人人皆有的良知为目标,借助展示良知、亲子之爱、礼乐仪式的实践方式,秉承着从容自然、平等亲切且富有内在韵律美感的原则,将儒学的引导功能和实践本怀展现出来。其约不但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既有乡约以强制手段进行道德审判、惩戒、教条灌输等问题,也兼容了乡约的自治自发与官方的圣谕宣讲,使得觉民与得君之间得以融通。罗汝芳乡约反映出儒者社会化实践的本质始终是着眼于具体真实的生命存在及其现实处境,这不但是乡约得以长久实施的内在依据,也是儒家之“仁”超越时空差异的不变内核,在当今时代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论阳明学对朱子“学而”章诠释之再诠释——以王阳明、邹守益、罗汝芳的诠释为例

“学而”章被认为是代表“孔子一生精神”的写照,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朱子对“学而”章的诠释要点是将“学”训为“效”,认为只有在“必效先觉”的工夫实践中才能“明善复初”,成就君子人格。朱子将“复性之学”与“每事必当学”统合起来诠释学之意蕴,体现出朱子试图统合形上与形下、知与行、情与理的哲学努力,却造成了某种内在的紧张。以王阳明、邹守益、罗汝芳为代表的阳明学者对“学而”章的诠释要点是将“学”理解为“觉”,学是以仁为内容的,认为“工夫只在心上做”,始终坚持心外无理、即本体即工夫的立场来诠释经典,试图将本体与工夫高度统一起来,体现出心学独特的诠释面向。

论罗汝芳的生命之学

罗汝芳之学以求"道"为核心,以安顿生命为目的,所以他把学问的生命修成了生命的学问,形成了独特的生命智慧,他通过"仁者寿"的观念而拥有了人生之方向与人间生活之准则。罗汝芳也因此成为了晚明儒家学者中的特异者,阳明后学泰州学派的巨擘。

罗汝芳的儒学思想与生命精神

文章以儒学是生命的学问为致思路径,概括出一代大儒罗汝芳的儒学思想与生命精神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对儒家生存根据论的阐发、身心一体的身心观、生生思想与"解缆放船、顺风张棹"的修养观、求孔颜之乐的快乐观。这些内容在不同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儒学思想和生命精神。

天一阁藏《明史稿》之《罗汝芳传》初探

天一阁藏《明史稿.罗汝芳传》是《明史》纂修过程中留存下来最早的一篇罗汝芳的传文,而且是康熙三十年之前徐元文、万斯同所核定的416卷本《明史稿.罗汝芳传》之蓝本,而后再演变成徐氏《明史列传》、王鸿绪《明史稿》及《明史》诸本之《罗汝芳传》。这篇传文与416卷本《明史稿.罗汝芳传》相比,内容已相当成熟,当出万斯同之手。然而,从同卷传主姓氏看,该传却还保留着明史编纂初期"拈题分纂"的特点。由这种内容上的成熟与体例上的幼稚,笔者推测天一阁藏《明史稿.罗汝芳传》当是万斯同在审核分纂官所纂初稿时因不满意而自己重新起草的手稿。

纵横任我 生意活泼——罗汝芳对“狂禅”的整合与改造

泰州学派被称为“狂禅”。罗汝芳对“狂禅”的整合与改造是重要的环节。他主张纵横任我,生意活泼,将活泼泼的生命存在的冲动置于审美心意结构的核心,由审美本体、审美工夫、审美体验三方面构成。罗汝芳融合周易、禅宗、道家学说,使“狂禅”虚灵的层面日益凸显。

论罗汝芳对汤显祖的影响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罗汝芳与汤显祖师生交谊甚厚,罗师的思想观念对汤显祖影响甚深。受罗影响,汤显祖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人生观、政治观、文学观,进而直接影响其生活、从政及戏剧创作。正是罗汝芳的“生生之仁”、“赤子之心”等论说内化为汤显祖的行为指导思想,于是他在为官从政时能施行仁政,实行人性化的政治管理,赢得百姓的爱戴。也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他能突破前人思维,大胆描写人生之“情”,创作出以《牡丹亭》为代表的戏剧佳作。

罗汝芳人本存在主义美学思想研究

罗汝芳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只有先重视人的存在,才能去追求道与心。在求道的过程中,人是自由的,道内在于人自身,是人规定了道的性质,人可以让自己超出感觉的限制,从而达到精神的解放,最终完成道的规定。求道的过程就是人自身的生发过程。而道在于人,人的本性的具备与完足就更重要。它让人的存在成为一种带有美的愉悦的存在。罗汝芳要求人们将自身活动同自然和生命的自觉发展相联,在日用之中、在生活之中完成道,让平静心灵和自然本性的自足完善代替求富求仕成为人生最高的追求,这样的生活是审美的生活,人的存在都是自由的存在,也是审美的存在。

试论罗汝芳“圣贤精神不离当下”的实践美学思想

泰州学派三传弟子罗汝芳提出的"圣贤精神不离当下"为人们指明了一条实践美的途径。具体来说有三个层次:一为忘。忘是指有意的否定已发生的事物,包括自身,以求心灵恢复虚无之境,从而海纳百川,同于大道。不刻意求忘,只任自己自然而然地生活在当下中,反会不知不觉达至理想的境界。二为悟。这是"忘"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悟性的获得是通过主体感性能力的求得而来的,一切来自于主体当下的直觉和内心体验。三为乐。罗汝芳重视当下,重视由"忘"而来的心灵虚空,强调悟的工夫是因为从此出发可得到一种审美愉悦,一种快乐。这是一种建立在日用常行之上的俗世之乐,是由忘而悟而生的愉悦,非脱离现实人生的快乐。

高扬的赤子本真之美——论罗汝芳的“赤子之心”说的美学意蕴

泰州学派三传弟子罗汝芳主张"赤子之心",他将他的赤子之说与先圣先贤的说法相联,并将先圣先贤的观点归入到他的赤子之说中来,使赤子成为"仁"的最高境界。高度重视赤子、童子和赤子之心,带来的是对人的本真美、人格美的高扬。在重视赤子之心的基础之上,由性本善出发,罗汝芳提出了"大"、"大人"、"全"等几个有关人格美的范畴,肯定了善实现后的美是一种大美与全美。在罗汝芳心中,人是天地之中最可贵的,人之中有赤子之心的人更是贵中之贵,而具有赤子本真之美的人才是最美的人,足以成为道的担当者。

“自然书写”的“诗人之诗”——泰州学派重要代表罗汝芳诗歌研究

罗汝芳在诗歌创作方面,无论从思想内容的深度广度还是创作技巧的精致与精湛而言,都远超其泰州学派前辈,堪称"诗人之诗"。受其哲学观影响,他在诗歌中大量以自然为描写对象,歌颂自然的神奇与伟大,但最终指向的却是主体人,"自然书写"成为其诗歌内容的最大特征。而且其在创作时遵循自然地书写原则,作自然的诗,自然地作诗,诗歌风格圆浑自然。

“求仁”实践工夫的社会化开显与落实——《罗汝芳学谱》序

罗汝芳乃泰州学派发展至顶峰的重要代表性人物,其“求仁”思想既重悟觉又重践履,一方面强调内证自修工夫并形成了一套心性学的义理系统,另一方面也重视外在绝对主体实践而包裹了一层社会文化的形态特征。他是知识精英与庶民大众的沟通者,也是大传统与小传统两种文化的整合人。透过他一生心路跋涉历程及话语言说主张,也能一窥泰州王学共同的价值诉求与思想理论特征。本文所论题域甚广,主要涉及八个方面。(一)王艮与颜钧:两位泰州学派的先驱;(二)制欲与求仁:艰难的心路跋涉历程;(三)归宗性地:人天一体境界的开出;(四)觉悟与实践:真谛与俗谛的彻底打通;(五)以学为政: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六)儒学下乡:基层教化实践活动的开展;(七)明明德于天下:民间社会秩序建构的代言人;(八)理想与关怀:《罗汝芳学谱》的现实意义。

论罗汝芳的“日用”美学

罗汝芳认为,圣与仁可在日用常行中得到,这一观点表明:"日用"就是人类生活的自身,又是人类最终追求的美的境界的显现之地。有赤子之心的人,也就是审美主体,必须在日用之中,即在一种平淡自然的状态下实践审美体验,完成道的追求。他揭示了一个较高的审美境界:道在赤子之心,则道的本质就是纯粹、质朴的,道本身含有一种自然真切的审美形态,人必须忘记物欲与功利,以自然而然的率真态度亲近每日所处的生活,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只有保持着一种自然的审美心境,不虑不思、率性本真,最终才能获得人自身的完善与道的完善,达至中和的最高审美境界。

阳明后学思想家罗汝芳研究综述

罗汝芳作为阳明后学重要人士,其生平思想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展开。由师承考述可见,罗汝芳的泰州学脉归属有误判之嫌。从阳明学整体视域考虑,罗汝芳学术传承具备独立江右的充分条件。与此同时,通过对思想家弟子门人诗文的搜辑和考辨,得证罗汝芳晚年思想呈现出对阳明学和白沙学的双向汲取。在此前提下,思想家在本体论层面偏向于"归宗性地";在工夫论层面则主张"默识"。就以上两点展开探究,对罗汝芳思想的重判具有重要意义。

论罗汝芳书院教师角色演变及其现代启示

明中后期是我国思想史上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一个时期,而书院教师无疑是这一时期弘扬思想和传播学术的主力军。文章以独特视角探讨了以明儒罗汝芳为代表的书院教师角色演变的过程,并提出了对当今教师角色扮演的一些思考。

论罗汝芳的易学思想

罗汝芳三十四岁时得传《易》学,悟得易理贯通四书五经,认为《易》乾坤的"生生"之理就是天命之性,就是仁,也是心;"太极"不在"易"之外,而本身就是乾坤,是有和无的统一,实有道体又圆融无碍,它成为性命的根源,而其自身又是超越善恶的"至善"。从乾坤本体的生生之理又引申出即本体即工夫,"不动心"及"自然"的工夫论。

罗汝芳易学思想初探

罗汝芳学《易》,悟得《易》理贯通四书五经,认为《易》"乾""坤"的"生生"之理就是天命之性,就是仁,也是心;"太极"不在"易"之外,它本身就是乾坤,是有和无的统一,实有道体又圆融无碍,它成为性命的根源,其自身又是超越善恶的"至善"。他从乾坤本体的生生之理又引申出即本体即工夫、"不动心"及"自然"的工夫论。

“圣谕六言”之阐扬与社会治理——以明儒罗汝芳为中心

朱元璋的"圣谕六言"是明代生命教化和社会治理的德治纲领。明代士人多有阐释,并躬行践履,罗汝芳便是其中的卓绝者。他"学以善政"、"政以宣学",将国家意识与人伦日用相贯通,用"百姓日用之道"诠释圣谕六言,揭示其普遍意义;又将君王治统与儒家道统相对接,开掘圣谕六言的人文意涵,并以乡约为平台,创新传播方式,将圣谕六言的宣扬贯穿于政治实践,取得了较好的综治成效。罗汝芳对"圣谕六言"的阐扬,为当下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家庭伦理教化对社会治理有基础性意义,学界的沟通参与对社会综合治理有协调性作用,公共治理者的率先垂范对社会善治有导向性价值。

《明儒学案·师说罗汝芳传》人物考辨

有学者认为《明儒学案·师说罗汝芳传》中邓先生指邓以讚,罗先生指罗洪先,"罗近溪汝芳"这一传目是误置增入,此篇应并入前一篇《师说罗洪先传》。这种说法实际上破坏了《明儒学案·师说》原来完整而严密的思想体系。通过对罗汝芳、邓元锡、罗洪先、邓以讚生卒年代及地域关系、学术师承及特点、邓元锡《祭罗近溪先生文》的分析,可知邓先生指邓元锡,罗先生指罗汝芳,《师说罗汝芳传》逻辑清晰、结构完整,完全能够独立成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