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汉学研究考略

十七世纪是俄国汉学研究的被动阶段,汉学研究仅是在外交需要下的应急措施,其成果主要是游记和外交日记。十八世纪至1854年是俄国汉学研究的自发阶段,主要是民间和宗教界的部分人为满足交际需要而研究,其成果主要是对中国典籍译介。1855年到1917年是俄国汉学研究的自觉阶段,其研究以国家垄断为主,民间及宗教界的研究为辅,由译介转向著述,成就显著,使人警觉:我们对俄苏了解多少?对世界了解多少?

近代俄国的汉学研究

俄国的汉学研究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建树著称于世,在她早期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 清政府在康熙、雍正两朝(1662—1735年)相继宣布严禁西方耶稣会士在华开堂设教的同时。

帝俄汉学家中国历史文化观研究之我见

早在17世纪中国便成为俄国重要的关注对象。自18世纪俄国汉学诞生以来,俄国汉学家对中国历史、宗教、哲学和文学等方面进行了不断的研究。俄国汉学家的著述推动了独具特色的俄国汉学的发展,增进了俄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促进了中俄文化交流。自20世纪80年代起,孙越生等学者开始整理俄罗斯中国学的文献情报。

18世纪俄罗斯汉学概说

俄国同中国的交往历史悠久,到了17世纪,俄国赴华商队往来频繁,外交使团也多次携带俄国沙皇的训令来华,他们根据亲身经历,留下了大量的旅行记录,这些旅行记录虽在俄国被封闭起来难得一见,但当时很多欧洲的商人和其他人员倾慕于俄国同东方交往的便利在俄国经商或供职,他们的旅华笔记抄本很快就传到了欧洲,成为欧洲汉学最有价值的补充。17世纪末至18世纪,彼得一世对俄国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以及对外政策的所有方面实施了全面的改革,为俄国的对内对外发展方向确立了方针。面对东方,已经完全控制了居住着东方民族的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边陲和堪察加岛的彼得一世并不满足,他巧妙地利用当时的国际环境以及处于欧亚交界的俄国的微妙的地理优势,开始积极地。

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汉学史

俄国汉学最终形成为一门学科的时间,应该说是在19世纪上半叶,其标志是:一、出现见多识广、有多方面研究成果的汉学家;二、汉学成果已不仅仅是翻译,而是从搜集资料、译介作品进而作分析研究,并撰写著述;三、有成形的教学和研究方法,建立了培养人才的院校。

俄国汉学史(至1917年前)

随着俄罗斯国家同其邻国——中国的初期交往,现实的需要使得两国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确定和发展,于是在俄国开始了关于中国问题和俄中关系问题的研究。早期的旅行家、外交特使为同远东邻国建立商贸联系或在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而踏上中国的土地,毫无疑问,他们的游记、报告中关于中国的资料被认为是俄中关系史上的第一手文字资料。其中最有研究价值的是伊万·佩特林的《手稿》(1618一1619)、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巴依科夫(1654一1657年间所写)和尼古拉·加夫利洛维奇·斯帕法里(1675—1677年间所写)的《明细资料》、伊兹布朗德·伊杰斯和阿达姆·布朗德(1692一1695年间所写)的日记。这些文件包含了关于中国及其相邻的国家和民族的多种多样的资料,可以称得上是外交史上的里程碑,俄国对中国的了解就是由这些资料开始逐步积累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