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还是失控:罗马共和国后期执政官选举暴力问题探析

政治暴力是罗马共和国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被认为泛滥于各个政治领域,严重破坏了各项政治制度的正常运作,使政治秩序陷入全面混乱,加速了共和国的衰亡。然而,对共和国后期执政官选举的深入考察显示,暴力发生频率实际并不高,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选举秩序也未全然失控。这一现象的出现源于政治斗争舞台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与分散了执政官选举领域的暴力冲突;执政官选举机构——百人团大会寡头色彩浓厚,军事性质突出,并在选举竞争中较少涉及施政纲领的争执,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暴力的发生。因此,尽管暴力现象常见于共和国后期政治生活之中,但是在具体领域呈现出的图景并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

罗马共和时期饮食文化与道德探析

饮食文化的改变通常反映一个国家道德的演变。共和早期的罗马人以农业劳动为主,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下,他们过着单调且艰苦的生活,此时的罗马人饮食也很简单,反映了早期罗马人崇尚节俭、勤劳质朴的优秀道德品质。但是随着罗马在地中海地区的不断扩张,罗马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也随之改变。他们在饮食上变得挥霍无度、追求奢侈,这种不良饮食风气加深了共和末期罗马社会道德的沉沦。

波里比阿论古典罗马共和国政制

本文重点探讨波里比阿的混合政体及其与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实际的关系。首先讨论了波里比阿有关单纯政体产生、堕落和循环的理论，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他关于罗马共和政体乃混合政体、混合政体相对稳定的观念以及混合性质在罗马政体中的具体表现，并对波里比阿的理论与罗马共和国政治实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指出波里比阿理想化的论述与共和国的实际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本文指出，波里比阿已经意识到混合政体像单纯政体一样，注定会走向衰落，尽管速度相对缓慢。他有关斯奇庇奥美德的描述，正反衬了波里比阿时代罗马道德的普遍堕落。

罗马共和国早期廉政初探

罗马共和国早期的廉政建设取得很大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古代所有制和民风的影响下,官吏不愿贪;在权力制衡机制下,官吏不能贪;在严格的监察制度下,官吏不敢贪。罗马共和国早期廉政的成功,保证了吏治基本清平,对于罗马共和国的发展壮大起到了积极的租用。

莎士比亚《科利奥兰纳斯》中的罗马共和

《科利奥兰纳斯》隐含着护民官的政制含义以及罗马共和的政制难题。护民官是阴谋家和蛊惑家的合体,操纵着民众力量的"多头怪兽",是罗马共和内部的危险成分;科利奥兰纳斯将个人的生命和荣耀融入城邦,但他身上却有着超越罗马共和的气质,无法与罗马相容,因为罗马不仅是贵族的,也是平民的。科利奥兰纳斯的僭越性精神恰是全剧的指向,或许也是解决罗马共和难题的惟一出路。

论罗马共和国的制度建设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罗马是最早尝试建立宪政的国家。在推翻王政统治后,罗马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共和政体形式来治理自己的国家,并进行了长达5个世纪的历史实践。罗马宪政制度的核心是权力的平衡。它主要体现为三大要素:以执政官为核心的行政长官制度,以政界精英为基础的元老院制度以及以全体公民为主体的公民大会制度。这三大权力体系虽然没有形成近代意义上的"三权鼎立"局面,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权力之间的相互平衡。本着对权力进行制衡的精神,在建立行政长官制度的过程中,罗马确立了最高长官的选举制、短任期制和同僚协议制,从而奠定了共和国官制的三大原则基础。

罗马共和国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法律史意义

此起彼伏的罗马平民反对贵族斗争,始终围绕债务、土地、政治权利等三个问题展开。这三个问题实际关涉平民的权利与义务是否平衡等问题。面对平民斗争的压力,罗马共和国先后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平民的法律,逐一解决了债务、土地、政治权利——出任共和国各级官职等等问题,使得平民的权利与义务实现了某种均衡。罗马共和国在平民反对贵族斗争中,实现了由原来的贵族政治向新贵政治的转型,其中各项法律的制定、出台具有决定性意义。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道路建设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道路建设在罗马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罗马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罗马道路建设的根本原因在于军事扩张的需要，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并不多。共和国时期的道路建设主要在意大利本土进行，并呈现出鲜明的特色。这一时期的道路建设对罗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它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另一角度考察罗马社会。

论罗马共和时期的行省总督制

公元前 3世纪中叶罗马共和国向地中海区域发动了大规模的扩张战争 ,在这一广袤的地区建立起行省统治制度。从公元前 2 41年第一个罗马行省———西西里行省的建立到公元 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罗马的行省统治在地中海区域整整维持了 70 0年。罗马共和国时期实行行省总督制度 ,是罗马共和国大肆向外扩张的历史产物。它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机制 ,在罗马共和国进行行省统治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亚当·弗格森《罗马共和国发展和衰亡史》中道德评判新论

亚当.弗格森的《罗马共和国发展和衰亡史》体现出鲜明的道德说教色彩,这主要体现在他对罗马元老院和马尔库斯.加图的称颂与对盖乌斯.凯撒和格耐乌斯.庞培等专政者的批判上。这招致了后世诸多史家的非议。但是,重新认识《罗马共和国发展和衰亡史》中的道德评判依然很有必要。首先,道德评判是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家们普遍具有的倾向;其次,亚当.弗格森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不仅自觉地抑制住自己的道德评判,而且作出了深刻的历史性论断;最后,对于《罗马共和国发展和衰亡史》中的道德评判,亚当.弗格森也给出了明确的解释。可见,绝大部分情况下,亚当.弗格森还是努力恪守其"叙而不断"的著史风格。

古罗马共和制帝国刍议

我国史学界一向认为的只有实行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才是帝国的观点，有悖历史事实，过于片面，有待商榷。所谓的“帝国”是指国家的规模超出了原来的自然地理界限和民族界限。帝国的政体形式可以是君主专制，也可以是共和制。罗马帝国早在屋大维建立元首政治之前，即公元前２世纪中叶的布匿战争和东方战争胜利后，已经问世，只不过此时的罗马帝国仍旧沿用传统的共和制度，元老院集体统治，因此这时的帝国是罗马共和制帝国。罗马帝国的历史应由目前的元首制帝国———君主制帝国。

从宪政视角看罗马共和时期的立法、司法与行政

从现代宪政视角考察罗马共和时期的立法、司法和行政,认为罗马共和不仅存在三大机构(官僚体系、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权力制衡,同时在立法、司法和行政上也存在权力制衡。不过三者在不同时期权重有所不同。

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以公元前190/189年为例的考察

在有关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性质的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分歧。通过对公元前190/189年罗马共和国主要政治机构(执政官、元老院、人民大会等)的权力、在政治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军国大事的突出地位让执政官和元老院占据了政治舞台中心,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因素表现得更加活跃,但人民大会与保民官的作用和它们所代表的民主因素,仍然是罗马共和国政治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波里比阿视罗马共和国为混合政体的理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罗马共和国小农阶层的壮大及影响

罗马共和国前期小农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对罗马共和国的兴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促进了罗马共和国政治体制的完善;第二,促进了罗马共和国经济的发展;第三,促进了罗马共和国军事力量的强大;第四,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共和制的精神及其启示——以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经验为例

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政体道德与个人自由问题。对这个问题提供了最佳答案的是罗马共和国时代。罗马共和制度的历史经验给人们许多启发,它的精神在于共和制度和个人的道德与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罗马共和制不仅创造了良好的制度,还培养出优秀的政治家。罗马共和制对正义和自由的追求都体现在公民身份这一抽象符号上,罗马共和制在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妥协和对话机制。这些都是其长久发展的基础。罗马共和制的精神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启示非常深远,促使我们认真构想国家理想和制度变革的问题。

罗马共和国时期宗教情感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宗教情感在两个方面对政治行为产生影响。一是罗马宗教对罗马国家人格的塑造,这使罗马国家主义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神话,即在罗马人的心目中罗马国家是一个圣神的偶像,罗马人不屈不挠的牺牲精神正是从这里来的。二是宗教情感对政治家的政治行为的影响。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宗教被政治家扭曲并滥用,成了他们争权夺利的工具。

罗马共和国时期大地产经营述论

罗马共和国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大地产打破了原有的土地经营模式,成为罗马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而经营方式的变化,农产品生产与市场的紧密联系,亦使得重农轻商思想发生了变化。

双赢之美——罗马共和国前期小农阶层稳固存在原因之探析

罗马共和国前期存在着一个稳定的小农阶层,其原因主要有:第一,小农阶层为了自身权益而掀起了斗争;第二,统治阶级与小农双方的妥协达到的双赢为小农阶层稳固存在提供了重要保证;第三,双赢下平民贵族的合作使得国家领土的不断扩展,为小农的稳固存在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罗马共和时期“具有协议权的军事保民官”述论

罗马共和时期的"具有协议权的军事保民官"是当时平民为要求政治权力而进行斗争的结果,军事原因则加速了这一斗争进程。该官职起初三人,但因战争缘故,也曾增至六人;该官职同军事保民官相比,没有他们那样完善的权力,但具有行政权力;该官职的设置,客观上缓解了平民要求当选执政官职位的强烈情绪,加强了共和内部的团结,既有利于平民,又对罗马共和国的安全具有积极意义。

与九头蛇的战斗——罗马共和国和我国唐代反奢侈制度的比较

骄奢淫逸之风犹如九头蛇,危害巨大且永生不死。与之的战斗遍布人类历史的每一个角落。作为现代西方法治文明的起源,除了监察官制度外,罗马在共和国颁布了一系列的反奢侈法律,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抑制奢侈风气。中国古代也有同样功能的制度,仅以唐代为限,就有二十多部帝王诏令限制各种过分的开支。对二者进行比较会发现很多有趣的共同点,比如对家族财富的珍惜、专门官员的设置以及对社会风气的净化等。历史经验证明反奢侈规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一般性,并告诫我们:良好国民性格的养成是长期有效净化奢靡之风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