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罚款裁量的实证检视

反垄断罚款裁量的适度与公平是实现竞争法治的重要保证。实证检验反垄断罚款裁量是否实质性符合《反垄断法》第49条规定,是审视适度与公平问题的一种可行方法。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使罚款相对数额与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和持续的时间成正比。然而,定量分析2018年到2021年4月30日的221份反垄断处罚决定书数据的结果显示,罚款基准倍率仅当经营者违法行为的程度变得较重时显著升高,其与违法行为的性质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违法行为的持续时间则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这表明,反垄断执法机构罚款裁量时较好地考虑了违法行为的程度因素,但整体来看裁量的合比例性尚不够理想。不过,结合增加追踪最近一年即截至2022年4月1日的数据来看,罚款基准倍率与违法行为的性质之间负相关问题得到缓解,执法机构正在改进罚款裁量。这种定量检验兼具制度和方法意义,不仅直接为控制反垄断罚款裁量任意提供了一种客观且可检验的方法,而且发展了经济法实证研究,并间接为其他领域审视裁量权行使是否合比例提供了参考。

反垄断罚款裁量权控制

研究反垄断量罚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因此有必要系统审视反垄断量罚问题并思考如何通过完善相关规范控制罚款裁量权。分析177份处罚决定书数据发现,反垄断罚款裁量权行使未能很好践行《反垄断法》第49条的要求,而且经梳理中国裁判文书网上69份包含被处罚人诉请法院审查量罚内容的文书后发现,这些不当不公裁量罚款的现象未能被司法有效控制。进一步从立法的维度来看,反垄断量罚规范也存在表述模糊、体系欠协调和裁量要素体系不健全三方面问题。这些问题概括来说即为反垄断罚款裁量权失控问题。对此,应遵循以原则控制和程序控制模式为核心的整体思路,将《反垄断法》第49条裁量因素列举部分表述改为“应当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违法者的悔过情况、消除违法行为后果的情况以及经济社会背景下的经营者状况”,同时增加“反垄断机构应当在处罚决定书中载明所有被纳入考量的因素,并逐一基于相关事实作出定性结论”为第2款。

论环境罚款数额确定规则的完善

环境罚款是以威慑功能为核心的环境财产罚,欲准确确定环境罚款数额,需要科学立法和精准裁量的双重保障。现阶段环境罚款组成不完整、数额设定方式不恰当以及裁量基准体系不系统,导致环境罚款"数额低、标准不统一、裁量肆意"。在未来完善环境罚款数额确定规则的实践中,应以适当威慑为整体制度目标,对现有立法和裁量规则体系加以调整。在立法中,确立包含违法情节罚款和违法收益罚款的环境罚款组成。同时,根据不同环境罚款组成的特征,选择不同罚款设定方式,即以概括式的方式设定违法收益罚款,以数值数据式的方式设定违法情节罚款。在裁量中,运用"二维网格式"裁量基准分格技术构建裁量基准规则,并确立体系化的裁量调整规则。

追寻反垄断罚款的确定性——基于我国反垄断典型罚款案例的分析

我国反垄断罚款具有相当的弹性,表现在罚款基数、罚款裁量、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的关系上均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反垄断法先行国家为了克服反垄断罚款的不确定性,在目标确定、路径依赖和方法选择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实践。我国所追寻的反垄断罚款的确定性,应该属于相对确定而非绝对确定的罚款,重在提高罚款的透明度和改善罚款的可预见性。这种确定性主要通过罚款指南这条路径加以实现,同时要基于"五步裁量法"来具体落实反垄断罚款的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