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对习惯国际法的发展

罪刑法定原则既是国际法治的内在要求,也是其外在表达。通过考察侵略罪(破坏和平罪)的历史变迁,我们发现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在发展习惯国际法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回应”并有遵循该原则的“自觉”。一方面,由于习惯国际法在效力范围层面能约束所有国家,所以罪刑法定原则本身要求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只能适用习惯国际法或“重申了习惯国际法”的条约规则;另一方面,由于习惯国际法固有的特性,它始终处于一种演变发展的状态之中,这与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规则明确性在形式上存在着相悖之处,亦体现了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的差异性。因此,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在通过认定、解释和适用习惯国际法来惩治国际犯罪之时,亦需证成其司法实践并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即它对习惯国际法的发展应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界,如果超出了这一界限,则有可能招致合法性质疑,罪刑法定原则亦由此贯穿于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对习惯国际法的发展这一命题的始终。

刑法解释的基本立场分析——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性和实质性理解出发

刑法解释中一直存在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和折衷立场之争。其中,刑法解释的主观立场和折衷立场是以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性理解为理论基础;而刑法解释的客观主义立场是罪刑法定原则实质性理解的必然结论。

从形式到实质:罪刑法定原则的现代性嬗递

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形式抑或实质的判断与适用揭开了学术论争的序幕,其深刻影响到刑法理念、违法论、解释论等相关刑法论题的定位与范式转换,可以说这也是形式刑法观与实质刑法观的论辩与交锋。在当前中国刑法语境中,坚持相对形式法治的罪刑法定原则,更具有可行性、合理性。

实质解释的倡导——以罪刑法定原则为视角

实质解释是一种以法益保护为指导的法律解释方法,其主张对于刑事法律规范的解释不仅要在形式上进行,更重要的是对规则背后的法律精神进行实质性的探讨。对于规范进行实质性评价的目的在于,对法律规则进行更加准确、合乎情理地解释,这种解释的方法并非是对规则的类推适用,也并非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而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捍卫者。

以能动司法理念践行罪刑法定原则

《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要落实罪刑法定原则,如何理解“法律明文规定”,如何判断法律有没有明文规定,是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立法是找法的前提,而找法能够对是否已有立法给出证明,立法和找法共同组成了定罪处刑的基础。找法不能决定立法,但是能够决定立法目的能否实现,是决定立法能否解决具体问题的关键环节。

环境监测中干扰采样行为的刑法定性

司法实践中,以物理方式干扰环境监测设备采样的行为常被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最具代表性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第104号指导性案例。然而,此类判决存在三方面问题,即用司法解释架空刑法条文、用保护法益架空构成要件、用系统目的无法实现代替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保护法益应为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以物理方式干扰采样行为不符合《刑法》第286条第1款和第2款。其中,对第1款中“干扰”的限制应从行为对象和保护法益两方面展开。同时,对司法解释的理解也应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规定一致。

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关系的反思与解构——以罪刑法定原则实质化为视角

学术界对社会危害性理论的诸多批判建立在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存在冲突的认识之上。我国现行刑法框架内并不存在所谓的"社会危害性标准"。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实质上是一种虚拟的冲突,是一种过时理论与现行刑法规定的冲突。从罪刑法定原则实质化的视角看,二者的关系可以进行解构。

解析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思考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在本体论上的分歧,表现为对罪刑法定原则理解的分歧,在工具论上的分歧表现为对解释理由决定性权限的分歧。两种解释论对罪刑法定原则理解的分歧实质为两种不同的构建逻辑之分歧,而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精神以及我国刑法的历史背景和中国传统文化环境,应当选择形式解释论的立场。针对工具论上的分析结果和现实情况,文章指出形式解释论中文义范围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的缺陷,并提出进一步完善形式解释论的建议和方向。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困境及其出路

作为资产阶级反对罪刑擅断的产物，罪刑法定原则适应了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发展趋势，迄今已经成为各国刑法典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以下简称新刑法典）第一次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明确规定，开启了刑事法律制度发展的新篇章。时至今日，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确立至今己整整十年，我们拟在回顾罪刑法定原则十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

罪刑法定原则的现代挑战及其应对

随着行政国家的强化、网络社会的发轫与风险社会的兴起,社会治理对刑法的倚赖日益加重。为了落实行政目的,并对新兴领域进行有效规制,刑法呈现出刑事处罚弥散化与刑罚介入早期化的特征,并开始出现过度犯罪化的倾向。立法的这一姿态也催生出司法的惯性与惰性,不少司法解释与司法判例对刑法条文任意进行扩大解释,模糊了类推与扩张解释的界限。罪刑法定原则也因此受到了立法与司法的双重挑战。当下,立法应当秉持积极审慎的刑法观,及时遏制过度犯罪化的潜在趋势,并以明确性原则作为立法的旨归。司法在进行刑法解释时,应当保持理性克制,从而实现"立法活性、司法克制"的互补局面。针对司法解释逾越解释规则边界的现象,应当将建立司法解释的合宪性审查机制提上日程,以确保司法解释始终处在合法的范围之内。

刑法的权利保障机能优先──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的必然性分析

刑法的权利保障机能优先──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的必然性分析蔡道通，黄东平罪刑法定主义思想及其罪刑法定原则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西方现代成文法国家刑法明确的基本原则，并且派生出排斥类推、刑法不溯及既往等规定。它以保障人的自由、尊严和平等作为其价值取向...

试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中国特色”

我国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对这一原则 ,有的学者称之为“中国特色”。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这一“中国特色”的合理性问题 ,文章从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入手 ,论证了罪刑法定原则只能是限制功能和保障价值 ,指出了罪刑法定的“中国特色”体现的是社会本位和权力本位的价值取向 ,造成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冲突 ,故应予纠正 ,还罪刑法定原则的本来面目。

应然的论说与实然的评说——对新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中国特色”透析与质疑

新刑法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中国特色既有消极侧面 ,又有积极侧面 ;既蕴保障价值 ,又蕴保护价值。文章从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与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检讨入手 ,确证了罪刑法定原则在机能和价值定位上的执一性 :只能是限制机能和保障价值。并且指出罪刑法定原则的“中国特色”体现了社会本位和权力本位的价值取向 ,违背了刑法谦抑精神 ,造成了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冲突。故而应予破弃 ,以还罪刑法定原则之本来面目。

论相对负刑事责任能力人责任范围的限缩——以罪刑法定原则之还正对罪名说的选取为视角

我国《刑法》在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条文中内含了消极侧面和积极侧面。这使"罪刑法定"承载的人权保障机能依附于社会保护机能。罪行说、折衷说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解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随着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深入理解,其人权保障机能得到还正,必然延伸出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解释由罪行说向罪名说转换,以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英美法系罪刑法定原则的维度和启示——兼与大陆法系罪刑法定原则比较

在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第一原则,其始于程序法上的明文规定,并逐渐延展至刑法实体上的严格遵守和践行。从抽象的法治层面看,英美法系的罪刑法定原则以自由法治为基础,重视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和消极功能。从更具象的微观层面分析,英美国家基于判例法制度,以具体的判例辅以不断增加的成文法规范,限制刑事司法权和立法权,保障刑法本身的合法性和保障人权。实践中通过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严格正当程序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自由法治维度。与之相较,大陆法系的罪刑法定原则是以实体法,即以刑法典为核心和统帅对具体罪和罚进行法定,重视形式之维而赋予规范绝对命令性,约束的仅仅是刑事司法。实践中通过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和罪刑法定原则的积极功能维护绝对规范隐含的秩序。但跨法系沙文主义和跨时间沙文主义的言说,常以大陆法系罪刑法定原则的面相为准据,导致对英美法系罪刑法定原则的忽略。比较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罪刑法定原则,英美法系罪刑法定原则既约束司法亦约束立法,且通过严格程序使刑法本身置于合法性审查之下,这更符合法治国思想。英美法系罪刑法定原则的法治国思想、人权保障和宪政思维,是纠正缺乏宪政思维和法治精神的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在实践中的不良实像的重要参照。

量刑规范化实践中错误倾向之纠正——以罪刑法定原则为视野的思考

罪刑法定原则之"法"应是形式与实质的统一,罪刑法定原则之"刑"应解读为"刑事责任"。在我国的量刑规范化实践中,存在着"司法机械化"与犯罪处置手段单一化两种错误倾向。就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而言,司法人员要明确认识量刑的法律依据应是所有相关刑法规范,对量刑指导意见也应采取体系解释,并在量刑规范化实践中强化对非刑罚处置措施的适用力度。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有权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定罪处罚必须严格按照刑法的规定进行。刑法的规定都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需要进行解释,作为刑法解释的一种,刑法有权解释应当在刑法用语的范围内进行,而不能超越其用语的最大射程。但我国现有的一些刑法有权解释却超越了刑法用语的含义,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应当予以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