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空抛物犯罪的罪刑规范构造——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为背景

我国学术界反对《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高空抛物独立成罪的具体理由并非刑法谦抑主义立场的投影,而更多为立法技巧之考量。我国高空抛物法律规范不能满足广大群众对公平正义需求之现实矛盾、刑法规范的行为规制机能以及司法实践定性的偏差均要求刑法对高空抛物犯罪采取独立式罪刑规范。以法教义学为指导提炼出我国刑法存在行为犯型、具体危险犯型、数额较大型、真正情节犯型、数额巨大型、实害犯型、复合要素型七种入罪模型,高空抛物犯罪应采取具体危险犯型,即具体危险犯+加重犯+减轻犯的罪刑结构,在此基础上进行高空抛物罪的法条设置。

中国古代罪刑规范法定化研究

关于中国古代法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问题,在学界是百年聚讼,迄难定论。综罗各家,大致可归为三种观点:肯定说、否定说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说。但是三种观点对中国古代法中罪刑关系的法定化都是认可的。的确,中国古代罪刑关系在立法上是表现为法定化的,即罪刑规范法定化,但在司法上罪刑之法定与非法定长期并存,形成了一个法吏实行严格的罪刑"法定"、大臣实行罪刑"非法定"、人主实行罪刑擅断三者互补互济的司法体制。即法吏、中下级官员守文据法,据此罪刑是"法定"的;大臣、高级官员据经传原情定罪,"议事以制",据此罪刑是"非法定"的;君主可以"权道制物",任意裁断,据此罪刑是擅断的。中华法系之罪刑法定与非法定和合一体的特点突出,其罪刑规范的法定化与源于西方的罪刑法定原则形似神异。

刍议开放式罪刑规范的正当基础——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分析样本

在国际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社会生活的交涉性大大增强,客观上导致了犯罪手段的多样化、隐蔽化以及犯罪率的可能提升,恐怖袭击等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权的暴力犯罪日益凸显,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代表的开放式罪刑规范,兼顾了刑法的稳定性和前瞻性,在维护社会生活安定性方面有重要的工具价值。从规范角度考察,本罪在犯罪客观方面亦有明确的内在限定性,受犯罪构成其他要素的制约,符合罪刑法定主义明确化的司法标准。革除重刑主义的流弊,以刑法的谦抑性重塑刑事司法的品格,是克服开放式罪刑规范被"口袋化"滥用的前提。

也论刑法规范的概念

刑法规范是刑法制度的"基本粒子",其概念的理解是刑法学一般理论的关键。理论上对刑法规范的概念有行为规范论、社会规范论、罪刑规范论、刑罚规范包含论、二重规范论、三重规范论、多层次定义论诸多定义,应该说罪刑规范论比较科学合理。所谓刑法规范,是由立法机关制定,为人们在面对某些重大事项时应如何行动提供准则,为司法人员认定犯罪和追究刑事责任提供指南的一种法律规范。

罪刑关系的体系化及其实现

罪刑关系所涉及的范畴、内容以及要素等需要立足于系统思维,通过关系网络和“群”的概念、框架来把握。罪刑关系既是罪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也是刑法、刑事法律规范以及行政法律规范等之间有关罪刑运用的整合化、系统化关系。法治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新时代我国罪刑关系的体系化指明了方向。罪刑关系在价值目标上应当实现由偏重秩序维护转向秩序维护与人权保障并重、由偏重结果正义转向结果正义与分配正义并重、由多极化转向一体化、由粗放化转向精细化。罪刑关系的体系化需要以罪刑体系与结构的体系化为基础,在确保逻辑优化与价值评价活性化的同时,通过双轨化制度的构建、罪刑体系的贯通以及罪刑关系的内外协同来实现。

中国版权刑法的建构

知识经济时代,面对愈演愈烈的版权犯罪态势,世界各国扩展了版权刑事保护的覆盖范围,延伸了版权犯罪刑事处罚的辐射程度,版权刑法保持着一种与时俱进的张力。作为被动性和应急性立法的体现,我国版权刑法存在着罪名体系失之缜密、罪状设计失之科学、刑罚配置失之合理的缺憾。因此,在我国版权刑法的未来建构中,应当汲取国外版权刑法的有益经验,突出以下三点:在私人权利和社会公益的博弈中,确立版权人权利优位考虑的立场;把版权刑法从刑法大一统模式中分离出来,以附属刑法的模式引领版权刑法的扩张;科学设计罪刑规范,合理组织对版权犯罪的刑事反应。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及其完善

刑法具有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正当性。现行刑法通过知识产权罪刑规范和附属刑法规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保护,但从保护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待加强。应以TRIPs协议规定的要求为基本标准,完善侵犯知识产权罪的规定,这样不仅可以为知识产权提供全面和合理的保护,也将为具有知识产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良好的保护。

经济犯罪立法完善的部门法关系分析

国家立法机关在制定经济刑法规范伊始,就考虑到了对经济违法行为在处理上的部门法关系问题。对经济犯罪,即便主张刑法的积极干预,也不能忽视其发生领域的特殊性,应承认经济刑法中罪刑规范的从属性,从而综合发挥部门法的功能,使得刑法与经济法在适用效果上有效融合,应对经济犯罪,恢复经济秩序。在过去较长时间里,我国的刑法适用忽略了经济犯罪的特殊性,有些做法和措施不符合经济刑法的秩序性要求。因此,有必要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来考量刑法中经济犯罪之罪刑规范的立法完善问题。

对我国罪刑规范模式的再追问

我国的罪刑规范模式是什么,这在刑法学界存在着"犯罪既遂模式说"与"犯罪成立模式说"的尖锐对立,迄今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事实上,上述任何一种学说都无法对罪刑规范模式作出全面、合理的解读。"罪的规范"规定的是各种行为形态成立犯罪的基本条件或者说共同条件,并非是对各种犯罪形态的共同规定,而且预备形态无法纳入其中。在此意义上,"犯罪既遂模式说"并不可取。"刑的规范"规定的是犯罪既遂形态的刑事责任,并非各种犯罪形态所共用的刑罚。在此意义上,"犯罪成立模式说"具有片面性。

中国刑法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罪刑规范立法运行效果考察

罪刑规范是刑法立法的最小单元。罪刑规范实现刑法立法目的程度判断标准在于,其对具体犯罪规制能力的大小。中国刑法贪污贿赂犯罪罪刑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取决于构成要件要素、刑罚体系以及罪刑关系的配置状况。透过中国刑法贪污贿赂犯罪罪刑规范的实际运行障碍分析,可以提出更具科学性、针对性的立法完善建言。

海洋刑法特性及其罪刑规范体系建构

海洋刑法中的海上犯罪,是指犯罪行为与海洋具有天然关联或者因为发生在海洋而对其定罪量刑发生影响的犯罪。我国涉海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未注意到海洋刑法的特性与要求,将适用于陆地上的罪刑规范照搬适用于海洋,导致诸多问题。立法上应增设维护海洋权益、海洋安全和海洋秩序的罪刑规范,司法上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相关罪刑规范,其内容还不能完全适应打击海上犯罪的需要,须进一步明确其适用于海洋时的规范内容。我国缔结或参加的一些国际条约也规定了适用于海洋的国际犯罪,应将涉海国际条约中的国际犯罪转换为国内刑法中的罪刑规范,可根据侵犯法益的性质,规定在刑法分则的相应章节。

体坛反腐背景下增设操纵竞技体育比赛罪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确立了体育强国建设战略。竞技体育具有特殊的引领和示范功能,在体育强国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体育强国建设面临诸多困境,操纵竞技体育比赛及与其相关的贿赂、赌博、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是制约体育强国建设的“毒瘤”,需要完善相应机制予以清除。《体育法》禁止操纵体育比赛行为并规定了附属刑法规范,但《刑法》中没有相应规定,导致行刑衔接不畅。以现行罪名惩治操纵竞技体育比赛相关行为与罪刑法定原则有冲突,也偏离了操纵比赛这一系统性体育犯罪的中心。在《刑法》中增设操纵竞技体育比赛罪是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刑法保障,建议在《刑法》第223条后面增加一条作为“第223条之一”,罪刑规范暂定为“在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中,体育主管部门人员、体育组织人员、教练员、裁判员、运动员以及其他体育从业人员违反公平竞争原则,对比赛过程进行不正当的支配、控制,情节严重的……;情节特别严重的,……”。

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反思与深化

对存疑有利于被告应具体分析,不能采一刀切的观点,反映在司法实践上,也是如此。对存疑有利于被告中的"疑"应进行细化,为司法主体适用上述规则提供相对明确的标准。在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规则时,应该遵循相应的规制义务,如坚持罪质分析,分清主次客体,衡量罪刑关系,以保证适用结果的准确、合理。

盗窃及其在侵犯财产罪中的体系地位

从结果无价值论立场出发,符合财产犯罪入罪标准的财产侵权行为,原则上均构成侵犯财产罪。于此,在解释论上,必须使各具体财产犯罪构成要件的外延形成周延关系,避免出现不应有的处罚漏洞。盗窃罪是转移占有取得罪的基础罪刑规范,对盗窃行为仅需界定为"解除他人占有、建立新的占有"即可,而不能将其行为方式限制为秘密或者平和、非暴力。盗窃罪是侵占罪的特殊法条;抢夺、抢劫、诈骗等转移占有取得罪系盗窃罪的特殊法条;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应限于狭义的侵占行为,在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窃取本单位财物的场合,由于盗窃罪为职务侵占罪的特殊法条,故应以盗窃罪论处。

刑法第24条第2款中的“损害”——解释论与立法论的双重展开

刑法第24条第2款规定中的"损害"在实质上是罪刑规范所阻止的事实,在表现形式上体现为两种:符合他罪构成要件且需要动用刑罚,符合本罪基本犯成立标准或既遂标准。现行立法打破了不同性质的中止犯之间应有的协调,完全不考虑主观恶性等因素对刑事责任承担的影响,应予摒弃。

刑法溯及力原则该如何理解?

什么是刑法溯及力?目前,我国更多通过制定刑法修正案的方式来完成刑法规范的更新问题,以尽量在立法上回应对刑法规范的需求。问题是,通过刑法修正案增设或者修改的新的罪刑规范,能否适用于其生效以前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