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罪观念的产生、特征及其影响

殷商刑罚是否是法律意义上的刑罚缺乏明确证据,其应当被谨慎地认为是一种以占卜为前提,通过毁损身体标识身份的特定做法。但这对后世刑罚制度及其理念有深远影响,包括肉刑的执行方式及其与身份的密切关系等,通过以刑识罪的方式可见殷商罪观念可能与身份秩序关系密切。透过分析基本确定为西周文献中与罪字直接相关的记载发现,西周罪观念较殷商发达,罪涉及对君、臣、民三者的规范要求,且罪与刑开始分离。当时的罪主要是对身份秩序的违反,后果是刑罚,所施加的刑罚是新身份的标识。整体上,殷周罪观念关系密切,而且两者的罪观念都未摆脱原始宗教的影响,渗透了鬼神色彩。早期罪观念塑造了传统法理念的双重性,包括规范君主的高级法和规范臣民的制定法等。这种双重性催生了普遍守法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到今天仍值得重视。

“彷徨”而“呐喊”——唐甄反专制君主思想原因探析

面对不断向顶峰发展的专制君权、黑暗腐败的官场以及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大潮，唐甄倍感彷徨。其“帝王皆贼”的呐喊是那“天崩地裂”的时代里反专制君主思想的最强音，而其最大价值在于打破了儒家传统民本思想中“民本一尊君”的旧模型，构建了“民本一罪君”的新模型。

在政治伦理的传统与启蒙之间:明末清初士人的君主论

明末清初士人对君主的热烈讨论,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根源。这一时期的君主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一,“罪君”意识非常强烈,人们极力揭露君主本性之恶,把乱天下的根源归之于君。其二,理性看待君主地位,提出“抑尊”,破除君主神圣的既有观念,将君主还原为“人”,具有重估君主地位的意味。其三,明确把君主分为三代之君和秦以降之君两种类型,极力批判秦汉以来帝王的“专私”。其四,开始从制度层面认识君主,把对帝王的道德约束转变为权力制衡,提出种种制约绝对君权的制度设计,试图以制度规范君主行为。明末清初的君主论虽然到处呈现出政治批判的锋芒和理性思维的火花,蕴含着启蒙思想的因素,但始终未能走出传统政治伦理与思维的圈子。

在矛盾中陈述历史:王权主义学派方法论思想研究

在矛盾中陈述历史,是以刘泽华为代表的王权主义学派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贯彻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论思想。这一方法论思想,来源于马克思的一段话,但在刘泽华这里被得到了阐发和实践。在这一方法论思想的指导下,刘泽华提出了"阴阳组合结构"说和"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法,张分田提出了"尊君——罪君"文化范式说和"以罗列事实为主"的研究方法。这些史学方法论思想,在他们的研究实践中被证明是极其有效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值得在中国学术界发扬光大。

论传统治道中君罪的形成与消解

君罪指君主所犯下的罪恶。中国古代的君罪起源甚古却又逐渐消解。其中,德、公、忠等观念在君罪的产生与消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德与罪一体两面,君德的存在意味着违德则为罪,它从观念与制度两个层面形成对君权的制约。公则有两面性,一方面公与君有所差异,君主以私害国公则为罪;另一方面公与君在某种条件下合二为一,罪君则害公。忠则最大限度地消解着君罪,忠君将君主及其政权的保存作为政治运作的中心,君罪意味着对君主及其权力的否定因此受到压制。三者的形成及其影响差异,与专制统治的产生或深化有着密切关系,但君罪又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而并未完全被消解。

论传统君主批判思想的嬗变:从黄宗羲到郭嵩焘

中国君主批判思想自商周时期就出现萌芽,其后不同学派的思想家在不同层面也认识到君主制的某些缺陷,有关否定君权神授、否定君主制的制度优势、否定把保卫君主制作为制度目的的思想断断续续出现。在集大成的基础上,黄宗羲进一步对君主制提出批判。他所建构的民主、君客观念既受到理学体用思想的影响,也蕴含某些契约论观念的影子。郭嵩焘则在考察西方政治体制的基础上更有突破性的思考,君民平等、政不在君、君主非所有人之君等思想体现出他超越黄宗羲的一面。政治理想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张力推动了这些思想的出现,而这些思想对于近代革命有重要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