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实践中罪数理论之思考与应用

罪数问题对刑法的司法实践影响巨大。罪数理论在定罪量刑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理论根据不同 ,结果往往大相径庭 ,一罪或者数罪 ,其量刑大多有显著的差别。本文对罪数理论进行了概述 ,根据理论对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案例进行分析 ,主张反对罪数理论实用主义和罪数理论机械教条主义。刑法应当对罪数问题作出统一的连贯的规定。

我国罪数理论之基本问题研究

我国的罪数理论对大陆法系理论中的行为说、犯意说、法益说、构成要件说所进行的评判存在重大误读;在罪数的判断标准上没有很好地坚持犯罪构成说;对一罪类型所做的划分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为对犯罪构成类型和犯罪构成要素复杂性缺乏应有的思考,我们应当将一罪划分为单纯一罪与复杂一罪;将继续犯、集合犯、吸收犯、结合犯纳入其中不符合罪数论的研究宗旨。

德国刑法竞合理论与日本罪数理论之内容比较与体系解构——兼及中国罪数理论的走向选择和体系重构

罪数理论是刑法中最为重要、最为疑难的理论问题之一，它所要解决的是犯罪行为被认定为一罪还是数罪以及如何科刑处罚。有关罪数理论，当前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刑法竞合理论（Konkurrenzlehre，也称犯罪竞合论）和日本罪数理论。

浅析罪数形态理论在我国刑法中的应用

罪数形态理论包含了对实质的一罪、处断的一罪、实际的一罪、法定的一罪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结合这些理论分析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 ,领会刑法保护与打击的功能 ,可以更好地理解我国刑法所体现的精神实质。

罪数论在刑法理论体系上的地位

研究罪数论在刑法理论体系上的地位,须先认识罪数的本质。罪数的本质的认识不同,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罪数论的研究方向,也决定着对罪数的判定标准和罪数的分类及其法律效果的认识。一、学说由于立足点不同,历来的学说对此尚有争议,当前学界看法,亦非完全一致。

论罪数理论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的适用

我国刑事裁判文书存在罪数形态的说理不足、书写模板化等问题,罪数理论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的充分说理是文书厘清功能和全面评价原则的要求。考察台湾地区刑事裁判文书罪数说理情况,罪数理论说理与司法实务是互相支撑、共同发展的。在刑事裁判文书中,涉及罪数形态时应把不同罪名体现在刑事裁判文书中,把定罪量刑的过程体现在刑事裁判文书中,为推进刑事裁判文书的改革与个案公平正义的实现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

论罪数理论之历史嬗变及其启示——兼论“竞合·罪数论模式”与“去竞合·罪数论模式”之提出

罪数问题是刑法场域中最为复杂、争议最多的难题之一。自罗马法以降,人们虽然在学理上孜孜以求并不断推陈出新,却始终无法刺破其神秘面纱。就域内外罪数理论的历史嬗变轨迹而言,人们处理罪数问题的路径整体上演化为两类:一是以德日为代表的"竞合·罪数论模式",二是以英美为代表"去竞合·罪数论模式"。前者注重罪数理论的创新,后者注重从程序上恪守并科主义;前者理论体系庞大复杂,后者理论简洁明了;前者实践效果不佳,后者实践效果突出。另外,"去竞合·罪数论模式"所蕴含的"简约化"思想理念在我国亦源远流长,其对破解我国罪数难题亦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萌发与演进:罪数理论因子考--以我国刑法中相关制度为研究素材

我国古代刑律中并无严格意义上的"数罪并罚"制度,所谓"数罪俱发""并合论罪"无非是"数罪并罚"这一现当代刑法学术语在古代刑律中的涵射。西周王朝"其刑上备,有并两刑"的奴隶制断狱原则是"吸收犯"理论的萌发形态,及至汉代"一人有数罪,以其重罪罪之"的法规问世,臻于至境;秦律中除了相对完备的"数罪并罚"制度外,已有了"转化犯""牵连犯"理论早期的"构成行为模型";晋代注律活动孕育出了大体相当于同种数罪与异种数罪的数罪分类思想,唐律不仅发展了该类思想,亦创设了适用"想象竞合犯"的立法前提;晚清取法日本,引近代意义的罪数理论入刑法,由是开启了罪数理论的现代化。

罪数判断标准研究——以行为标准说为新视角

作为罪数理论的核心,罪数的个体标准是定罪的依据和基础。犯罪构成理论在立法设罪上展示了其强大的功能,因此不少学者将其延伸到罪数标准领域用以判断犯罪个数。但是这种歪曲理解和适用并不能合理适应我国现行的司法定罪过程。而行为是犯罪基本的构成要件,行为说作为罪数判断的标准,并用此去指导司法定罪是合适且合理的。

想象竞和犯的内在结构与罪数本质

改变以往罪数理论关于想象竞合犯的传统思维模式 ,分析想象竞合犯事实上和法律上的结构特征 ,并对其概念和罪数本质进行了重新界定和阐释。

司法渎职犯罪罪数判定

重塑司法渎职犯罪的罪数理论,有利于正确的指引司法实务、贯彻刑法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以及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当以构成要件符合性作为司法渎职犯罪罪数的判断标准,区分罪数判断标准与判断要素,坚持罪刑均衡以及诉讼效率的处断原则。当司法渎职罪法条竞合时,应坚持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且兼顾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刑法第247条、第248条应当适用转化犯的规定,刑法第399条第4款,属于例外规定,应严格限定其适用范围。

法外牵连犯处断原则的困惑及解决 兼论因受贿而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的行为如何定罪处罚

牵连犯是刑法罪数理论中倍感困惑和司法实践中经常运用的一个重要概念。我国刑法总则对于牵连犯并无明确规定，但刑法分则及有关刑事司法解释对一些情形的牵连犯如何定罪处罚作出了规定。司法实践中，对于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的牵连犯情形(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内牵连犯”)，应严格依照有关规定处理，或数罪并罚，或从一重处断。但对于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的牵连犯，即“法外牵连犯”

论结合犯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合理定位

应在"刑法各论概述"或者"犯罪构成类型"中对结合犯进行研究。在"刑法各论概述"中重点研究行为人触犯结合犯这一犯罪类型所应具备的共性事实以及结合犯的处罚规律,在"犯罪构成类型"中重点研究结合犯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构成类型与单一的犯罪构成类型的不同。

多次挪用资金的定罪与量刑问题研究——许璐挪用资金案

对多次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的行为，在认定其为犯罪时是要求每次挪用资金都必须具备“数额较大和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条件，还是应当累计计算每次挪用公款的数额，并且以第一次挪用的时问作为整体挪用公款行为的起始时间．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笔者拟从罪数形态理论及相关司法解释等方面予以解析。

罪数理论的体系性思考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罪数理论研究由来以久 ,但都停留在具体的罪数类型上 ,对罪数理论体系尚未作一整体性、结构性的分析。因此 ,有必要从罪数判断标准入手 ,通过对中外刑法理论罪数判断的五种标准的分析 ,指出犯罪构成标准是最为合理的罪数判断标准 ,也是罪数体系中确定罪数、决定处断的规则判断系统。同时 ,由于犯罪构成系统在解决部分罪数样态时的不适性 ,使由实质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处断的一罪组成的特殊罪数系统成为罪数理论体系的例外判断系统。二者共同构造了罪数理论的双层判断体统 ,并在解决罪数问题上承担了不同的功能。

罪数理论体系化:反思与重构

传统罪数理论体系坚持犯罪构成标准,并以此作为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但犯罪构成标准其实已经被传统理论本身所架空,这也是传统罪数理论体系混乱的根源所在。重构罪数理论体系,需要以"充分但不过度评价"为标准及逻辑起点,以罪数判断的三个阶段为主要内容,同时在具备实质合理性的前提下,对一罪进行类型化。

我国刑法中罪数理论的困惑与解读

犯罪构成是我国刑法学界、司法界普遍认同的罪数判断标准。但事实上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没有按照犯罪构成应该具有的要件来判断“一罪还是数罪”,在理论及实践上造成了很多困惑。本文从分析造成困惑的原因出发,提出了按照客观存在的犯罪行为的主观罪过个数判断罪数的观点,主张想象竞合犯、牵连犯是数罪而非一罪。

试论罪数理论模型的建构——兼论法学研究中单一抽象思维所存在的问题

一般认为,法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需要有很强的抽象思维能力。然而,单纯的强调逻辑推理、概念辨析,极易让法学研究陷入形式逻辑的怪圈。在研究法学时,有意识的引入形象思维的方法,将已有的理论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对比研究,不但可以使艰涩的理论变得直观、浅显,在进行分析和辩驳时也可以更加便利。罪数理论,是刑法理论中典型的内容繁多、争执激烈、学术界不易达成共识、学生难以准确掌握、教师难以清楚讲授的内容。通过对罪数的各种形式建立数学模型,并进行定型化,可以将各种罪数较为容易的区别。

我国罪数理论与实践现状的反思

我国的“罪数”理论并不发达，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司法实务中对于行为人的多个犯罪行为，特别是同种犯罪行为属于一罪还是数罪并不重视，理论上多数照搬外国刑法理论从而缺乏中国特色，更有甚者，罪数理论与司法实践相脱节，形成了理论没有实践基础、实践没有理论支撑的局面。

论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罪数形态的立法和理论对大陆刑法的借鉴意义

本文在我国大陆与台湾罪数形态立法和理论研究方面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的刑法立法中应当规定罪数形态的处断原则,并应当将罪数理论简单化,同时提出了有关罪数的刑事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必须有一个宏观的刑事政策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