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合规滤罪模式的本土化构建

当前,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呈现司法改革先行、理论研究跟进的特点。然而,完备的企业合规滤罪模式暂未成型,出罪依据欠妥、激励对象泛化、整改模式选择不合理、验收流于形式、缺乏有效监督等弊端已逐渐显现。以涉企刑事合规典型案例为研究样本,结合法院实践和域外经验,以审判职能延伸为着力点塑造法检协同中的法院角色,可构建法院参与涉企刑事合规改革的理论与现实路径。具言之,从递进式合规选择、双向制约机制构建、融入企业合规体系三个层面对法院角色作出理论解释,从审查起诉的提前介入、定罪量刑的适当拓展、反向救济的双重构建三个层面对审判职能延伸方式进行优化,进而构建体系完整、相互协同的企业合规滤罪模式。

数据安全刑事合规的滤罪模式

数据安全刑事合规即为预防数据犯罪、保障数据安全,以企业为主体、多方参与的合规治理活动,与行政合规、行业合规含义不同。其正当性根据在于,企业合规是责任伦理的要求,与单位犯罪理论不相冲突,并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融合。数据犯罪具有法定犯特征,其前置法具有“滤罪”机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数据安全法益保护为核心,在前置性法律法规中居于基本法地位,前置法的认定须坚持刑事违法性判断的相对独立性。“滤罪”以刑法为底线标准,以行政法规为一般标准,以行业规范为参照标准。从刑事实体法的角度,“滤罪”包括入罪与出罪两个方面,包含刑事立法、定罪量刑、犯罪预防、刑罚执行等阶段。从刑事程序法的角度,“滤罪”即案件过滤,涵盖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审判各个环节。数据安全刑事合规的滤罪模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滤罪内容,以数据安全立法相关规定为基础,合理设置企业及其他组织、个人在数据处理活动中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企业内外部数据安全监管,国家安全和司法执法协助义务,法律需要协调不同主体数据利益的公平分配;二是滤罪体系,明确数据安全分类分级保护的滤罪层次,将制定与实施企业数据合规计划融入刑事司法过程,并与行政部门监管相协调,引入行政和解机制,促进刑行衔接,实现企业与国家协同共治。

我国刑法分则构罪模式的形成及优势论析

我国刑法分则在设置上有别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这种立法设计上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我国分则采取“立法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构罪形式,这一鲜明特征使得我国刑法分则的构造独具一格。“立法定性+定量”模式的形成过程经历了萌芽、形塑以及确立三个阶段。在形成动因上,该种构罪模式受到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刻影响,该模式的确立实际上是我国行刑“二元制裁”体系的必然体现,也是刑事立法处于我国独特法治现实下的理性抉择。我国特殊的“立法定性+定量”构罪模式,还具有与我国通行的犯罪构成体系相吻合、能够彰显刑法谦抑性,以及能够提示司法实践注重对犯罪罪量要求的考察等多重优势。

我国轻微刑事案件出罪模式的现状及其完善

实践中,轻微刑事案件存在三种出罪模式,即实体法出罪模式、庭前程序出罪模式和审判程序出罪模式。其中,实体法出罪模式主要通过“但书”实现,适用过程中存在误用、混用和滥用现象;庭前程序出罪模式因裹挟办案机关的利益而适用率较低;审判程序出罪模式则更是几乎处于休眠状态。为改变此种现状,宜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出发,构建阶层化的出罪体系:通过完善立法规定实现第一层级的出罪;通过谦抑追诉实现第二层级的出罪;通过激活无罪裁判实现第三层级的出罪;通过强化理论供给实现第四层级的出罪。

网络犯罪轻罪治理模式的实践问题、法理反思与优化

轻罪治理模式在网络犯罪治理领域具有突出优势。这种优势有助于弥补传统刑法治理模式和古典刑法理论在网络犯罪治理中的短板。但目前,轻罪治理模式适用于网络犯罪治理仍存在不少问题。在定罪层面,部分司法人员存在过度适用兜底性质罪名和扩张解释犯罪构成要件的问题,可能突破刑法谦抑主义,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在量刑层面,传统重刑观念的影响和轻刑措施缺位,易导致轻罪治理模式的适用效果与宽严相济政策相背离。鉴于此,应对网络犯罪轻罪治理模式进行省思并探究其优化路径。在适用轻罪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司法人员必须恪守罪刑法定原则,严格遵循犯罪构成要件,贯彻宽严相济政策,充分发挥轻缓刑罚的效用,以期在法治现代化语境下提升网络犯罪的整体治理效能。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故意的认定——要素分析模式的提倡与运用

运用整罪分析模式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故意时,无法合理解释“情节严重”的认识问题以及“刑事推定下明知的过失化”现象,造成本罪故意认定困境。与整罪分析模式截然不同的要素分析方法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要素分析模式下,故意的成立仅需行为人对构成要件行为不法性有“明知”即可,其他犯罪事实要素的主观心态在所不问。以此为准,当行为人对自己所提供帮助行为违法性以及他人网络犯罪行为有所“明知”时,“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中的“明知”即使因刑事推定方法而过失化,也不影响本罪故意认定。“情节严重”的各项情节中,除与帮助行为非法性提升存在密切关联的情节需故意心态外,其他的只需过失心态即可。

多次盗窃出罪问题探究

自“多次盗窃”单独作为盗窃罪成立条件以来,行为人实施多次盗窃的行为是否应该一律入罪,在理论和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虽然2013年“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了“多次盗窃”的入罪标准,但在处理多次盗窃问题时,“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屡屡发生。《刑法》在处理多次盗窃案件过程中,不能一概论之,将多次盗窃中的轻微案件交由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治理,是一种更合适的处理方式。本文从多次盗窃入罪标准进行研究,结合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争议,对多次盗窃行为出罪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论证。研究多次盗窃行为的出罪路径,并非是对盗窃罪侵害法益的否定,而是寻找更为妥当的解决方式,避免司法不公,为实现实质正义提供助益。

个罪立法规范模式的类型化形塑

当立足于刑法规范的功能结构和刑法立法类型化的属性构造,个罪立法须采用“具象列举+同质抽象”规范模式。这一规范模式对应着刑法立法类型化在具象与抽象、个别与一般之间的“中间高度”,同时兼顾着刑法先是行为规范后是裁判规范的功能结构,从而谋求着保障权利和保护社会的刑法价值“双赢”。“具象列举+同质抽象”规范模式可被用来检视我国刑法个罪立法的不足与进步。最终,“具象列举+同质抽象”个罪立法规范模式是科学立法在刑法领域的一个“回响”,且能够通过增强我国刑法个罪立法的“想象力”来增强“刑法立法自信”和“刑法制度自信”。

预防性刑法扩张的理性审视和应对

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律的预防性刑法扩张倾向明显,在刑法学界引起争议。面对方兴未艾的犯罪化趋势,有必要对预防性刑法扩张进行全面审视和思考。从理论基础来说,对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滥用与零容忍政策的误读,使得二者难以构成预防性刑法扩张的充分理论根据。在轻罪的立法模式问题上,我国的轻罪立法不宜采用“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入罪模式,违法行为制裁体系的多元化更符合对违法行为分级分类处理的需要,并且越轨行为的早期惩戒对于防止初级越轨发展为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作为预防性刑法扩张导致犯罪标签负面效应突出的应对之策,轻罪的司法出罪与前科消灭受到关注。通过司法出罪限缩犯罪圈的效果实现有赖于司法观念的转变和轻罪类案出罪标准的规范化,同时还要监督和制约权力在司法出罪过程中的行使,防止司法出罪成为寻租机会。前科消灭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犯罪标签的消极影响,但也要看到其效果的局限性。作为对风险的反应举措,预防性刑法在某些领域具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但以预防性理念为指导过度扩张犯罪圈,则应当慎重。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致罪冲突模式

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 ,犯罪已成为最明显、最重要的代价。导致城市犯罪率上升的因素 ,主要包括六对矛盾和冲突 :城市资源的有限性与外来人口的恶性膨胀形成的矛盾和冲突 ,城市的文明进步性与人的素质的落后低下性之间形成的矛盾和冲突 ,贫富悬殊加剧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物质发达与精神贫困之间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竞争压力与心理承受力之间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人口的流动性。

“以刑制罪”裁判模式的理论透视与运用规则

在刑法有关规定里,构成犯罪的要素通常是我们甄别某个行动有没有涉及犯罪或是构成哪类犯罪的准则和原因。行动应该被判处审美刑罚,只可以是在犯罪构成要素的甄别进行之后,按照法律法规给犯罪所规定的量刑范围,通过法官来裁定。因此在犯罪和刑罚之间的联系上,国内刑法规定一般认定“刑罚和犯罪以刑事责任为介质,犯罪形成刑事责任,刑罚是刑事责任展现的一般形式,因此,犯罪是刑罚的首要条件,刑罚是犯罪一般含义上的法律结果”。因罪成刑,也可以说是通过定罪限制量刑,就成了国内一贯以来的“罪—责—刑”的犯罪甄别路线。然而,若是由罪制刑的一贯定罪习惯不能提供达到人民正义情绪的量刑结论的时候,量刑能否展现其对于定罪的反效果,或是,量刑在什么状况之下能够限制定罪,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由于以刑制罪观念尽管是对于之前的定罪量刑“三部曲”观念的推翻,也由于这里面渗入太多刑事政策观念里有关行动处罚性的考虑而遭到“功利性有余而教义化不足”的疑问,然而这些罪行联系的逆向思考确实可以处理很大一部分案件,所以会仍旧应用于目前刑法学观念里。

性贿赂入罪探析

性贿赂的本质为"权色交易",侵犯了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较普通财物贿赂更具社会危害性。从法理角度,采取利益说对贿赂作扩大解释具有合理性,在立法层面将性贿赂纳入贿赂范围的"纳入"模式的立法优于"独立"模式与"迂回"模式。实践中的"取证难"非阻碍性贿赂入罪的正当理由,在"以赃论罪"的处罚体系下,因地制宜,将行贿人通过实施性贿赂所谋取到利益的数额作为性贿赂的对价并结合犯罪情节加以惩处具有可行性。

中日环境犯罪成立条件的比较考察

在环境犯罪日趋严重的形势下,我国有必要在有效甄别的前提下借鉴日本对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经验。中日两国在环境犯罪的成立条件上差异较大,可对此进行全面的比较考察。为了回应人们越来越高的"安全性欲望",我国也应加强对环境犯罪中有关法益问题的研究,明确应将环境犯罪设置为危险犯,在针对环境污染行为的单位犯罪中引入资格刑,同时应追究监督人的相关责任。

犯罪个体原因系统的逻辑构成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因果联系的理论，以及辩证逻辑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为指导，以“犯罪行为”这一最终结果作为逻辑起点，去追溯“犯罪行为”产生的原因，逻辑地引申出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罪因范畴，从而构成了犯罪个体原因理论系统的总体框架。

轻罪治理背景下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应用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进入了轻罪时代,却面临着企业犯罪日益严峻的困境。为塑造新的营商环境,保护企业,带动经济的发展,我国引进了合规制度并适用于刑事领域,即由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该制度作为我国的出罪模式之一,自2020年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以来,出现了一些不足之处。基于此,拓展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应用路径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首先,通过在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中适当将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适用于大中型企业,以及针对性地区分企业责任与个人责任。其次,加强适用“应侦查机关邀请而开启提前介入”程序,以及创新适用“合规”个案介入模式等,对检察机关充分行使提前介入侦查权。

比例原则与刑罚积极主义的克制

比例原则对克制刑法积极主义意义重大,不仅有利于避免刑罚过剩,弥补刑法的谦抑性不足,而且有利于合理配置罪刑规范,正确处理宪法与刑法的关系。立足于比例原则,刑法制定应正确处理其与行政法等法律之间的关系,坚持法律体系调整对象的内在规律,不可以把本应由其他法律调整的对象直接规定为犯罪。而刑法实施应当固守刑法解释的保守性,重视形式解释,即使采取实质解释,也应当确立有利于被告人原则。

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刑法应对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高位且已经严重扭曲,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人口安全和社会稳定面临严峻考验。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会挑战传统家庭伦理、加剧社会管理风险、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增大犯罪率。现有行政性惩处调查取证难度大、处罚标准高,利益剥夺与资格取缔作用有限。"标本兼治、治标为主"治理模式的确定,迫切要求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进行刑法应对。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进行刑法应对,在入罪模式上应取"立新"而弃"破旧",在入罪技术上应取"性别鉴定行为的犯罪化"而弃"导致终止妊娠之性别鉴定行为的犯罪化"。

关于罪数论共性机理之探讨——不同罪数模式下的思考

犯罪非价内涵是反映犯罪本质的价值性概念,是构建不同罪数模式的共同思考基础。一罪与数罪的划分必须根据犯罪事实对犯罪本质的表现状况来决定。犯罪非价内涵是由诸多要素通过彼此联系所形成之综合力量所表现的。对犯罪构成标准的运用要通过与犯罪非价内涵状况的联系实现刑法的充分评价,并禁止重复评价。作为刑法评价结果,罪名宣告和刑罚宣告各具独立的功能,应分别对犯罪非价内涵的质与量做出合理反映。

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疑难、争议问题研究--兼论我国刑法立法模式的完善

对于单位实施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不能按照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论处,而是应当按照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如果单位在实施贷款诈骗行为时没有利用借款合同的形式,则应以贷款诈骗罪追究单位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但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是本罪与贷款诈骗罪及其他金融诈骗犯罪最本质的区别。行为人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勾结,共同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的,构成想象竞合,应当从一重罪处断。本罪的主要客体是金融交易秩序,刑法应当单独设立破坏金融交易罪一节,将包括本罪在内的相关罪名纳入其中。我国目前单一的以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的立法模式存在诸多不足,应当建立包括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刑法修正案、刑法典在内的多元刑法修改模式。

对我国罪刑规范模式的再追问

我国的罪刑规范模式是什么,这在刑法学界存在着"犯罪既遂模式说"与"犯罪成立模式说"的尖锐对立,迄今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事实上,上述任何一种学说都无法对罪刑规范模式作出全面、合理的解读。"罪的规范"规定的是各种行为形态成立犯罪的基本条件或者说共同条件,并非是对各种犯罪形态的共同规定,而且预备形态无法纳入其中。在此意义上,"犯罪既遂模式说"并不可取。"刑的规范"规定的是犯罪既遂形态的刑事责任,并非各种犯罪形态所共用的刑罚。在此意义上,"犯罪成立模式说"具有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