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反思与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世界保护未成年人的历史潮流,同时也体现了立法者对公共安全的关注。但是,关于该制度的研究,在理念指导层面,存在无条件保护未成年罪犯利益最大化的错误倾向和对犯罪记录封存本身寄予过多希望的问题;在制度具体设计上,不仅存在规定过于粗糙、配套措施尚未跟上的弊端,而且对公共安全与未成年罪犯利益权衡不够科学,对未成年罪犯康复与犯罪记录封存之间的联系亦缺乏必要的关照。未来在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时,应当避免错误理念的不当指导,克服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以最大可能实现既保护未成年罪犯利益,又保障公共安全的双重目的。

争议声中匍匐前进:“梅根法案”的中国化——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之建构

浙江省慈溪市出台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法》是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在中国的首度试水,被誉为中国版“梅根法案”,因其内含儿童利益与罪犯利益的对立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从法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这四个角度来看,中国建立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具有正当性。在制度的初创期,相对于激进的全公开模式,中国选择借鉴保守的有限公开模式更可取。由此,可以从信息采集、信息公开、配套制度三个方面设计中国版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循序渐进地推进该制度的中国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