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空白罪状论析

空白罪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中大量存在,它并不违背刑法的明确性原则。金融管理秩序的专业性和特殊性,使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类犯罪不可避免地使用空白罪状。空白罪状在该节可以发挥提示违法阻却事由和强调违法性的作用,但不是所有的法律渊源都能成为空白罪状的援引依据。

罪状建构的理念定位与标准采纳——以我国刑法第198条之保险诈骗罪为例

罪状建构是行使刑事立法权的体现。为保障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在宏观层面,罪状建构要以我国的立法原则、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刑法的基本理念为价值指引;在微观层面,需遵守一套严格的标准为行为规范。在罪状建构视野下,刑法第198条保险诈骗罪存在诸多缺陷,需加以重构。

论我国经济犯罪的立法模式选择——兼谈空白罪状内涵的解释与补充

基于刑法典的稳定性与国家对经济活动调控的变动性,我国经济犯罪应当借鉴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形成以附属刑法规范为核心辅之以刑法典的模式;在对空白罪状进行补充解释时,应当选择根据特定法域内具有统一性和普适性的规范来确定具体行为的客观方式。

空白罪状研究——以司法分析为视角

空白罪状的存在意味着该情形下刑法的启动要以其他法律、法规的前置性判断为前提。空白罪状的司法识别与判断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定,其在新刑法创空白罪状历史新高并且空白规范位阶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更显重要。空白罪状因高度概括性与相对限定性的立法模式不同,其识别与判断有很大的不同。空白罪状的识别与判断,要解决好空白罪状所包含的空白规范位阶排序和空白规范变更之溯及力问题,而遵循自律原则、可预测原则,是罪刑法定的内在要求。

经济犯罪罪状的设计与解释

为了发挥经济犯罪立法保障人权和预防犯罪的双重功效,经济犯罪的罪状必须提升其概括性。而从经济犯罪的对象与具体行为样态等方面进行"共性抽象",则是提升经济犯罪的罪状概括性的必要途径。经济犯罪罪状中"兜底条款"的存在,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合理性。而无论是从主观可责性以及人身危险性,还是从法制体系的协调性,都有理由将"行政处罚"作为经济犯罪的罪状要件。对经济犯罪的罪状,应实行和坚持"相当性解释"与"实质解释",而"相当性解释"是专门针对经济犯罪罪状的"兜底条款"而提出。

刑事违法性判断前提条件:空白罪状的现状与反思

空白罪状是成文法系国家突破以往在刑法中只规定自然犯的传统,越来越多地规定法定犯的必然结果。作为刑事违法判断前提条件,空白罪状对罪与非罪的界定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新刑法创空白罪状历史最高,然其空白规范位阶相差悬殊,因此有必要从罪刑法定角度关注空白罪状及其规范的位阶问题,以增强空白罪状作为“违法性判断的前提条件”的规范性和统一性。

刑法分则中罪状模式的比较分析和立法完善——兼与“既遂模式”论者商榷

对于需要处罚的未遂的故意犯罪,我国刑法分则通常以既遂为标本规定基本法定刑,但对于基本罪状的规定则既不同于意大利刑法明示的既遂模式,也不同于德、日刑法在逻辑上隐含的既遂模式,而是一种非既遂模式。这种法定刑上的既遂模式与罪状上的非既遂模式之间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也导致了学界对我国刑法分则中罪状模式的误解,并由此支撑着一个虚假的犯罪既遂理论。我国刑法分则规定应当借鉴意大利刑法的既遂模式,将犯罪的既遂要素明确规定在基本罪状中,并通过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明确未完成行为的刑事可罚范围。

空白罪状并不妨碍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之实现

人权保障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而罪刑法定之人权保障的要义在于法律的专属性和明确性。空白罪状在刑法已将罪刑关系确定之后,指示参照其他法律法规来补充适用,并未违背刑事立法权只能由最高立法机关行使的民主、法治原则,并不妨碍人权的实现。罪刑法定之明确性是相对的明确,空白罪状之“空白”有明确的授权和范围界限,人们据此可预测自己的行为范围,知悉自己的权利界限,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法官如何发现法律——从一起刑事案件空白罪状的寻找与解读谈起

法律的稳定性、抽象性,法律语言的专业性等特征需要法官面对个案,在法源中寻找和选择应当适用的裁判规范;刑事法领域的罪刑法定之"法"同样不能提供处理案件的现成答案,在空白罪状存在和适用的场合,刑事法官发现法律的复杂性更为突出;此种情形涉及法官发现法律的必要性认识问题,更涉及根据不同个案,法官发现法律的场所、发现的思维路径及在此过程中的法律识别问题。

“犯前款罪”立法与引证罪状理论的冲突与协调——以立法技术为视角

引证罪状是指引用同一法律中的其他相关条款来说明或确定某一具体犯罪构成的特征。犯前款罪是引证罪状的主要形式。但我国"犯前款罪"的立法规定及表达技术并不能达到说明或者确定某一具体犯罪构成特征的理论要求,两者存在冲突。引证罪状所援引的构成要件或要素必须明确和具体,并根据引用内容的属性选择立法规范的用语。

构成要件与罪状关系新论

刑法理论关于构成要件与刑罚法规之间关系的学说有罪状论和解释论。罪状论在逻辑上更连贯,在构成要件适用中不易混淆事实认定,有利于树立构成要件在刑法解释之前的地位,充分发挥构成要件的罪刑法定机能、对犯罪类型的制约功能,促进形成"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刑法适用理念。多数罪状内容描述的犯罪行为是作为,排斥不作为构成要件,可以限缩不真正不作为犯;罪状具有抽象性,可以为构成要件涵摄过程划定抽象程度标准,破除认识错误论中的具体符合说;罪状还具有事实性与规范性,可以区分"构成要件满足性"与"构成要件该当性",在构成要件阶段解决疑难问题。

实行行为研究与中国刑法罪状的完善

刑法分则法条之中罪状所规定的行为是实行行为,罪状中不应该规定预备行为。实行行为是行为人发出的侵犯法益的行为,在罪状中不能也不应出现行为人以外的第三人行为。刑事立法在设置罪状时应尽量使用叙明罪状,少用甚至不用简单罪状,对犯罪的实行行为描述要完整,特别是要把犯罪的本质特征明确地规定出来,明确犯罪实行行为的内在构造。以往中国刑法理论与实务界从未探讨过不作为之作为义务设置的合理性问题,其合理的标准应遵照基本法理。呼吁立法机关重视罪状并使之日趋完善。

论“日额金”制在我国刑法罪状中的引入

在我国刑法规定的罪状中,有许多表明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的数额要求。现在,数额的规定方式大概有两种,具体方式和抽象方式。具体方式规定的犯罪数额具有明确性,但过于僵硬;抽象方式规定的犯罪数额,具有立法稳定性,但过于笼统模糊。"日额金",是以一日的收入情况或者其他资金数量为单位来规定罪状中的犯罪数额。这样规定的犯罪数额,既具有规定标准的明确性,又能使实际数额标准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可以解决我国罪状中犯罪数额规定的明确性与稳定性相互矛盾的问题。

理性与宽容:逃税罪罪状的新设计

随着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七)》的颁行,偷税罪罪状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对偷税罪罪状设计的历史考察,结合分析《刑法修正案(七)》中偷税罪条文内容的修改,不难发现,逃税罪罪状的新设计透射出理性与宽容的光芒,这与当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契合,这反映出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性与进步性。另外,逃税罪罪状的重新设计使得人们重新审视逃税行为的本旨等问题,因此,逃税罪罪状的新设计是刑事立法史上里程牌式的标志并非是"过誉"之词。

论我国刑法中叙明罪状的修改与完善

所谓叙明罪状,是指罪刑式法条超出罪名的概括而对具体犯罪构成特征予以较为详细的描述.在我国刑法分则中,约有60%的罪刑式法条规定有叙明罪状.这些叙明罪状均以犯罪行为为中心,然后再有选择性地描述犯罪对象、犯罪客体、危害结果、犯罪情节、故意或者过失、犯罪目的、犯罪手段、犯罪时间、犯罪地点等犯罪构成要件.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刑法第138条、143条、159条和第136条所规定的罪状.上述四个刑法分则条文采取了“刑事禁令+罪状+法定刑”的结构形式.

青少年犯罪状况及原因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社会文化多元化趋势的日益强烈 ,处在思想行为最易受外界影响的青少年能否适应社会的这一深刻变化 ,是关系青少年能否健康成长的关键所在。本文通过对西安地区部分犯罪青少年的调查 ,从社会影响方面和青少年的心理特点方面分析了青少年犯罪的成因及预防措施。

也论空白罪状在中国刑法中的命运——从刑法机能二重性看空白罪状和罪行法定原则的冲突

空白罪状和罪刑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空白罪状是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和社会保护机能冲突调和的产物 ,具在存的合理性。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空白罪状最大程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使刑法两种机能和谐统一。

生态犯罪规制之空白罪状的评介

生态犯罪作为非传统的新类型犯罪给世界各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当下已成为全人类共同打击的对象。我国运用《刑法》规制将生态犯罪这一类型化犯罪具体细化为各个罪名规定在分则条文内容当中。但是,纵观现行规制的内容可见其在罪状描述上大都采用空白罪状的形式。这种立法类型化的规定不仅给生态犯罪的具体犯罪构成带来判断上的难题,也使得司法在适用过程中陷入困境。因此,在详细分析现有生态犯罪规制中空白罪状具体形态的基础之上,明确前置规范与犯罪构成的认定标准,统一理论与实践、立法与司法的同时,为具体司法适用解困方能更好的控制生态犯罪。

盗窃罪的新趋向——以《刑法修正案(八)》盗窃罪基本罪状的修改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基本罪状做了较大改动,新增的基本罪状所体现的一些新的趋向,主要包括盗窃犯罪门槛降低,盗窃对象要求放宽以及盗窃罪从结果犯向行为犯的转化。对这些新趋向进行探讨,有裨益于理论和司法实践。

论行业技术标准对空白罪状的补充

技术标准具有填补空白罪状的作用。刑法适用中援引技术标准作为填补空白罪状的补充规范,已是司法实务的常态。但是,法律保留观念、法律专属主义对技术标准作为空白罪状补充规范的资格提出了质疑。鉴于技术标准制定过程所受行政干扰小于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客观事实,应当认为技术标准作为空白罪状补充规范,不会导致法律专属主义担忧的行政权力肆虐危险。同时,鉴于技术标准是产业运行客观规律的表达,将技术标准作为除“违反国家规定”之外的其他空白罪状的补充规范不会违背立法民主主义要求。用技术标准填补该类空白罪状,为刑法实现对技术微观层面的风险管控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