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从无原则运用于问题学生教育管理刍议

疑罪从无是现代司法实践中一个重要原则,基于其对问题学生发展权利的保障和未来发展可能付出代价的考量将其引入学校的教育管理,立足于培育人,作为程序之上的程序,于无为处有为,以期消解教育管理者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问题学生能够最大限度向普通学生转化,向立德树人发展.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之界分

当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量大幅上升。引发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在于司法实践未能妥善区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目前学界有关上述两罪名的区分标准存在时间标准说、构成要件说、查证程度说三种理论学说,这三种学说均只关注了两罪在某一方面的差异,并仅针对特定方面提出区分标准,难以解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分问题。要实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有效界分,需坚持以符合构成要件作为形式标准,以罪名保护法益为实质标准,以主客观相统一为评价标准,并以疑罪唯轻原则为证明标准的综合区分标准。

《唐律疏议·断狱律》“疑罪”初探

古代司法活动中对于案件证据的收集及审查能力较低会引发诸多疑案的产生,如何处理疑罪事关案件的性质及定罪量刑。《唐律疏议·断狱律》“疑罪”条则从概念界定、司法实践罪名确定进行相关立法,此规定对古代社会化解司法活动矛盾和维护良好古代社会秩序都有重大意义。

疑罪不诉的证据问题探讨

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疑罪不诉证据运用中存在存在这样一些问题:(1)对疑罪不诉案件缺乏类型化的研究;(2)对疑罪不诉的适用条件存在认识误区;(3)对疑罪不诉的证据标准认识不统一;(4)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不强;(5)对疑罪不诉决定作出后发现"新证据"如何处理意见不一。对于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面的制度完善来加以解决:细化公诉证明标准、完善疑罪不诉条件、赋予辩护律师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建立证人保护和经济补偿制度以及证据开示制度等。

从无与从轻:疑罪的理论界分与实践运行

刑事司法个案的复杂性决定了疑罪类型的多样性,它不仅表现为犯罪是否成立存疑,还表现为犯罪性质存疑和纯正量刑情节存疑。疑罪的界定不应拘于疑罪从无的语境,当穷尽所有的事实认定手段,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仍然存在合理怀疑的就应当纳入疑罪范畴。疑罪的认定应当设置相对独立的疑罪认定程序。疑罪从无仅仅是疑罪的处理方式之一,对犯罪性质或量刑情节存疑的案件适用疑罪从轻更具有合理性。疑罪从无与疑罪从轻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疑罪类型,共同构成统一的疑罪处理机制。

论“罪疑唯轻”原则下刑事被告之举证负担

罪疑唯轻是刑事法中的重要裁判原则,裁判者在犯罪事实存在疑问时必须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判。如果公诉方不履行法定的证明责任,或者刑事被告提起"有事实根据的合理怀疑"使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裁判者应当遵守罪疑唯轻原则作出有利于刑事被告的判决。"选择确定"本质上是罪疑唯轻原则例外,但刑事被告在选择确定中仍无需承担主观的举证责任,只承担客观的证明责任。在程序性事项上,除重大的影响刑事被告权利的事项外,罪疑唯轻无适用余地。

试析疑罪的概念及特征

何为疑罪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没有明确规定,也无司法解释。关于疑罪的概念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疑罪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因犯罪事实和证据原因,致使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犯罪或犯罪性质及罪行轻重难以确定的案件。疑罪的特征目前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可从疑罪的概念和处理原则结合起来来分析其特点,并按一定的标准来归纳疑罪的特征。

“疑罪从无”的当代命运与规则要义

旨在人权保障的"疑罪从无"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屡屡受阻,而"疑罪从轻"的判决却比比皆是。"疑罪从轻"备受指责,被认为是冤案的祸根。事实上,诸如赵作海等案件中"疑罪从轻"与冤案的发生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既然赵作海等冤案的从轻判决是法官在明知其无罪下的无奈选择,应对之策只能是:尊重司法规律,还权于审判法官;建立判决说理机制,保证法官面对"明显疑点"案件时能够果断作出无罪判决。

论疑罪

对"疑罪"概念的界定,应与"疑罪"的实务语境对接。疑罪之疑,主要体现为"事疑"、"罪疑","人疑"、"心疑","审疑"、"裁疑","诚疑"、"普疑"。疑罪的处理原则应为"疑利被告"。该项原则分不同情形有"从无"和"从轻"两种要求,即,罪之成立与否存疑时,适用"疑罪从无";罪名、罪数、刑之轻重以及个别特殊情形存疑时,适用"疑罪从轻"。

论法律疑罪的本质及克服

法律疑罪是指不同解释主体对同一刑事法律条文的含义作出了有争议的理解。法律疑罪的本质在于不同解释者个体的价值判断存在差别。为了克服法律疑罪,必须促使不同解释者在个体价值判断上的趋同。同时,当价值判断出现一定差异时,还应该存在一种说服机制,以便缩小价值判断之间的差异。法律论证对说服目的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它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论证的程序;二是法律论证的一般方法。

论疑罪现场的概念及其意义

疑罪现场是指可能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场所。疑罪现场从现象上往往具有犯罪现场的疑似现象,是现场与犯罪现场之间的一个认知层次与过程。疑罪现场需要通过现场勘查与研究才能确定其事件性质。确立疑罪现场概念的学理意义是科学地界定现场勘查学科的基础概念。在现场勘查专业理论和教育培训中引入疑罪现场的概念,可以使现场勘查学科体系中对现场勘查等概念的描述更科学。疑罪现场概念的确立与运用也可以使侦查人员对现场勘查的认识与把握更精确更客观。

犯罪现场概念质疑

犯罪现场概念没有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是一个先验的不科学的概念,应当用疑罪现场概念取而代之。警方接到报案后即将勘查的"现场"应该具有双重属性,即是一个不确定的可能存在犯罪也可能不存在犯罪的现场。在警方对报案现场尚未进行勘查之前就主观地称其为犯罪现场是违背思维规律的。

“疑罪从无”与“疑罪从轻”的抉择——以一则典型刑事案例为例

司法实践中,因事实认定上的困难所导致的"疑罪"难以避免,究竟是采用"疑罪从无",还是"疑罪从轻",不能一概而论,"疑罪"的认定必须与犯罪构成结合起来予以判定。在此前提下的"从无"还是"从轻",需要根据已有案件事实究竟能否充足犯罪构成要件内容进行具体评判。如果基本犯罪构成要件内容无法满足,则理当疑罪从无;如果基本犯罪构成要件已经充足,只是就重罪或轻罪、一罪或数罪、重刑或轻刑存有争议,则理当疑罪从轻。结合刑法基础理论对案件事实进行仔细甄别,是正确进行性质认定和刑罚裁量的关键与前提。

疑罪的认定标准和处理原则

:对疑罪如何处理 ,由于诉讼价值趋向不同 ,历史上曾出现过对疑罪从赦、从轻、从赎、从挂等处理方式。随着国际人权保障运动的蓬勃开展 ,资产阶级首先提出并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普遍规定了疑罪作无罪处理。我国立法者在总结正反两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吸收并借鉴了该原则。人民法院依照该原则 ,对疑罪作出生效的无罪判决后 ,即使人民检察院发现并收集到了新的、充分的证据 ,也不得简单地重新起诉和审判 。

“疑罪从无”原则的西法渊源

疑罪从无是处理罪与非罪类疑罪案件应坚持的原则,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已得到了很好的运用。从罗马法探寻疑罪从无原则的渊源,发现有""嫌疑不得判处"、"有疑,为被告人之利益"等原则,是为疑罪从无原则的雏形。另外,从罗马法中还可探寻到无罪推定、正当诉讼程序和合理的证据制度、较完备的辩护制度、限制国家公权力等相关制度和原则以及保障人权和人道主义思想。罗马法启迪我们要贯彻落实疑罪从无原则,并有效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辩护制度、人道主义思想等,努力使刑法理性回归,更加注重人权保障。

关于疑罪案件不应起诉的法理分析

疑罪案件应否起诉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且不能回避的问题。１９７９年刑诉法对其未作规定，现行刑诉法虽作了规定，但不够明确和具体，致使学理界理解不一，实践中做法相差甚大。本文认为疑罪案件不应当起诉。

中国古代社会疑罪处理初探

我国古代的疑罪处理,奴隶社会初为"从神"后为"惟轻",古训"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对司法的影响重大;封建社会的主干为"罪疑从有惟轻",具体方式包括从轻、从赎、从赦,枝桠主要为从去、从滞、从却、从经、从神;从去、从轻、从赎、从赦符合文明发展趋势,从滞、从却、从经则精华与糟粕并存,从神充斥愚昧、野蛮。"疑罪谳议制"肇始于西周,自汉完备后为世代沿袭并不断完善。

论疑罪不诉的法理争议与现实困境

疑罪不诉的核心价值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直接践行,是对我国司法实践中疑罪从轻传统思想的否定与制约,同时疑罪不诉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节约司法资源。疑罪不诉在法理上产生的争议都与疑罪不诉的理论价值密切相关。司法实践中,证据不足标准难以理解把握,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缺乏实际效果,疑罪不诉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反应等是疑罪不诉的现实困境。解决疑罪不诉理论缺陷与现实困境,应取消单独条款的疑罪不诉规定,作为法定不起诉的情形之一;加强证据不足特点与原因研究,明确证据不足的判断标准;明确规定疑罪不诉不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通过司法审查疑罪不诉决定,保障被害人权利。

“疑罪从无”在实践中的艰难展开

“疑罪从无”昭示着被告人主体地位的确立,蕴涵了人权保障的进步理念,然而,它在制度上的确立与实践中的展开却跋涉着艰难的步履。本文旨在从特定的多重视角透视该项刑事司法原则在实践中的艰难展开,揭示落实无罪推定原理和加强人权保障的重要性。

论法院退补权与疑罪处理方式

若法院享有退回补充侦查权将会导致破坏"法官中立、控辩平等"的诉讼结构、有违疑罪从无原则的要求、有背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刑事诉讼目的观等弊害,因而不能恢复法院退回补充侦查权。应当针对我国法院在立法、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等三个层面处理疑罪的三种方式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立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