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与从轻:疑罪的理论界分与实践运行

刑事司法个案的复杂性决定了疑罪类型的多样性,它不仅表现为犯罪是否成立存疑,还表现为犯罪性质存疑和纯正量刑情节存疑。疑罪的界定不应拘于疑罪从无的语境,当穷尽所有的事实认定手段,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仍然存在合理怀疑的就应当纳入疑罪范畴。疑罪的认定应当设置相对独立的疑罪认定程序。疑罪从无仅仅是疑罪的处理方式之一,对犯罪性质或量刑情节存疑的案件适用疑罪从轻更具有合理性。疑罪从无与疑罪从轻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疑罪类型,共同构成统一的疑罪处理机制。

“疑罪从无”与“疑罪从轻”的抉择——以一则典型刑事案例为例

司法实践中,因事实认定上的困难所导致的"疑罪"难以避免,究竟是采用"疑罪从无",还是"疑罪从轻",不能一概而论,"疑罪"的认定必须与犯罪构成结合起来予以判定。在此前提下的"从无"还是"从轻",需要根据已有案件事实究竟能否充足犯罪构成要件内容进行具体评判。如果基本犯罪构成要件内容无法满足,则理当疑罪从无;如果基本犯罪构成要件已经充足,只是就重罪或轻罪、一罪或数罪、重刑或轻刑存有争议,则理当疑罪从轻。结合刑法基础理论对案件事实进行仔细甄别,是正确进行性质认定和刑罚裁量的关键与前提。

论疑罪从轻在我国实体法中适用

“疑罪从轻”源于《欧洲保护人权和基础自由公约》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是“存疑有利被告”的体现之一。本文从实体法适用的角度出发，探索“疑罪从轻”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适中性、现实性及合理性的特质。并论述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之界定。“疑罪从轻”是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取向的体现，并且保障了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我国疑罪处理原则史论

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疑难刑事案件是不可避免的,但对这些案件的处理却一直是困扰古今中外各个国家统治阶级和法学家的难题.在我国历史上,曾对此提出过或实行过的各种不同的主张和解决方法,从中可以理出我国对疑难案件处理的历史发展轨迹和过程,这对于今天的法律实践不无裨益.

“疑罪从无”的当代命运与规则要义

旨在人权保障的"疑罪从无"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屡屡受阻,而"疑罪从轻"的判决却比比皆是。"疑罪从轻"备受指责,被认为是冤案的祸根。事实上,诸如赵作海等案件中"疑罪从轻"与冤案的发生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既然赵作海等冤案的从轻判决是法官在明知其无罪下的无奈选择,应对之策只能是:尊重司法规律,还权于审判法官;建立判决说理机制,保证法官面对"明显疑点"案件时能够果断作出无罪判决。

论法治环境下的“疑罪从无”原则

"疑罪从无"是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应当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但对"疑罪"本身涵义的理解及此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司法机关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所选择的"疑罪从轻"的作法更是严重地侵犯了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疑罪从无"派生于刑事诉讼制度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应立足于被追诉人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原则的内涵。正确理解并适用这一原则是法治环境下保障人权的必然选择。

对一起典型的“疑罪从无”案件侦查过程的反思

从"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取得了伟大而又艰难的进步。当前,"疑罪从无"的案件普遍表现为因侦查过程中证据不足难以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而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无罪的判决,因而事实上犯罪嫌疑人并非确实无罪。我国作为职权主义诉讼国家,有必要对典型的"疑罪从无"案件的侦查过程进行反思,准确地探寻侦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系统地分析侦查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原因,深入全面地总结其对以后侦查工作的启示,对现阶段侦查事业的发展裨益良多。

简析“疑罪从无”之司法原则

"疑罪从无"是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确定的原则。对于被告人定罪量刑,必须依据确定、充分的证据作为基础。对于缺乏充分证据的刑事案件,审判法官应当直接判处被告人无罪并当场释放,不能因不敢承担责任而互相推诿,以致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疑罪从无"在国际上有长期的司法实践基础,中国古代法律也有明确的界定,这一原则的确定,既是我国司法的进步,又是对悠久司法传统的回归。

刍议疑罪从无之现实意义

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内容之一,也是处理疑难复杂案件时应坚持的原则。本文从刑事立法目的、经济学、诉讼制度等几方面,讨论疑罪从无对我国司法实践活动,尤其是对于防范冤假错案的现实意义。

论非法持有毒品罪之立法缺陷及司法完善——从一起毒品犯罪案例谈起

持有型犯罪作为一种堵截式立法规定,其法定刑应该轻于任何一个先行犯罪和续接犯罪。现行立法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法定刑的配置不但无法贯彻罪刑相当原则,而且不利于与疑罪从轻原则相协调。在现行刑法框架下,通过重新诠释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构成主观要件以及疑罪从轻原则是弥补这一立法缺陷的有效途径。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司法审判过程中理念上的统一——从犯罪构成本体论的角度入手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有着共同的机能和观念,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理论界对于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研究发生了严重的分离,导致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理念在某些领域激烈冲突,严重危害了法的安定性。犯罪构成本体论研究的最新成果认为,犯罪构成是规范与事实之间对接的桥梁,这一性质的认定反映出了程序理念在实体法中的贯彻,也为实体法与程序法在理论研究体系上的统一提供了路径。

“疑罪从轻”是产生冤案的祸根

"疑罪从轻"的观念为冤案的产生提供了"平台",因而也是产生冤案的祸根所在。这种处理案件方法是以轻判作为"代价"并达到不让犯罪分子逃脱法网的结果,使司法人员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负价值"平衡";以轻判作为"交换的筹码",也使案件中的被告人心理得到了负价值"平衡"。因而其逻辑上存在矛盾之处。坚持贯彻"疑罪从无"原则才能根治冤假错案的发生。

论中国古代的罪疑惟轻

中国古代的"罪疑惟轻"中的"罪疑"既包括由于缺乏证据而无法查明案情的罪与非罪之疑,还包括因犯罪行为或当事人身份而引起的法律适用上的罪轻罪重之疑。对于"惟轻",自汉以来主要存在从轻、从赎、从无三种处理方式,实践中,对于"惟轻"到底如何处理取决于对"罪疑"的理解。古人对于"罪疑惟轻"的议论不仅是讨论罪疑如何处理,更体现了古人对于刑罚公正的美好愿望。价值层面的罪疑惟轻体现了宽仁、教化的意义。制度层面的罪疑惟轻被当作议狱的宗旨,一则可以平衡当事人双方利益,一则可以理雪冤屈、救济无辜。但是,因为"疑"本身难以把握,导致实践中罪疑惟轻的处理结果千差万别,无法真正实现刑罚公正。

“罪疑”与“疑罪”之法理界分

'罪疑'关乎案件客观事实,'疑罪'关乎法律事实,应当将两种情形按照司法流程分阶段进行区别对待。在公安侦查阶段,以考察'罪疑'(是否有罪存疑)为主;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仍以考察'罪疑'(是否真的有罪)为主,兼顾考察'疑罪'(法律上是否有罪)的情形;在法院审判阶段面对刑事存疑案件时,则是从'疑罪'到'罪疑'的倒推,法官要选择的仅是'疑罪从无'还是'罪疑从轻'的问题。合理界分刑事存疑案件中的'罪疑'与'疑罪',将有利于在解决刑事案件从侦查、起诉、审判三阶段的存疑情形时,相应的公安、检察、法院部门根据不同情形做出不同的处理决定,同时也为明确划分刑事错案的追责主体提供依据,还可以避免公权力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造成不必要的侵害,应当予以重视。本文试图对刑事案件不同阶段何为'罪疑'以及何为'疑罪'进行界分,并运用法理辨析司法实践中不同阶段的刑事存疑案件,在不同的存疑情形下应当'从轻'或是'从无'的困惑。

疑罪价值一元化反思

疑罪作为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客观现象,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内涵,这决定了疑罪在不同的视阈下存在多元价值。在罪与非罪之疑中蕴藏着未来我国构建辩诉交易制度的事实基础,在此罪与彼罪之疑中存在着从定罪情节向量刑情节转化的可能,在量刑情节之疑中则存在适用"疑罪从轻"原则的空间。有必要反思传统的因坚持"疑罪从无"原则而全盘否定疑罪价值多元化的观念,正视并充分挖掘疑罪的多元价值。

以严为本以宽济之——浅析朱熹的刑事司法思想

朱熹针对南宋时期的社会和政治弊病，提出了自己的针对性救治措施，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刑事司法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严为本”，严禁重罪轻罚，并建议恢复肉刑，同时，“以宽济之”，疑罪从轻，明谨用刑不留狱。这些刑事司法思想不仅具有实际的操作可行性，在当时也是颇具先进性和合理性的司法理念。

基层法院处理事实疑罪的实体模式与程序机制

一、引言实践证明,疑罪是各国刑事司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根据产生疑罪的原因,可以将疑罪分为事实疑罪和法律疑罪两大类。法律疑罪是寻找法律过程中出现的疑罪,一般涉及专业人士对法律条文不同的理解。事实疑罪则是指'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情节轻重、此罪彼罪、一罪数罪与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等方面难以作出正确判断的情况'。~①产生事实疑罪的关键原因是'事实不清。

浅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以肖某故意伤害案为视角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是时下刑法学界研究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但迄今为止学者尚未对刑法的谦抑性达成一致意见，而司法实践中对刑法谦抑性原则的适用由于没有成熟的谦抑性理论指导，故而各地区在具体适用上也不尽相同。由于谦抑性原则常常和刑事证据规则紧密联系，尽管二者的目的有所侧重，但都旨在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利益。本文拟从具体的刑事案件出发，探寻如何在符合刑事证据规则前提下正确理解和适用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助益。

论轻重不同罪刑的差别证明标准

追求实体公正与诉讼效率平衡的证据立法,应当依据诉讼所关涉法益的大小来确定差别证明标准。死刑案件贯彻最严格的证明标准,轻刑案件适用较低的证明标准,已经在国际公约中规定,并在许多国家的司法实践中执行。疑罪从轻的做法说明了证明标准存在着诸多等级。我国应当依据罪刑轻重确立多等级的差别证明标准,使"优势疑罪"从轻处理合法化,并将"承认"作为证明标准等级设定的重要参考系。

刑事疑案择一认定的规范内涵、适用立场及实质限制

作为刑事疑案裁判规则的疑罪唯轻原则存在疑罪从无和疑罪从轻两种类型。然而,对不属于疑罪从轻适用范围的此罪与彼罪之间的疑案,适用疑罪从无裁判则可能产生不妥当的结论,故此,作为疑罪唯轻例外的择一认定应运而生。将择一认定与疑罪从轻相混淆可能会不当扩大疑案的从轻处罚范围,将择一认定与概括性认定相混淆可能会导致对不法结果归责的理由不充分。在此罪与彼罪之间的疑案中适用择一认定与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无关,其应在不违反不告不理原则和罪责原则的前提下采取有限制容许的立场。在有限制容许的立场下,应以不法核心同一性作为允许适用择一认定的实质判断基准,这不仅要求不同犯罪侵害相同的个人法益,而且要求侵害相同的个人法益之程度亦相当,进而将择一认定的适用限制在具有等价不法的不同犯罪之间的疑案中,确保择一认定的适用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