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行法定主义史论

本文从法律史的角度试论传统中国的"罪刑法定",拟从固有的典章律令中,寻出比较具体客观的认识,证明传统旧制中罪刑法定主义是存在的,但由于传统中国法律的根本精神是人治,这决定了罪刑法定作为一项刑法原则就制度层面而言,在封建立法、司法的实务运作中并未落实,只在个别朝代律文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从罪刑法定主义到罪刑法定原则,其间的递颤是有因果脉络可寻的:惟有在法治理念、罪行法定理念深入人心的基础上,罪刑法定原则才能落到实处。

中国古代人身权利保障的新思考——兼论古代无罪推定与罪行法定在现阶段的深化

2 0 0 4年 3月 14日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中国的根本大法宪法 ,也成为今年宪法修正案的最大亮点之一。这九个字无疑昭示出中国维护尊重保障人权的姿态和决心。法律格言有云 :无保障的权利不是权利。人身自由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 ,而这在宪法上无明确规定 ,无不令人遗憾。故笔者认为 ,应将刑法上无罪推定和罪行法定提升为宪法原则。

无罪推定与罪行法定——中国古代人身权利保障原则的新仁学思考

无罪推定与罪行法定———中国古代人身权利保障原则的新仁学思考杜钢建在人身自由保障的理论原则中，无罪推定和罪行法定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具有衍生性的原则。从此二项原则中，可以推导出其他一系列有利于保障人身自由的原则或规则。无罪推定或无罪假定原则最早产生于中国...

论罪行的法定原则

罪行法定原则能否在司法活动中得到切实的贯彻,是比刑法上确定罪行法定原则更为重要的问题。对于法律明文规定犯罪行为的必须定罪处罚,还要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用、保障人权,应通过严格执行司法操作方法和规则,保证罪行法定原则的司法实现。

罪刑法定视域的少数民族习惯法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我国特定的民族地区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规范秩序、定分止争的功能,排除习惯法适用的罪行法定原则并未使习惯法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少数民族习惯法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和司法操作的可能。在基层司法的特定案件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下作为一种出罪依据能够更好地实现个案公正。刑法典为少数民族习惯法预设的制度空间,为其进入国家制定法提供了现实和可能。

罪刑法定原则置疑

罪行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理论的三大基石，起源于司法擅断时期的法国大革命前夕，理论来源于启蒙思想家的自由意志说、人权学说论、心理强制说。罪刑法定原则因为本身具有丰富的内容、特定的意义，被世界各国广为接收。作者从探求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出发，剖析其内容，并吸收西方先进经验，结合中国传统与现实，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了较深刻的置疑。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的双重机能

刑法的机能,又称刑法的作用、刑法的功能,刑法的双重机能——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是刑法价值的集中体现,二者体现着刑法的秩序价值和人权(自由)价值的对立和统一,罪刑法定原则也是为保护人权而设立。刑法双重机能和罪刑法定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价值取向相同,是同一价值的不同视角,它们相互促进、相互作用。为了更为充分有效地发挥刑法的双重机能和保障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与实施,刑法当前的任务是要解决刑法在制定和适用中存在的弊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刑法的价值目标。

浅论罪刑法定原则

本文从罪刑法定的含义及意义、产生及发展、理论基础等方面,结合其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及适用,进行了简单阐述,以期使罪刑法定原则能够在我国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实现依法治国。

罪刑法定原则初探——兼析刘海洋伤害黑熊是否构成犯罪

罪行法定并不禁止扩张解释,而是禁止类推;扩张解释并不等于类推。刑法中的罪状,是类型化了的罪行概括,而不是具体犯罪的周延模式。罪行法定不是简单的将危害行为与刑法条文机械对应、生搬硬套刑法条文的罪状描述,而是要从立法精神上把握本质、准确理解刑法条文的完整内容和立法宗旨。

中国罪刑法定思想之历史探源

罪行法定在当代中国理论学界被认为是清末由日本传入的舶来品。本文试图从中国漫长法律发展历史中,在思想理论基础和特征两方面考察证明我国古代确实存在着罪行法定主义或思想。

浅探量刑情节与法定刑——兼与吴学斌、王声同志商榷

文章认为量刑情节是依附于犯罪事实而存在的 ,其适用的基础是罪行法定刑。把罪名法定刑作为量刑情节的法定刑 ,混淆了从轻处罚、从重处罚与减轻处罚、加重处罚的界限 ,这不仅在法理上是错误的 。

论东京审判的国际刑法依据——兼评罪刑法定原则在该案中的体现

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审判，它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为法律依据，从法不溯及既往及刑法的明确性角度体现了罪行法定原则。

论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在实际的生活中是否会得到具体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比刑法上的罪刑法定的原则还要重要。文章主要论述了罪行法定原则在真实生活中的具体应用,其包含了法律法规在实际应用中的各个方面,刑法中的这一原则,通过文章,将会更加强调原则的准确具体适用性,这远比一部完整系统科学的法律更有意义。

论国际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合理解读——从国际刑法法律渊源的角度

在国际刑法领域,虽然也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但是由于国际刑法自身的特殊性,其所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呈现出明显的独特性和不完整性,而这些特殊性均缘由国际刑法渊源与传统罪刑法定原则的不可调和性。本文着重介绍国际刑法渊源与传统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之处,以便合理解读国际刑法中较为"泛化"的罪行法定原则。

刑法客观解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叛离

中国刑法教义学的主流观点认为,刑法解释应采取客观解释才能维护罪行法定原则的贯彻。但是,本文逐一分析了有关客观解释论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观点,发现刑法客观解释论提出的种种理由经过分析难以承受理论诘难。客观解释论者所提出来的论点,最终会使他们滑入法律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法官恣意造法的陷阱中,破坏法的安定性和法秩序的形成。

中国传统文化中罪刑法定主义的价值之辨——以安崇绪诉母案为例

早在晋朝时期,刘颂从维护审判公平、公正与合法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断罪引律令的主张。此后,“断罪引律令”成为中国古代刑法中罪刑法定的渊源。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与西方社会提出的罪刑法定原则有本质不同。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审判依据不仅包括成文法律,还包括天理和人情。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时需要综合考虑这三方因素来实现维护平衡社会关系的目的。

浅探量刑情节与法定刑

量刑情节所依据的法定别是什么？一种观念认为量刑情节所指的法定刑是某一罪名的整个刑罚幅度从重处罚是在该罪名的整体刑罚内从重，从重处罚情节是导致法定刑升格的主要依据。本文对这种观点从法理上、实证上进行了反驳，认为，量刑情节是依附于犯罪事实而存在的，而每一个犯罪行为的法定刑都是根据该罪行的轻重而设定的具体刑罚档次，量刑情节适用的基础是罪行法定刑。从轻、从重处罚都只能是在所该当的刑罚幅度内判处。把罪名法定刑作为量刑情节的法定刑，混淆了从轻处罚、从重处罚与减轻处罚、加重处罚的界限，这不仅法理上是错误的，实践中也是有害的。

刑法的象征化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衰颓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在我国刑事事业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司法实践中,要真正实现罪行法定,存在一定的 困难。本文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处理的方法。关于罪刑的法定原则,我国在刑法中已作出明确规定,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 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