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罪观念的产生、特征及其影响

殷商刑罚是否是法律意义上的刑罚缺乏明确证据,其应当被谨慎地认为是一种以占卜为前提,通过毁损身体标识身份的特定做法。但这对后世刑罚制度及其理念有深远影响,包括肉刑的执行方式及其与身份的密切关系等,通过以刑识罪的方式可见殷商罪观念可能与身份秩序关系密切。透过分析基本确定为西周文献中与罪字直接相关的记载发现,西周罪观念较殷商发达,罪涉及对君、臣、民三者的规范要求,且罪与刑开始分离。当时的罪主要是对身份秩序的违反,后果是刑罚,所施加的刑罚是新身份的标识。整体上,殷周罪观念关系密切,而且两者的罪观念都未摆脱原始宗教的影响,渗透了鬼神色彩。早期罪观念塑造了传统法理念的双重性,包括规范君主的高级法和规范臣民的制定法等。这种双重性催生了普遍守法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到今天仍值得重视。

论佛教对中国传统法律中罪观念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传统法律中的罪观念存在诸多影响。首先，在业报观影响下，佛教主张业与报的分离，它对中国传统法律中罪、刑难分的意识产生作用，从而推动后者的分离。其次，业报观的个体性建立起佛教的罪责自负观，并对中国传统以家族为中心的罪责观产生影响，从而进一步对族刑范围的缩小、刑罚的社会预防功能等产生影响。再次，佛教的罪观念有明显的价值位阶差异，并通过十恶、五逆等对中国传统法律中罪的位阶差异的明确化产生影响。最后，佛教罪观念的独特性推动了中国传统法律中部分具体罪名的形成，以及对特殊群体的专门规范。

中国法律中罪观念的变迁及其对当代刑法实践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罪观念以儒家的天道、礼制、伦理为先验性基础,兼容法家君权中心的政治性诉求,最终形成了公私两元对立、国家法益>家族法益>个人法益的基本结构。先验性的价值在于保持罪观念的稳定性。近代以来,罪观念的先验性理念受到冲击,天赋君权向天赋人权转变,传统家族伦理的规范诉求或逐渐消失,或依存于非先验性的人情等社会要素。在近代法律变革中,政治性大于人权性,人权未真正成为罪观念的价值诉求,罪观念的稳定性受到损害。一九四九年以后,罪观念的价值诉求逐渐转向了人权,但政治性在某种程度上阻滞了罪观念的发展。在实践中,先验性的缺失使得罪观念无法充分发挥制约权力的功能,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有待提高。

论身份选择自由下佛教罪观念对隋唐前刑法的影响

中国传统罪观念以维护身份秩序为主要目的。佛教东传后,佛教徒可以基于自由意志选择异于传统的新身份。传统身份秩序的超越性反对这种身份选择自由。由于传统文化中存在尊重个体独立自由的要素,佛教的政治功能也得到统治者认可,佛教伦理还不断自我调适以实现本土化,佛教罪观念逐渐被隋唐前刑法接受,当然也有其限度。基于对其新身份的肯定,隋唐前刑法为佛教徒设定了新罪,强化了旧罪,还豁免或减轻了某些旧罪;基于对其新身份的否定,隋唐前刑法开始控制沙门拜君父、私入道等,并根据传统伦理改造了佛教徒新身份的内部关系。

新时代轻罪治理的观念转变与路径选择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要求刑法在未来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积极刑法观的确立兼具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结合国外处理轻微犯罪的立法和实践经验,适时转变罪刑观念、增设轻罪罪名、完善轻罪治理体系,用刑法规范为社会公众提供行为准则应成为刑事法治未来的发展方向。

徒劳的救赎——《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宗教意识

西方文学中渗透着浓郁的宗教意识，《圣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理解西方文学的一把金钥匙。本文试图运用基督教的罪与罚观念和救赎意识，来诠释美国“南方派”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中篇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小说中的三个主人公是上帝的弃儿形象，他们在被放逐的痛苦深渊中试图通过爱的付出来达到救赎自己的目的．其结果却无可避免地失败了。在经过了痛苦的挣扎之后，他们陷入了更为绝望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