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规范的故意概念对不法与罪责区分论之否定——从一个学术史的考察开始谈起

从学术史的发展角度看,不法与罪责的主客观二分具有多义性。随着法益侵害判断的主观化与归责理论“客观化”原则的倾塌,故意犯在不法层面的行为归属判断的主观性格日渐显现。犯罪故意不是事实的心理要素而是具有规范功能的判断要件。规范的犯罪故意概念应包含认知、行为决意与情绪意志三部分,其中违法性认识应填充于情绪意志之中从而架构起犯罪故意的规范面向,而期待可能性作为个人的行为能力判断则是规范故意的成立前提。至此,罪责阶层的两大主观化要素统一于规范的犯罪故意概念,既有的不法与罪责的二分法将名存实亡。

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中的罪责、人性与启蒙

《朗读者》中的汉娜作为集中营的看守,无疑是有罪的。但是,汉娜并非十恶不赦的恶魔,她也有温情、柔软、细腻的一面。汉娜之恶是由于无知、不思考造成的平庸的恶,也与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外部环境有关。在集体之恶中,个体也需要承担相应的罪责。米夏·伯格对汉娜的复杂情感反映了战后年轻一代对于父辈罪责的看法。小说中的朗读,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清代“夫杀妻”情况下身份关系对罪责认定的差异影响——以《驳案汇编》中“韩云”案为例进行分析

男女两性间通过婚姻联结确立并长期持续的状态关系被普遍认为是传统社会中家庭乃至家族出现且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性程序步骤。只不过在身处庞杂繁复的家庭(家族)成员身份影响下,原本“合两姓之好,敬奉宗庙,接续后世”的初始目的无时不需要在夫妻关系之间,夫妻与本方、对方家庭成员关系之间甚至夫妻与周围邻里友人的关系之中承受考量。及至清代,“男尊女卑”“夫尊妻卑”的现实状态已然在家庭内部和社会生活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并有进一步极化发展的趋向,这就导致了妻在面对夫之时人格被对方完全吸收且普遍处于从属地位。具体到司法视域下对“夫杀妻”情况出现后的承审裁断也无法避免受制于州县官员等级身份差异观念的影响,继而结合具体案情外化为不同刑责罪名取舍间的性质和程度差异。

德国战后初期关于“集体罪责”的争论

"二战"刚刚结束,围绕"集体罪责",在英国与德国以及德国知识界内部就爆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本文扼要梳理了争论的缘起,即所谓英美的"指控"以及德国教会、哲学、历史、心理界的回应。带有自卫色彩的回应反映了战后初期德国人回避责任以及内心沉默的普遍心态,而争论本身无疑使罪责问题进入公共话语,产生了雅斯贝尔斯有建树的系统论述,启迪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德国对罪责的反思,对个体道德和国家民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论罪责对犯罪论体系的影响——以期待可能性为基点

罪责作为责任的核心含义的形成,经历了从团体到主观、到个人责任的发展过程,最终成为研究犯罪论至关重要的构成要素。然而,时至今日,罪责在犯罪论的研究中,却显出日渐衰微的趋势。期待可能性在犯罪论体系中引起的两难选择问题,促成了大陆法系国家对犯罪构成理论进行修正和调整,但这种调整仍然无法完满地解决超法规的期待可能性免责事由的尴尬位置问题,欲彻底解决问题,就需要建立开放的犯罪构成的构架。

罪责自负原则——历史演进、理论根基与刑法贯彻

罪责自负是在刑法学的漫长历史发展中,由连带责任向个人责任逐步演进所形成的一条基本原则。立足于分配正义、现代人权观念、国家权力行使边界等理论根据,都需要对刑法连带、团体罪责说"不"。这其中既有法律之内的深刻法理根基,更有法律之外如社会管理创新、个人权利意识觉醒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然而,对现代刑法进行深入剖析,又可见在共同犯罪人的分类、部分共犯的中止、是否承认单位犯罪以及单位实施法定个人犯罪之处罚等问题上,罪责自负原则并未得到完全贯彻。刑法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针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努力使刑法基本原则从总则到具体罪名、从学理研究到司法实践都得以充分的贯彻。

罪责的社会化与规范责任论的重构--期待可能性理论命运之反思

当前期待可能性理论研究中的认识误区在于,将期待可能性等同于规范责任论本身。罪责概念并没有固定的连续意义,随着刑法任务观的调整,它经历了重要的意义裂变。罪责的客观化与社会化意味着责任基础的改变,最终引起规范责任论的重构。期待可能性的命运不仅折射出罪责领域所经历的变革,也折射出刑法的整个基本运作框架发生重大转型的事实。

罪责原则和客观处罚条件

罪责原则是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预防的观念必须以罪责边界为限度。在阶层犯罪论体系下,客观处罚条件的存在不能违反罪责原则,所以不允许不法相关的客观处罚条件的存在。在不改变四要件犯罪论格局的情况下探讨客观处罚条件是没有意义的。我国刑法中疑似"客观处罚条件"(以及其反面排除刑罚事由)的要素其实不是不法构成要件要素,就是排除责任事由(排除预防必要性),真正基于刑法体系外目的考量因素而存在的与不法无关的客观处罚条件其实并不存在。罪责原则也不能被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所代替。

欧盟市场滥用规制框架修订草案述评——兼论金融犯罪罪责认定的客观化与社会化趋势

欧盟委员会于2011年10月20日公布了对现行《反市场滥用指令》的修订草案,以《反市场滥用条例》取代现行指令,并另行制定《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刑事处罚指令》。这是继美国之后成熟市场对金融监管体系的又一次重大变革。欧美修法中体现出的金融犯罪罪责认定标准客观化和社会化趋势,集中反映了风险社会对刑法的风险分配功能与威慑预防功能的迫切需求。我国应当重视这一趋势,在立法中明确市场滥用的概念与要件,前移监管关口,重视跨市场和跨国界滥用行为防范,加强行政和司法的协调与衔接。

罪刑均衡论的兴衰与罪责刑均衡论的确立

"罪责刑均衡"与"罪刑均衡"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后者是二百年前西方刑事古典学派提出的刑法基本原则。但是,至今仍有学者将"罪刑相适应"当成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加以论证,在一定程度上对司法实践产生了误导和不良影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1997年《刑法》的一项崭新创举,解读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基本原则,应从罪责刑的基本概念、罪行与法定刑的关系和刑事责任与宣告刑的关系上去把握其精髓。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蕴涵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 ,是我国刑法实现立法公正和司法公正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它不仅是一项立法原则 ,也是一项司法原则。这一原则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有着不同的含义 ,即立法层面的罪刑相当和司法层面的责刑相应。

论“罪责”要素在实践中的应用

刑事责任是刑法学中的重要概念,是犯罪与刑罚关系的集中体现。作为刑法理论中的基本概念,罪责要素是根据刑法目的和任务的设定,通过与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之间逻辑关系作出的一种理论推断,其评价对象和评价根据具有主观性等特点。罪责是对刑法犯罪与刑罚之间关系作出的理论抽象,具有思辨性和非经验性,所以在司法实践中,罪责要素不能直接作为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必须与法律明确规定的感性事实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构成要件的作用。规范责任中的罪责概念是刑法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在司法实践中不具备可操作性。

我国刑法典中背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探微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确立 ,是我国刑事立法的历史性进步。但刑事立法中仍存在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背离 ,具体表现在分则体系中刑罚种类与犯罪性质的背离 ,法定刑配置与刑罚预防目的的背离。笔者认为应从刑法总则刑罚体系、分则体系配刑模式的“面”上及刑法条文的量刑情节的“线”上两个方向着手调整上述的背离。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倡导

罪刑相适应原则作为体现刑法基本精神内涵的原则,由来已久。但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应是报应刑与目的刑的结合,已经成了现行刑法理论界的主流观念,而此为传统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所不能完全概括,故应在新刑法修订的基础上将其演变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通过对"刑事责任"概念的分析,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涵应为:刑不等于罪,责不等于罪,刑等于责。

论刑事和解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对于刑事和解制度已有较多讨论和研究,刑事和解的意义和作用也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和认同。但刑事和解是否存在一定风险和弊端,理论界对此关注不多。本期笔谈的各位学者分别从刑事和解的潜在风险、认识误区、适用空间拓展、制度构建中的困境以及其与刑法基本原则间的矛盾等角度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

论美国环境犯罪的罪责要件

美国的环境制定法规定了环境犯罪的罪责要件,但法院却基于保护环境的现实考量,适用公共福利犯罪原则,免除了控方对部分行为要素的犯罪心态的证明责任,从而使环境犯罪演变成为严格责任的犯罪。但是,环境犯罪的严格责任,并不是指环境犯罪的成立完全不要求罪责条件,而是对具体环境犯罪的某个或某几个行为要素不要求证明过错。我国环境犯罪中的客观超过要素与美国环境犯罪的严格责任,在降低环境犯罪追诉标准方面,具有异曲同工之效。

论罪责的立场

文章侧重研究罪责的中心观念———期待可能性在罪责中的特殊性质,这种特殊性成为导致罪责研究衰微的内部原因。探讨了大陆法系各国为了解决期待可能性的这种特性带来的弊端而对犯罪构成进行的修正和调整,但是这种调整由于局限于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固有的形式,无法完满地解决超法规的期待可能性免责事由在其中的尴尬位置。进而提出建立开放的犯罪构成的假设。

论我国新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本文主要围绕我国新刑法第 5条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展开论述。作者分别从“所犯罪行”与“刑事责任”两个角度阐述了与“刑罚轻重”相适应问题 ,提出并论证了以刑事责任为纽带重新确立罪—责—刑三者的均衡关系的体制。

罪责结构的客观化要素之存在

不法是客观的,罪责是主观的,这是大陆法系犯罪论阶层体系构建的通行标准。但随着以罗克辛和雅各布斯为代表的机能主义犯罪论产生及推演,罪责结构的部分要素开始功能化、客观化,被赋予了刑罚目的、刑事政策等规范评价内容。罪责结构客观化要素的实质,在于从行为人是否是在具有选择自由的情况下作出不当的行为决意,转移到行为人有没有按照刑法目的或者刑事政策的需要发挥其应该发挥的意志自由能力。这也正是危险驾驶罪、缺陷产品罪等新型风险犯罪的罪责特征。

关于“皕宋楼事件”罪责之我见

皕宋楼主人陆心源（1834—1894）,字刚父,号存斋,晚称潜园老人。浙江归安人（今属湖州市）。他存世的年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即将进入近代的时候,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历史发生巨变,清廷已日渐走向衰弱的时候。他在咸丰九年（1859年）获取举人身份后,即在大吏的提携下,从军功的渠道走向仕途。曾任广东知府、南韶兵备道、福建盐法道等中层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