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卫过当罪过判断的理念与方法

防卫过当的罪过判断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唯结果论的倾向。防卫过当罪过形式认定的前提是应当肯定防卫人具有防卫意识,且罪过形式优先认定为过失具有妥当性。将故意的防卫过当谨慎地认定为蓄意型与泄恨型两种类型具有合理性。防卫过当的罪责判断与共同犯罪、累犯等问题密切关联,相关认定在实现个案正义、促进公众认同、符合刑事政策等方面具有价值引领的积极意义。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罪过研究--兼论行为基准说的优越性

我国刑法学理论关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罪过形式存在不同观点,以结果作为罪过形式判断基准的传统观点论证不足且会得出片面的结论。以行为作为罪过形式的判断基准,能够在行为人对行为与结果具有不同主观心态的情形下得出妥当结论,还能兼顾各种犯罪类型,且并不违反《刑法》总则的规定,应当得到提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为故意犯罪,只要行为人有意实施了规定的行为,导致“甲类传染病传播或传播严重危险”的结果,无论其对结果的态度为何均可构成此罪,应当运用竞合理论实现罪刑相适应。

从“飙车案”看故意理论的变迁

伴随着风险社会对安全价值的追求,传统刑法所主张的责任主义有向负责主义转变的趋势。我国传统刑法故意理论中的四分法难以有效应对这一变迁带来的挑战。有必要重新认识和界定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认识与意志之间存在着相互补强的关系,一方面程度高的认识可以补充程度弱的意志,另一方面程度强的意志可以补充程度低的认识,并以此作为整体成立故意。危险的判断可以为罪过判断提供重要依据。行为人对危险的判断可以为意志因素输送动力,当行为人制造了一个不被容许的、具有高度可能性的风险却径而行为时,难以否认行为人对结果的容忍或接受态度。

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考察我国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中得以实现不可缺少的理论工具,其构建应该围绕准确判断某一事实在客观行为和主观罪过两方面与某罪的刑法规定是否一致而进行。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上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在司法中运用犯罪构成判断客观行为时必须先进行事实判断,再进行价值判断。通过考察发现,我国犯罪构成的基本框架不必重构,对我国犯罪构成要件功能需要进行重新认识。

我国刑法中的择一罪过立法反思

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择一罪过立法主要包括基本犯罪过形式不明的立法、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立法和选择性罪过形式立法。刑法学理论长期以来坚持的"单一罪过说"和近年来提出的"复合罪过说"都无法合理地解释择一罪过立法,应当针对择一罪过立法确立"择一罪过说",并通过建立"规范—事实"论的罪过形式判断基准来展开。择一罪过立法虽然有利于惩罚犯罪,但是给责任主义带来较大的冲击,致使严格区分故意与过失在量刑上失去意义,具有明显的不妥当性。应当在责任主义的指导下,明确区分择一罪过立法中包含的故意犯和过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