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的实践问题与完善路径

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需求,继续完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体系将是一项重要且需长期执行的工作。就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的现状而言,目前仍然存在主导力量缺乏、配套实施细则缺位、处遇层级区分不完善、分级矫治效果有限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儿童利益最大化、教育保护、调查先行、责任个别化和可恢复性五项指导原则的基础上,建设专门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工作队伍、细化分级处遇的必经程序和判断标准以及推动处遇措施的专门化。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体系化构建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屡见报端,社会公众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司法处遇问题日益关注。为回应现实司法需求,《刑法修正案(十一)》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衔接,形成从不良行为到严重不良行为、犯罪行为的三级干预机制。从未检工作看,上述分级干预机制难以满足司法实践需要,应在设置分级处遇指导机构和辅以配套服务保障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等级,推动建立以家庭教育为根本、以保护处分与专门教育为主轴、以刑事处遇为后盾的阶梯式教育矫治体系。

罪错未成年人平等发展权的保障——对新《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3条的规范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为进一步保护未成年权益的专门性立法。其中第4条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提供了概括性的原则,第113条第2款则是针对罪错未成年人发展权利进行平等保障的具体条款,其立法意旨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未成年人权益特别保障的要求。但上述两规范对罪错未成年人保障的立场并未在其他有关就业及升学的规范性文件中得以体现。目前对公民从业资格以及受教育方面的立法仍然存在对罪错未成年人发展机会的“差别对待”,在一定程度上不仅造成了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罪错未成年人平等保护规范的实际无效力,而且与我国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对未成年人特别保护的精神也不符。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一部全方位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综合性、基础性法律,应该起到对未成年人发展权利的保障功能,并对其他相关立法具有法治统一的统摄效力。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矫治公检履职模式研究——以专门教育—观护教育衔接模式为路径

针对目前专门教育资源供给不充分、准入程序不明确、分级处遇标准不到位,以及公安机关现有矫治措施效果不理想等具严重不良行为的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难题,应以加强制度规范衔接与主体职责对接为基本路径,避免加重公安机关“抓—放—抓”的恶性循环,衡平社会防卫与未成年特殊保护间的价值张力,提高精准教育矫治的质效。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及国家亲权理念的交织为价值基石,以严重不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为准入基本界分标准予以分级,并借助家庭监护令的执行情况对自愿性准入模式的实质条件予以评估;以法益侵犯类型为尺度对矫治教育管理模式予以分类;以信息对接、评价对接与监督对接三重维度的公检职责对接机制贯穿专门教育—观护教育衔接制矫治教育体系的运行体制,实现家庭亲权与国家亲权的各自应然担当,助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教惩”融合: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遇理念优化的实践路径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遇体系发轫于未成年人“福利主义”与“责任主义”的优化厘革和未成年保护处置制度的演化发展。教育与惩治是罪错未成年人处遇的重要手段,实践中两者不可并行误解导致选择的博弈,导致社会与未成年人利益的背离。然教育与惩处背因理论的共同性是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遇理念优化的逻辑基础,“教惩”融合是切合罪错未成年人处遇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逻辑进路,有利于弥补教育与惩处的实践偏差,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遇提供新的实践路径选择。

“教惩”: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遇的理念优化与逻辑选择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遇实践与理念优化是契合未成年人时代发展的社会属性与人民群众对未成年人保护期许迁变的回应。我国以保护为核心构建起未成年人处遇体系,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处遇遵循着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教育与惩治是未成年人罪错行为重要的处遇措施,但又不限于措施,更甚为理念的贯彻。无论措施还是理念,两者并不抵牾,且根因一致,皆是为实现未成年人的利益,修复未成年人和社会的关系。教惩融合是切合罪错未成年人处遇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逻辑进路,以“教育”为目的的惩治是教育与惩治背因理念的平衡与优化,是弥补教育与惩治衔接空间的实践选择。

基于YLS/CMI评估的罪错未成年人“场域”化风险因子研究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产生往往具有多因性,对行为人的矫治也非一蹴而就。如果对于问题的起因、本质和特征等内部因素缺乏足够的分析总结,以及对影响未成年人成长和受教育等外部因素缺乏足够的理解和把握,针对性和适应性不足的惩戒和救助措施所起的作用则是十分有限的。为了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采用YLS/CMI量表对40名罪错未成年人进行人身危险性风险评估,结合半结构化访谈,以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精准识别其在家庭、学校、社交等“场域”内的风险因子状态和被保护情况,从罪错行为“产生链”的角度,定位影响行为的多重“心理动力场”,进而明确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矫治工作的方向与路径。风险控制的重点应放在临界教育“场域”的环节上,设定个性化矫治脚本,增强多“场域”保护合力,构建共治共建、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我国未成年人罪错分级体系重建与处遇制度优化——基于教育理念的双重功能

教育理念是我国处理罪错未成年人问题的基本原则,但目前立法及相应制度对教育理念的贯彻,主要体现在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为目的的提前教化,而忽略了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保护。构建科学的罪错分级处遇体系,不仅要实现“为了预防而教育”,更需要注重“为了保护而教育”。以预防性教育理念为核心所构建的罪错未成年人制度,还存在罪错行为分级界限模糊和非刑罚性教育措施不完善等问题。从预防性教育理念向保护性教育理念转变,是构建科学合理的罪错分级体系和阶层有序的处遇措施结构的基础。

把握教育情感转向,有效预防“罪错行为”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尤其是教育关注的痛点与难点问题。就未成年人罪错行为预防治理变革的顶层设计而言,涉及“四大转变”,包括将认识社会转型的相关特征作为确立治理目标与对策的重要依据,将实现治理方式的范式转换作为治理体系变革的基本方向,将推动育人过程的评价转轨作为治理能力提升的重点举措,以及将把握教育领域的情感转向作为达成治理目标的关键措施;而未成年人罪错行为预防要抓住的“牛鼻子”就是教育情感转向。

罪错未成年人之监护人追责问题研究

对于罪错未成年人,无论是从法理方面还是从生活常识方面来说,其监护人都是难辞其咎的。但在实际生活中,究竟应该如何追究监护人的责任,不仅立法上存在语言表达笼统含糊、有职责要求而无失职后处罚方式的具体细则规定等疏漏,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配套措施不完善、该作为而不作为之类的问题。应当在明确监护职责、细化责任要求、建构完整的追责体系,以及强化追责主体的责任感、提高执法人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等方面作出努力。

同心圆模式:未成年人罪错行为治理体系之构建

近年来,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迭出,并呈现低龄化态势,对此《刑法修正案(十一)》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予以回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仅是权宜之计,而真正解决低龄化犯罪的困境需要实现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类型化规制。罪错行为区分为不良行为、行政违法行为、触犯刑法行为,对其处罚应以“责任、保护、处罚”为原则,以修复式理念为圆点,以分类教育矫治为短半径,以长效系统保护与规制为长半径,形成同心圆式的保护机制,方能治本。

罪错行为分级下专门矫治教育的探究与完善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忽略未成年人“触刑行为”与“治安违法行为”在性质上的差异,将其统一规定为“严重不良行为”,不符合分级预防的要求,确立“触刑行为”的独立性是实现精准矫治的前提。专门矫治教育为作为触刑行为的特有处遇措施,具有区别于专门教育的“保护处分”独立属性。推进完善专门矫治教育,应从制定分类化的适用标准、建设分区独立的专门学校、设计多元分类动态转处的处遇措施、完善措施适用的决定细则、构建完备的矫治内容五个方面形塑触刑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的运行。从而破解实践中对于触刑少年“一放了之”的现实困境,实现触刑未成年人复归社会、受害人权益修复、社会秩序恢复。

我国建立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先议制度的探究

在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核心的我国的少年司法缺少对除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以外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司法干预制度。在两法修订后,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完善了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干预和保护措施,但是,由于缺少司法权的介入以及干预措施的规定不够细致,对罪错未成年人的保护仍然不够充分。为了最大化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先议制度,由契合少年司法属性且具有少年司法实践经验的检察机关行使先议权,同时,在建立具体的检察机关先议制度时应当扬弃我国检察机关司法实践中的优缺点,构建符合我国检察机关属性,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先议制度,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

广西罪错未成年人适用专门教育的难题与破解

本文基于广西罪错未成年人检察办案数据与专门教育学校现状,分析广西罪错未成年人适用专门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认为应通过加快专门学校建设与加大师资投入、细化法律规范与增加专项资金支持等方式,进一步补齐广西专门教育的短板,保障罪错未成年人接受专门教育的权益。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处遇的适用困境与纾解

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以及行为的危害程度,将其罪错行为进行分级并适用程度相当的干预措施进行规制,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意义深远。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处遇依然面临分级标准模糊、处遇措施匹配失恰以及配套机制匮乏等问题,亟待厘清。基于此,当前应首先依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问题和行为主体的责任年龄进行综合考量,建构科学的划分标准;其次,厘清罪错行为分级处遇适用的范围边界,精准匹配处遇措施;最后,构建包含专门学校、社会化帮教体系在内的配套机制,实现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规制的有效落实。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美国经验及借鉴

我国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层出不穷的校园霸凌、严重暴力犯罪等案件,已成为当下社会治理的痛点与难点。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的背景下,完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合理选择,而我国现有的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依然无法满足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现实需要。面临诸如针对严重不良行为的专门矫治教育制度规定不健全、罪错行为分级界限不够细、部分矫治措施功能性不足等问题。对此,应当在肯定制度功能价值及分析完善制度必要性的基础上,通过对中美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比较考察,试图为我国制度的探索与完善提供路径选择,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司法环境和社会环境。

美国未成年人罪错案件先议权配置的经验与启示

先议权的存在使得先议部门可以依据法律规定,根据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危害性与其矫正可能性对罪错未成年人适用最符合个案情况的程序与措施。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近年来虽然已经取得了显著突破,但是先议权的配置不合理致使实践中各机关处理的未成年人罪错案件数量相差悬殊,难以匹配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趋势。而美国作为最早建立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国家,其先议权配置结构历经多年发展,最终使各先议部门于未成年人司法程序中,对其审查的案件都实现了半数左右的分流转处,形成了漏斗式的结构,以此达到社会防卫与未成年人保护的平衡。本文希望通过分析美国先议权配置结构的经验,并基于我国国情及未成年人司法现状,取精用宏,为我国构建合理的先议权配置结构贡献些许建议。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处遇机制的法理逻辑与规则展开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处遇制度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意义深远。基于社会联系理论下联结关系的修复、国家亲权理论的强势介入和未成年人能力发展理论下及时干预的三维考量,结合儿童利益最大化保障和少年司法独立化的现实需求,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处遇制度存在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但遗憾的是,当前该制度在罪错行为分级依据、处遇措施、处遇程序等方面均存在不敷适用之处,亟待考量。完善思路上,首先,应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保护原则、处遇个别化原则、社会参与原则作为基本理念;其次,明确罪错行为分级的理论依据;再次,细化未成年人责任年龄与危害行为;最后,通过家庭教育、国家监督与社会服务完善未成年人罪错处遇配套机制。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的体系建构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科学分级是精准干预的基础。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沿用了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三分法,并对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作了更为详细的界定。然而,新法中三级行为的边界仍然不够明晰,导致出现罪错行为区间模糊、干预主体分工不明、干预措施笼统等问题。可将严重不良行为进一步细化为触法行为、一般治安违法行为、严重治安违法行为、触刑行为,从而构建起六个层级的罪错行为和相应的干预措施。作为严重不良行为的主要处遇方式,专门学校如何实现有效教育和矫治,还需加快探索的步伐。

我国罪错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检视

《刑法修正案(十一)》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保护处分制度进行了统一表述,并提出专门矫治教育措施,确立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进行分级处遇的理念,这是我国在未成年人司法方面的重大进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做法并未抓住未成年人犯罪的本质,也不符合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宽宥理念。保护处分制度不是刑罚的代替措施,也不与保安处分制度等同,保护处分是对罪错未成年人进行提前预防、教育矫治的有效措施。然而,我国罪错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在体系构建、程序适用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应当构建完整的保护处分制度体系,最大程度地保障罪错未成年人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