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的实践问题与完善路径

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需求,继续完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体系将是一项重要且需长期执行的工作。就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的现状而言,目前仍然存在主导力量缺乏、配套实施细则缺位、处遇层级区分不完善、分级矫治效果有限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儿童利益最大化、教育保护、调查先行、责任个别化和可恢复性五项指导原则的基础上,建设专门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工作队伍、细化分级处遇的必经程序和判断标准以及推动处遇措施的专门化。

罪错未成年人保护处分程序的法治化

《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共同构建了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制度,但由于缺少程序法的规制,当前的教育矫治制度并未得到有效的落实,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前端处置不力。当前在程序法中几乎没有与保护处分相关的内容,对于保护处分实施对象、实施主体和实施程序都缺乏配套规定,专门学校在实践中异化、矫治教育的社会效果不明显,不利于实现保护处分机制的效果、无法弥补一元化形事司法格局的罪错未成年人处置方向。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契机之下,应当将保护处分纳入罪错未成年人处置的司法体系中,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一章中加入保护处分的相应制度,与现有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衔接,实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罪错治理的有效衔接。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体系化构建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屡见报端,社会公众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司法处遇问题日益关注。为回应现实司法需求,《刑法修正案(十一)》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衔接,形成从不良行为到严重不良行为、犯罪行为的三级干预机制。从未检工作看,上述分级干预机制难以满足司法实践需要,应在设置分级处遇指导机构和辅以配套服务保障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等级,推动建立以家庭教育为根本、以保护处分与专门教育为主轴、以刑事处遇为后盾的阶梯式教育矫治体系。

罪错未成年人平等发展权的保障——对新《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3条的规范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为进一步保护未成年权益的专门性立法。其中第4条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提供了概括性的原则,第113条第2款则是针对罪错未成年人发展权利进行平等保障的具体条款,其立法意旨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未成年人权益特别保障的要求。但上述两规范对罪错未成年人保障的立场并未在其他有关就业及升学的规范性文件中得以体现。目前对公民从业资格以及受教育方面的立法仍然存在对罪错未成年人发展机会的“差别对待”,在一定程度上不仅造成了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罪错未成年人平等保护规范的实际无效力,而且与我国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对未成年人特别保护的精神也不符。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一部全方位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综合性、基础性法律,应该起到对未成年人发展权利的保障功能,并对其他相关立法具有法治统一的统摄效力。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矫治公检履职模式研究——以专门教育—观护教育衔接模式为路径

针对目前专门教育资源供给不充分、准入程序不明确、分级处遇标准不到位,以及公安机关现有矫治措施效果不理想等具严重不良行为的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难题,应以加强制度规范衔接与主体职责对接为基本路径,避免加重公安机关“抓—放—抓”的恶性循环,衡平社会防卫与未成年特殊保护间的价值张力,提高精准教育矫治的质效。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及国家亲权理念的交织为价值基石,以严重不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为准入基本界分标准予以分级,并借助家庭监护令的执行情况对自愿性准入模式的实质条件予以评估;以法益侵犯类型为尺度对矫治教育管理模式予以分类;以信息对接、评价对接与监督对接三重维度的公检职责对接机制贯穿专门教育—观护教育衔接制矫治教育体系的运行体制,实现家庭亲权与国家亲权的各自应然担当,助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措施的非相称性及解决——以专门矫治教育为着眼点

专门矫治教育与其他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措施之间存在非相称性问题。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相称性原则和个别化原则为指导,分级干预措施的选择需考察行为因素和行为人因素,综合评估未成年人接受教育和矫治的必要性。解决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措施的非相称性问题,首先应明确专门矫治教育的保护处分性质与惩罚色彩,通过合理解释“在必要的时候”以明晰适用条件,并完善准司法化的适用程序。最后从检察提前介入促成侦查阶段转处,精细化设置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考察和拓宽缓刑与假释犯的非刑罚化路径三个方面,构建专门矫治教育与刑事处遇措施的转处机制,推动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体系的进一步优化。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研究

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周岁的人,成年人则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16周岁以上,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被法律上视为成年人。因为很多牵扯到未成年的案件被舆论所关注,未成年人犯罪也成为近年来的司法焦点。未成年人犯罪危害大但惩罚力度小,由此引发社会各界对分级干预机制的讨论。针对上述情况,本文就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进行研究。

罪错未成年人之监护人追责问题研究

对于罪错未成年人,无论是从法理方面还是从生活常识方面来说,其监护人都是难辞其咎的。但在实际生活中,究竟应该如何追究监护人的责任,不仅立法上存在语言表达笼统含糊、有职责要求而无失职后处罚方式的具体细则规定等疏漏,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配套措施不完善、该作为而不作为之类的问题。应当在明确监护职责、细化责任要求、建构完整的追责体系,以及强化追责主体的责任感、提高执法人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等方面作出努力。

广西罪错未成年人适用专门教育的难题与破解

本文基于广西罪错未成年人检察办案数据与专门教育学校现状,分析广西罪错未成年人适用专门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认为应通过加快专门学校建设与加大师资投入、细化法律规范与增加专项资金支持等方式,进一步补齐广西专门教育的短板,保障罪错未成年人接受专门教育的权益。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美国经验及借鉴

我国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层出不穷的校园霸凌、严重暴力犯罪等案件,已成为当下社会治理的痛点与难点。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的背景下,完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合理选择,而我国现有的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依然无法满足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现实需要。面临诸如针对严重不良行为的专门矫治教育制度规定不健全、罪错行为分级界限不够细、部分矫治措施功能性不足等问题。对此,应当在肯定制度功能价值及分析完善制度必要性的基础上,通过对中美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比较考察,试图为我国制度的探索与完善提供路径选择,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司法环境和社会环境。

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制度的构建

近年来,未成年人实施的恶性事件频现网络,引发社会广泛担忧,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兴起热议,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制度建设成为热点问题。我国现行法律将罪错行为分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三级,但因缺乏个体行为考量,划分标准和配套措施等方面无法满足实践需求。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宜将罪错行为划分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触法行为和犯罪行为等四级,相应地建立层次分明、定位清晰并衔接紧密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制度。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研究

一、未成年人分级处遇概述。(一)少年司法与我国少年司法理念。少年司法肇始于美国,1899年伊利诺伊州《少年法院法》的颁布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的正式诞生,随后少年司法制度作为一种区别于成年人的司法制度逐渐兴起并朝气蓬勃地发展起来。2020年最高检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明确,既要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又要坚持“标本兼治”,将办案工作同解决社会问题相结合,凝聚多方力量,促进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的形成。

新法视角下罪错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理念的确立与展开

在比较法视野下基于立场差异,少年司法存在以儿童利益最大化理念为本位与以社会安全秩序防控为本位之理念差异。在新《未成年人保护法》背景下,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的保护理念,具有分级科学处遇、优先前置赋权和专业社会保护的立场。对于不良行为未成年人司法处遇机制以高度福利保护和有限责任承担有机结合,而对触法未成年人则以辅助福利保护与违法责任承担为目标。在司法场域中贯彻人格尊严、隐私权保护等普遍赋权规定,并结合未成年人诉讼困难之实际给予程序法上的前置赋权。在法法衔接的过程中,实现少年司法的专业化与社会化相结合。

我国罪错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检视

《刑法修正案(十一)》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保护处分制度进行了统一表述,并提出专门矫治教育措施,确立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进行分级处遇的理念,这是我国在未成年人司法方面的重大进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做法并未抓住未成年人犯罪的本质,也不符合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宽宥理念。保护处分制度不是刑罚的代替措施,也不与保安处分制度等同,保护处分是对罪错未成年人进行提前预防、教育矫治的有效措施。然而,我国罪错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在体系构建、程序适用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应当构建完整的保护处分制度体系,最大程度地保障罪错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罪错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对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进行有效干预,对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干预,依然存在缺乏法律支撑、矫治场所不适应现实需要、矫治措施效果不佳、家庭或学校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教育矫治难度大、相关配套体系不完善等困境。构建罪错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需要处理好儿童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权衡。保护处分的着眼点应当在于教育和保护,建议借鉴域外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的经验做法,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宽容而不纵容的理念,更好地将强制性干预与保护性处遇融为一体,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明确司法及行政机关、家庭、学校、社会力量在未成年人保护处分中的定位与职能。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研究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以干预主体的多元性、干预措施的阶梯性和转换性为主要特征。立足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可以从罪错行为分级、实体干预措施和干预措施适用程序规则三个方面进行构建。在罪错行为分级方面,由于罪错行为“三分法”的不足,应倡导罪错行为“四分法”;在实体干预措施方面,应加强监护职责和强制亲职教育的实效、充分发挥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的保护处分功能以及完善刑罚替代措施;在干预措施适用程序规则方面,应确立保护处分优先原则、构建强制性干预措施的司法化决定程序以及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解释与塑造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是指特定机关对罪错未成年人分类调查,对其具体罪错行为的性质、类型及恶劣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分析评价后,依据评估级别分别对未成年人给予不同但对等适应的处遇方式和处遇内容,并遵循宽严相济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等原则确定未成年人处遇方案的规范。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应明确其具体层级划分,并依托未成年人处置规律、处遇个别化原则、层次管理理论,提出自身在法律机制、社会复归、专门主体及责任划分的多种原则构想,明确其在人格调查、处遇评估、处遇执行等程序机制,厘定分级处遇制度在异议救济、法律衔接上的必要配套机制,以真正实现罪错未成年人矫正教育和社会复归。现阶段,未成年人处遇规制的理性选择并非少年法典的创设,而应为现有法律整合和修改设定,明确配套的规范性制度,逐步形成高效、完备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

关于构建罪错未成年人分级管理机制的思考

近年来,罪错未成年人的处遇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面对相关规定过于原则、监督制约机制不足、矫治帮教工作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等问题,应秉承"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提前干预,以教代刑"的特点,以"强调恢复、积极预防"为目标,按照主体年龄分级、适用行为分级、措施类型分级,构建精准多元有效的阶梯式罪错未成年人分级管理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检察视阈下罪错未成年人家庭教育问题研究

家庭教育问题是导致未成年人滑向违法犯罪深渊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家庭教育法律体系日益完善,包括《家庭教育促进法》在内的多部法律明确了家庭教育指导的重要意义和基本要求,但在运行中逐渐呈现出一系列问题。本文尝试立足检察视阈,从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背后的家庭教育问题出发,梳理国家干预家庭教育的历史沿革,解析罪错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干预的现状和困境,提出罪错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的完善路径,以期唤醒监护人的责任意识,发挥国家干预的有效作用,强化未成年人保护,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域内外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比较与借鉴

罪错未成年人,既是社会的危害者,也是不良环境的受害者。关于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一直是域外少年司法制度研究的前沿问题。我国探索与完善此项制度,应立足国情,借鉴域外少年司法制度,坚持保护为主、惩罚为辅的罪错未成年人处遇理念,强化提前干预,完善非刑事化处遇措施的程序正当性,并构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干预措施转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