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战略、可置信承诺与专用性资产投资的信号作用

本文依据企业契约论的观点,将财务战略视作企业为实现战略目标而与要素所有者缔结的一种内生性不完备财务契约集,企业财务战略的实施受制于战略性财务契约缔结和履行的实际状态,具有状态依存特征。研究发现,企业财务战略的可实现性能够通过专用性资产的投资规模进行信号传递和解读,事前较大规模的专用性资产投资不仅能增强财务契约的可置信性,提高缔约效率,而且有助于财务战略的稳定性贯彻。

资产专用性、可置信承诺与行为约束效应——基于控制性股东视角

控制性股东向上市公司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产生了资产专用性问题,资产专用性的特性使资产投资方的违约成本增加。控制性股东在这样的前提下对上市公司进行专用性投资,向契约各方传递了一种可置信承诺,承诺对契约的履行,减少投机行为以保证契约双方的利益实现。然而,资产专用性的行为效应存在着噪音,两权分离是一个研究视角,随着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度加大,控制性股东因为获得超额收益而不惜牺牲中小股东的利益,使约束力减弱。

可置信承诺与诚信政府建设

政策执行是将公共政策从理念状态转化为现实状态的关键环节,也是有关各方进行利益表达和策略互动的动态过程。其中,作为政府组织为促进政策执行做出的奖励与惩处"承诺"对于政策执行结果具有直接影响。从政策执行博弈的可置信承诺概念入手,可以发现探讨加强政府诚信建设与提高公共政策执行力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从而可为政府诚信建设提供若干参考价值。

可置信承诺与产权的关系--以俄罗斯为例

没有人会质疑有保障的产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本文使用两组来自俄罗斯公司管理层的原始调查数据,评价了影响产权安全的制度因素、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大多数管理者认为,在处理同私人部门之间的纠纷时,国家仲裁法庭可以起到作用,但是很少有管理者指望在其与政府官员发生冲突时这些法庭也能够保护他们的权利。不过,这些管理者相信,国家仲裁法庭能够约束政府官员的投资冲动,甚至控制政府机构的可视效能。因而,加强对政府部门的控制可以增强产权的安全性并提升国家能力。这些结论深化了对诸如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有保障的产权的起源、国家能力的本质、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和法律改革程序等问题的理解。

专用性投资、可置信承诺与企业合作

本文通过考察日本汽车制造业中的专用性投资和企业合作关系,提出了专用性投资可以作为可置信承诺而抑制机会主义和提高违约的机会成本的观点,从而质疑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的理论基础,认为就抑制机会主义而言,所有权的合并很少会成为企业合作的最优选择,纵向一体化这种极端的企业合作形式与可置信承诺和声誉机制为基础的合作机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

作为信号发送和可置信承诺的国企改革

本文提出了两个关于FDI如何促进国企改革的假说:信号发送假说和可置信承诺假说。在信息不对称下,国企改革可以成为一个地方政府开明程度的信号,为了发送信号吸引FDI,地方政府有动力进行更多的国企改革。同时,国企改革减少了地方政府干预市场的动机,从而使得维护公平竞争的承诺变得可信,因此能吸引更多的FDI。本文对这两个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信号发送假说较好地吻合了1991-1996年期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情况。

集体声誉、可置信承诺与契约执行——以网上拍卖中的卖家商盟为例

网上拍卖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囚徒困境问题,而电子商务方面的法律也不是很完善,在法律不完善的环境下,卖方和拍卖网站建立了商盟等制度来增进买卖双方之间的信任。商盟以其集体声誉作为抵押向买家承诺商盟成员不会欺骗卖家;如果商盟成员有欺骗行为,商盟会对成员进行处罚。商盟的存在增强了买家可以实施的惩罚力度,加强了声誉机制的作用。本文从而说明了在公共秩序缺失的情况下,私人部门自发地设计制度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提供可置信承诺,从而保证了契约执行;私人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替代公共秩序的作用。

境外居留权、可置信承诺与企业社会责任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近年来我国拥有境外居留权的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数量呈增长趋势。境外居留权企业是否会对由企业家“身份”造成的利益相关者“不信任”追加可置信承诺,本文从实际控制人具有境外居留权这一特质出发,研究境外居留权企业是否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这一途径来缓解利益相关者的“不信任”。研究发现:相比于没有境外居留权企业,境外居留权企业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我们通过特定情境检验发现,在需要挽回“信任”的违规及违规较轻环境下,境外居留权企业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而在严重违规情境下,由于社会责任信号传递效应的减弱,此时境外居留权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无显著差异,反映其社会责任行为的策略性。进一步研究显示:当企业可抵押性实物资产较低时,境外居留权企业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向外界释放更强的可置信承诺,同时研究发现境外居留权企业更倾向于承担受众广、易被社会公众感知的社会捐赠和环境责任。本文研究反映社会责任具有的信号传递效应可成为企业构建信任的可置信承诺,本文的研究同时拓展了境外居留权经济后果研究的视域。

期权式合约、可置信承诺与订单农业的自我履约机制

本文把期权式合约的思想引进订单农业,分析订单农业的自我履约机制。期权式合约可以使农户的收益"下有保底、上不封顶",从而有效地降低农户的违约风险。但是这种绩效的前提是企业做出的承诺必须是可置信的。通过向农户进行专用性投资,企业可以显著地提高自身承诺的可置信程度,从而建立"互相锁定"的关系,促进签约双方形成有效的自我履约机制。

联盟伙伴特征、可置信承诺与战略联盟的稳定性

战略联盟稳定性机理的研究对于促进战略联盟的发展演化具有重要意义。以我国轿车工业中竞争性战略联盟为实证研究对象,分析和校验了联盟伙伴特征、可置信承诺对战略联盟稳定性的作用路径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资产互补性、经营实力匹配度和目标兼容性等联盟伙伴特征维度对于联盟伙伴的可置信承诺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而对于战略联盟稳定性的直接效应不明显;对战略联盟稳定性产生显著影响的是,以关系性资产投入数量和质量来测度的联盟伙伴可置信承诺行为,联盟伙伴特征通过可置信承诺对战略联盟稳定性产生间接影响。

增加可置信股改承诺的博弈分析

本文采用博弈理论来探讨A股证券市场中的股权分置问题,具体运用囚徒困境模型、子博弈纳什均衡,剖析股权分置改革对象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行为背后的博弈对策。

预期、不可置信的承诺与政策失效——来自房地产行业的实证检验

本文结合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典型事实,通过建立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与实证研究,分析了公众预期对经济政策效果的影响。文章的结论表明,由于政策效果的事前不可观测与事后执行当中的逆转,房地产调控政策成为不可置信的承诺;在社会公众理性预期的基础上,政策承诺的不可信导致调控政策失效;预期与政策承诺的不可信是房价的G ranger因,且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预期与政策承诺的不可置信性对房地产价格有着长期的正向动态影响,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逐渐增加。

从博弈论承诺可置信模型研究道德语言意义实现

黑尔认为道德语言也适用于形式逻辑并且包容着蕴含关系,并据此推出事实不蕴含价值的结论。黑尔在对道德语词应用的语境进行了研究,但认为这种语境只是一种"语句语境"对道德命题没什么影响。通过博弈论模型研究可以发现道德语言意义的实现与它在实践活动中的具体行为博弈情况密切相关。

论医保基金收支中的承诺兑现--基于制度可持续的视角

医保制度改革是世界性难题,医保基金收支中的挑战更多地源于政府作为强制性制度的构建者和参与者双重身份之间所产生的矛盾。保险人(政府)能否兑现医保基金收支中的"期初承诺"是关系到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研究发现,保险人政策目标的多重性降低了其执行医保基金支付承诺的意愿;隐形债务的压力、不合理的医保支付等削弱了承诺兑现的能力,直接表现为医保基金的"惜付"行为。这就导致了新农合、居民医保等非强制性缴费制度的用脚投票;本应由医保系统承担的风险转由个人自留;较高的缴费加重了企业劳动力成本负担。所以,政府需要做出可置信承诺,即构建起待遇给付的动态调整机制、补贴政策的法律约束机制、制度融合的分离均衡机制。

系统创新与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企业诚信承诺保障系统新探

通过系统创新和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突破传统信用制度,建立以零风险举报与奖励系统为核心的企业诚信承诺保障系统。该系统能有效地区分诚信企业和非诚信企业,实现“良币驱逐劣币”,营造诚信和谐社会。

农业价值链金融的风险管理机制研究--以广东省湛江市对虾产业链为例

分析广东省湛江市对虾产业养殖环节和流通环节的价值链金融的运作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发现:在农业价值链金融中,基于风险控制的承诺可置信的前提条件是农超核心组织在农业产业链中的全流程控制,包括农业核心组织对农业生产过程实施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对流通环节中的采购、仓储、交易、结算等进行全流程的把控。全流程控制是信息优势、基于抵押和高转换成本的威胁和惩罚以及监督优势的前提。因此,农业核心组织和金融机构应该基于价值链再造和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全流程控制进行商业模式和业务模式的创新,从而更好地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促进金融普惠。

农业信贷担保机构介入产业链外部融资的路径探索

本研究基于“第三方”抵押品替代机制的理论框架,分析了农业信贷担保机构介入产业链外部融资的作用机理与缔约条件。研究发现,(1)产业链特有的资金闭环、信贷担保契约镶嵌于生产契约的互联机制设计,使得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化解信贷风险,介入产业链外部融资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2)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在产业链外部融资中发挥了“第三方”抵押品替代的作用,通过系统外增信,缓解了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配给。(3)核心企业的最终禀赋、信息与监督优势、风险承担能力以及对农业经营主体的违约惩罚,是农业信贷担保机构介入产业链外部融资的基本缔约条件。本研究结果为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论依据。

新常态下低保制度的功能定位研究

低保工作已经逐渐成为社区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如何确定低保对象甚至已经成为基层信访与干群矛盾的焦点。低保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兜底线",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低保项目往往被权力异化成送人情、维稳、炫耀性寻租以及基层治理的手段,导致"逆向补贴"和"成本转嫁",在经济新常态下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功能错位使低保制度偏离了"兜底线"本位,反而成为"劫贫济富"的工具甚至诱发社会矛盾的"动乱器"。功能错位的根源在于供方的道德风险,改革的路径是通过约束政府权力让低保制度回归"兜底线"的功能本位,改革的逻辑不是单纯加强监督等计划经济思维,而是通过完善社会救助立法体系和征信体系、向社会组织分权等低成本的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增加供方制造道德风险的成本,减少政府制造道德风险的机会,消除行政垄断,让官办社会组织回归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形成合理的社会治理机制。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博弈分析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作为理性的行为主体,其行为都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然而,由于政府无法给予跨国公司一个可置信承诺,反而使本来可以双赢的结果变得不尽如人意。本文试图通过建立一个量化的模型来阐明该博弈的具体过程,定量地指出在有一个可置信承诺时,政府从中得到的更多的效用,由此找出了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应通过法律的形式给跨国公司一个可置信承诺,由此实现双赢。

基于资产专用性理论的控制性股东行为分析

本文基于资产专用性理论对控制性股东的行为进行了分析。控制性股东投入专用性资产是其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一种可置信承诺的信号。专用性资产的投入是控制性股东获得控制权的一种成本,投入的成本必然要求回报,控制权收益就是这种回报的结果,这是一种为了补偿成本的合理收益。当大股东继续谋求个人收益最大化、超出了合理的控制权收益的界限时,大股东的行为就是一种侵害,侵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