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参考行政罚款制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数额计算规则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解释》第10、12条构成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计算规则条款,该组规则选择了“基数×倍数”的“倍数计算法”作为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计算方法。鉴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与行政罚款具有高度同质性,基于平等对待当事人的要求,确定两种金钱类惩罚性责任之数额的运算规则与计算结果应当基本一致。但现实是二者在考虑因素、裁量区间和设定方式上均存在矛盾,难以实现平等对待当事人的目标。通过比较法考察,倍数计算法尽管广泛存在于普通法系国家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中,但却一直未成为通行做法,只是无法采用最优规则之下的权宜之计,并受到较多质疑。在易造成不平等对待当事人之后果及没有特别且充分的正当性基础作为支撑的情况下,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应由行政机关主导的原则,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计算规则不宜采用倍数计算法,而是应当与相应行政罚款的计算规则保持一致。

我国反垄断法中罚款裁量因素的结构性功能重塑

就法律责任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首次修订侧重责任类型的细化,而对罚款裁量问题的关注有所不足。在责任体系构建完成后,细化法律责任的科学性、合理性问题应提上日程。反垄断罚款制度包含高度复杂的结构和程序,在这一结构中基本裁量因素应发挥初步调整与平衡的功能,政策性裁量因素应发挥合理性调整与平衡的功能。但是,通过对我国2021年以来查处的42起违法垄断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反垄断罚款裁量因素呈现结构性功能缺失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应有的指导价值。导致该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法定裁量因素模糊和“一步式”裁量过程隐形化,因此需要从明确裁量因素适用步骤、细化法定裁量因素类别、确定裁量因素对罚款比率的影响幅度三个方面进行反垄断罚款裁量因素结构性功能的重塑。

外汇管理行政罚款裁量电子化探索

外汇局作为国家行政执法部门,在2021年出台了《外汇管理行政罚款裁量办法》(汇综发[2021]68号),为外汇管理行政罚款电子化裁量提供了基本的规范和标准。2022年8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提出“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将行政裁量权基准内容嵌入行政执法信息系统,为行政执法人员提供精准指引,有效规范行政裁量权行使”。文章通过研究我国现有行政罚款电子化量罚经验,提出外汇管理行政罚款裁量电子化建设的思路及建议。

我国反垄断罚款基数的适用问题研究——以“上一年度销售额”为解释对象

我国反垄断罚款兼具剥夺违法收益和惩戒的双重功能。但“上一年度销售额”作为我国反垄断罚款的计算基准,仍存在解释歧义。区间倍率式的一元罚款结构限定和罚款需兼容“没收违法所得”的制度目的,使得合理界定“上一年度销售额”具有现实意义。以反垄断法立法目的为指引、以威慑理论为逻辑基础,原则上应将“上一年度”理解为与执法机构作出处罚时在时间上最接近、事实上最关联的违法行为存在年度,将“销售额”理解为“总销售额”。这一界定符合过罚相当原则。但在例外情况下,亦可允许执法或司法机关通过类型化的总结,将“销售额”解释为“涉案销售额”,以纾解个案可能存在的处罚过重之弊。

反不正当竞争罚款制度精细化研究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罚款制度存在处罚上下限设计不当和处罚裁量区间过大等问题。为解决该问题,发挥罚款效用,反不正当竞争罚款制度应以实现最优威慑为主要目标。在反不正当竞争罚款设定时应充分运用比例原则,既要考量多元利益平衡,又要兼顾与民事赔偿之间的衔接,避免整体威慑过度。基于此,反不正当竞争罚款制度的优化举措应为:以精细化罚款为优化思路;罚款设定方式改用倍率数距式为主、数值封顶式为辅;罚款裁量时需考虑基础裁量因素、辅助裁量因素和特别裁量因素。

遇事就罚款可行吗

近日,四川某地一村民焚烧秸秆被村委会开罚单的事备受关注。当地表示,此举仅是为了震慑、提醒村民不要再焚烧秸秆,实际并未罚款。近年来,部分农村施行焚烧秸秆罚款、不按规定办酒席罚款、乱扔垃圾罚款等举措,旨在通过罚款对村民进行管理。那么,遇事就罚款的做法真的可行吗?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关于明确行政处罚信息公示中适用“较低数额罚款”标准的规定》的通知(川市监规发[2024]2号)

各市(州)市场监管局,省市场监管局各处(室、局):《关于明确行政处罚信息公示中适用“较低数额罚款”标准的规定》已经省市场监管局2024年第2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外汇局作出加处罚款决定的实践困难与建议

加处罚款决定在外汇管理行政处罚实务中容易出现偏差,作出决定的程序以及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面临一定的困难和争议,学术界和司法机关也有不同的态度。因此,需要进一步辨析清楚相关法律规定,以规范包括外汇局在内的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统一司法机关裁判准则,确保加处罚款决定依法实施,更好地实现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目标。本文在分析了加处罚款决定面临的实践困难的基础上,提出了规范加处罚款决定的操作程序、两次催告应具有相同的法律要求、准确把握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时间点、明确加处罚款减免的条件和程序等建议。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工作方案》的通知(赣府厅发[2024]19号)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江西省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工作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关于明确行政处罚信息公示中适用“较低数额罚款”标准的规定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5号)第十三条第一款“仅受到通报批评或者较低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信息自公示之日起届满三个月的,停止公示。其他行政处罚信息自公示之日起届满三年的,停止公示”以及第二款“前款所称较低数额罚款由省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结合工作实际规定”的规定,为做好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工作,提高执法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完善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相关标准,结合本省实际,现将本省范围内上述“较低数额罚款”的标准明确为:对自然人处以五千元(不含本数)以下的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五万元(不含本数)以下的罚款。

也论国家安全行政罚款权

国家安全机关应当享有行政罚款权,既无理论障碍,亦有实践支撑。国家安全行政罚款权研究不能仅满足于对罚款必要性的重复论证,需解释现象,更应改变现状、加强制度建构。宜在修改《反间谍法》时确立国家安全行政罚款权,但罚款的适用情形须多元、具体数额可裁量、缴纳方式要灵活、监督救济得完备。为了避免国家安全行政罚款权异化,还应隔绝国家安全行政罚款和任何与国家安全机关相关的经费利益关联,国家安全机关只收不支,罚款一律上缴国库。

浅析公式格次化和专家评分法在人民银行行政罚款裁量中的应用

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罚款事项的决定》,取消调整部分罚款事项。罚款是《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形式之一,也是最常见的行政处罚手段。本文通过梳理人民银行监管领域法律法规行政罚款的主要设定模式,提出进一步细分罚款格次的公式化方法,并建议引入专家评分法优化行政处罚委员会委员审议权力的行使,以更好实现裁量权的公正行使,做到过罚相当,防止畸轻畸重。

关于《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我省地方政府规章设定罚款限额的议案》初步审查的报告——2023年3月30日在福建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受主任会议委托,法工委对《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我省地方政府规章设定罚款限额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进行了初步审查。为做好初审工作,我委与省政府办公厅、省司法厅就议案的主要问题进行沟通,收集、研究国家相关规定和兄弟省市立法情况,赴莆田开展立法调研,召开委员、部门和专家论证会.

政府采购领域中“较大数额罚款”之解释路径——以《政府采购法》第22条第1款第(5)项为展开

政府采购领域中基于“较大数额罚款”的招投标资格限制标准争议是长期困扰学界和业界的疑难问题,即便财政部推出全国性的统一标准之后,也未从根本上解决该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路径问题。基于《政府采购法》等上位法的立法目的解释,应当明确政府采购领域中作为重大违法记录的“较大数额罚款”,是一种实体性的权利限制标准,须严格遵循法律优越原则,禁止不当适用行政处罚中的听证标准。对“较大数额罚款”的解释路径存在统一定量和个案裁量两条进路,可以根据执法情景选择适用。同时财政部门在个案认定中还要充分考虑到主管部门对“较大数额罚款”的失信认定体系与另案处罚机关的个案判断权,来准确认定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是否达到“较大”,以实现政府采购活动中的风险管制与违法威慑。

论我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中“较大数额罚款”标准的确立--基于26部地方立法文件的分析

我国现行法律明确规定了行政相对人面临行政处罚时享有听证的权利,而“较大数额罚款”则是启动听证程序的重要情形之一,且属于该规定的第一项。此后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也相继出台了多部法规以及规章来细化该规定,但查阅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可以发现,国务院各部委的规定和地方立法之间存在一些不一致,包括设立的金额标准不同、适用规则冲突等等,甚至还产生了地方立法的“抵触”现象,给行政机关开展实务工作造成了比较大的困惑。这种情况下,通过对当前地方的相关立法进行梳理和总结,检视其问题和不足,进而探索确立一个可行的认定标准,不仅对于推进依法行政、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而且也可为我国下一步出台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提供有益的经验积累。

行政诉讼调解中罚款变更的适用标准

当事人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不服,可以采用申请复议或者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诉讼过程中亦可采取调解的方式以实际解决行政纠纷,终结诉讼程序。行政处罚类行政诉讼调解书涉及罚款事项,但罚款变更的范围、依据、标准等各不相同,如何平衡当事人的处分权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和法院的审查权,是多元化实质性化解纠纷不可回避的难题。法院应当审查罚款变更的合法性和自愿性,对于降幅超出法定范围的不予认可。对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法院应当依职权选择公开调解协议。对于罚款金额降幅超过50%以及多次违法受罚的,严格审查。

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之平衡——非机动车行政罚款的立法经验

试验性立法作为改革开放的立法实践方式,已然成为我国立法改革的重要模式,但从技术性的角度来看,在很多关键环节依旧存在缺陷,这将直接影响试验性立法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应该出台正式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对试验性立法模式作出一般规定,并制订出从方案提出到最后评估的详细流程。

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体系定位

独立的制度空间是发挥独立价值的基础,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其与刑事罚金、行政罚款的关系,讨论在刑事罚金和行政罚款之下还有无独立的制度空间。在功能上,三者具有同质性,均旨在惩罚遏制违法行为;在适用的案件范围上,食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与食品犯罪趋同,并被行政处罚所包含;在金钱罚手段上,针对食品违法行为,《刑法》与《食品安全法》规定了足够的金钱罚手段,客观上无需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予以补足。因此,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并无大范围适用的必要。但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相对于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具有自身的制度优势,其适用范围应据此确定,以形成相互区分又有机衔接的规制体系。

环境法治视角下的环境行政罚款制度之完善

行政罚款是指行政主体根据相关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相对人处以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惩罚措施。环境行政罚款作为行政罚款的子概念,指的是环境行政部门要求违法者缴纳金钱的惩处措施。以“上海市民修剪香樟树被罚14万”事件为切入点,对域外环境行政罚款制度进行考察,并对我国环境行政罚款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建议结合现实问题和域外法治经验,加大罚款和教育结合力度、优化环境行政罚款方式、强化罚款自由裁量权的制约以完善该项制度。

我国反垄断罚款制度的结构优化研究

反垄断罚款制度是各国反垄断法规制垄断行为的核心制度,我国反垄断法的罚款制度在威慑垄断行为和罚款数额的计算中具有独特的规制效果。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垄断行为的罚款制度构造体系都具有准确的构造选择。但在我国反垄断制度适用过程中,罚款制度的结构性构造略有不足,究其根源在于我国反垄断法罚款制度的构造结构较为单一化。针对具体案件中,要素功能性分析不完善等问题仍需重点关注。目前,针对企业的反垄断合规调查与处罚案件数量不断增加,然而我国反垄断罚款制度中的规定尚存遗憾,采取直接计算罚款数额的制度结构体系并没有十分清晰地体现制度中的结构优势,因此有必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与优化,以更好地发挥我国反垄断法的功能优势,促进我国形成更加良好的竞争秩序。